总篇
应对变动调整中的周边新局势
张蕴岭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与此同时，这个地区又是新旧矛盾的交汇点，因此，这个地区的局势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地区和世界都影响极大。
东亚经济新格局
经济是基础，经济环境是周边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的调整艰难，构建发展新动力和实现新平衡的进程拖长。特别是东亚地区，其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通过调整、转型和重构，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能。
（一）重建中的新经济均衡
东亚是我国周边地区的经济重心，也是我国经济的依托重点。经济危机前，东亚经历了长久的繁荣期，但是以往的繁荣是建立在东亚负责生产、北美进行消费这种大结构之上的。在这个架构下，东亚地区生产的扩张进度高度依赖于北美的消费增长速度，如此形成一种“危险的平衡”。在这种平衡架构之下，美国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经济逐步服务业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东亚地区则正好相反，其大量吸收来自美国的投资和相关的产业链投资，经济的主体结构制造业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在东亚负责生产、北美进行消费这样的结构里，资金却出现了逆向性回转，即东亚积攒了大量的美元，这些资金以非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北美流动，这样，美国成为借贷国，东亚成为投资者，而东亚需要的投资资金又从美国流出，这就构成另一种“危险的平衡”。
2008年的次贷危机打破了这两种危险的平衡，出现了消费和制造的结构性分离，以及资金流动回转链条断裂。首先，由于信贷危机，美国消费的扩张力消失了，甚至可以说是萎缩了，反馈到东亚的制造业上表现为东亚的制造业开始遇到冲击，它失去了外部支撑的基础，也没有扩张的动力。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似乎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次金融危机的调整需要这么长时间，已经8年多了，今后还需要多少年，现在还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慢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平衡没有形成。那么，未来可能形成新的平衡吗？未来新的平衡的结构方向还不明确，这种平衡到底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上？
如何重建平衡？显然需要重建内部结构来寻求新的突破。比如，美国下大功夫，要重建制造业。美国大选奉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上台后，决计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施压让美国公司的产品回美国制造。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困难不少，美国公司离不开广泛的分工网络，美国消费离不开外部的生产供给。特朗普政府下大决心要这样做，以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为主要经济战略的东亚国家就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过度保护主义的美国贸易和投资政策不仅会引起贸易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破坏现有的市场秩序和规则。之前奥巴马政府力推TPP，按美国的意愿制定规则、排斥中国，协议谈了多年，谈判终于完成。现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原来的谈判作废，要搞“双边谈判”和“单边制裁”。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这样做，必然会对恢复中的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震动。
从纠正以往的失衡角度来分析，就东亚而言，它也不会回到只为自己生产的道路上，还是要参与分工。但是，要提高内部消费的能力，需要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提高服务业比重。东亚的制造业能力无与伦比，这就需要调整结构，并构建区内新的产业链。如果东亚区域内部消费能力提高了，经济结构又有了新的调整，服务业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可以重建经济增长活力。不过，重建的动力有多大，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何创建新的增长机制？新的增长机制在哪里？东亚地区拥有最大发展潜力，问题是如何使其发挥出来。发挥东亚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于改善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新型发展合作，重在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发挥经济综合发展的潜能，改变过度外部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结构首先要改变基础环境差的状况。以东盟为例，其内部建成了自贸区，内部关税基本为零，但要增加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很难，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综合的发展环境差，特别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向外走容易，向内部拓展反而难。在这方面，东盟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提出了互联互通建设，但是缺乏资金，进展缓慢。“一带一路”建设从基础设施入手，可以改善东南亚的基础发展环境，这样，东盟内部的潜能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了。以往，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深化市场开放程度，事实表明，仅有市场开放还不够，还要有综合发展条件的改善，包括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来创建经济的内在发展动力。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可以激发东亚的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区域，拉动亚太地区整体的经济关系结构的重构。
（二）重构中的新型合作机制
当今时代，各国间的经济相互连接，相互依赖，关起门来搞发展行不通，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也不行，需要开展合作。在我国的周边，已经建立起来多个框架的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对话合作机制，包括升级版的自贸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包括秘书处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等等。以往，大多数区域合作的重点是通过构建自贸区推进市场的开放，在新形势下，综合性合作的动力逐渐加强。
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延伸周边地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主要的大区域合作框架，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开放与合作的大市场。尽管APEC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市场开放的目标，但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目标难以实现，致使“各自为政”的小自贸区构建成为主流，这让APEC失去了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构建的主导影响力。2014年，在中国的推动下，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起步，2016年，中美牵头完成战略性研究，APEC领导人同意继续推动FTAAP建设。不过，现实地看，该进程会持续很长时间。而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他宣称要实行“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终止TPP，强力推行双边谈判，要求美国公司回归生产等，因此美国对构建FTAAP更不会感兴趣。
现在，人们把希望放在RCEP的谈判上。RCEP包括16个成员，既有发达的经济体，也有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彼此差别很大，需要寻求共同可以接受的模式。特别是，要考虑到东亚经济调整，构建新发展动力的需要，把开放与合作有机结合起来。东盟主导东亚1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RCEP的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对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构建亚太地区新的经济发展平衡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东亚能够在开放合作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这也会对特朗普推行的孤立主义和双边主义产生巨大的压力。在这方面，尽管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扛起领导者的大旗，但可以在推动开放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如果这方面做得到位，会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作为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的认可与支持。当前，人们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引发“贸易战”，因而需要阻止这样的趋势蔓延。
综合力量对比新格局
国家间综合力量对比是决定双边和区域关系结构与秩序的基础。我国周边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转变对我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量对比的影响可以通过单边与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前者主要体现在大国的力量对比上，而后者则有不同，尽管大国力量对比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在有些情况下，中小国家亦可以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1）近代以来，我国周边力量对比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大国力量的对比转换，其中，一是日本的崛起，导致中日力量对比以及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反转；二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并且组成集团；三是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并组成盟国集团。日本崛起，中国衰落，其结果是中国构建的外部关系和地区秩序遭到破坏，自身安全不保，被日本侵略。苏联崛起，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苏联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依托，但是，后中苏分裂并对抗，苏联成为中国的最大安全威胁，直到苏联解体，这种威胁才退去。在冷战中苏结盟期间，美国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如今，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又成为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它利用多种战略，试图重返亚洲，并进行战略部署，压缩中国的战略拓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霸权，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并不是与美国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两国力量对比的碰撞主要体现在东亚地区，涉及美国深度介入的那些领域。与以往相比，如今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力量上升所作出的各种“进攻性防御”，它们明显具有对中国力量的压制和对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零和性质的对抗，在那些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仍有交往、协商以及合作的空间，这也是中国提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可以开展战略对话，并达成诸多协议的基础。再则，两国间的这种“争中有合，合中有争”的态势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关键是如何防止失衡。
在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中，印度的综合力量提升也是其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不过，尽管中印曾经为边界争端发生过战争，但是，从总体来看，印度对中国周边力量大格局变化的影响还是限制在南亚次区域范围内。再则，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用来推动经济、安全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鉴于东盟本身是一个以构建内部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合作组织，对于稳定综合关系与秩序具有稳定的功能。
（2）中日之间的力量转换最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周边地区，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且超越日本的速度很快。2010年，从美元计算的GDP总量来看，中国在2010年刚刚超过日本，到2015年，就超过一倍多了，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尽管日本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很多，但就国家间关系而言，综合力量显得很有意义。鉴于国家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在总量指标上，即便中国的人均GDP到2050年以后仍将居于全球中位，但总体实力会跃居前位。一个国家的总量指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动员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如此观注中国综合力量的快速提升。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为东亚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市场、技术和资金，构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但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其国内市场扩展能力下降，而中国逐步替代日本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在仍存在差距的投资领域，中国赶超的步伐也很快。中日之间的经济力量和影响对比在发生变化，在外部转变成“对抗性竞争”（争利），在双边体现为综合力量对比转变形势下的安全体构建，其中包括领土争端、日美同盟加强等，这方面具有发生冲突的风险，特别是日本政府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军力建设，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日本力量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负能量，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日本力量的能量转向，成为中国周边环境的积极因素，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
（3）在力量转换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对未来预测的定位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绝大多数的预测都认同，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预测被认同，就变成了影响力，各国就要按这个大趋势做各种准备。像马丁·雅克，他就写道：“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预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一个预测定论影响很大。比如，虽然中国自己不接受G2，实际上却在亚太形成了中美两大力量对决的架势。从现在来看，大家都认为中国离美国还差一大截，但是加上预测这个因素，大家都相信了。这个对于力量的对比分析的预测，对各国制定政策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者，被认定会对霸权美国形成全面的冲击和挑战，这就把中国架在火上烤，就会让美国决策者为此做准备，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重返亚洲等战略部署也可以被看作对此的“过度反应”。如果中国自己也因此“高估实力”冒险盲动，那么，对抗就会发生，从而背离建立新型大国的轨道。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强大，后来衰落，现在又复兴的大国，更令人敬畏。从认识上，很多人认为，一个新复兴的国家会从新起点上去重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的世界强国则有不同，还会把失去的东西要回来，这两个因素就使外界对中国的预测认识变得更为复杂。现在出现的许多矛盾，都是受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尽管中国是在现行国际和地区体系上崛起的，但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还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中国要树立新增的竞争力，复兴就是重建辉煌，把曾经失去的重建起来。“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新型发展合作，但重提丝绸之路，也有“唤回逝去的记忆”的含义。中国曾经是世界强国，这个“唤回”也会让人们担心，担心中国想重新构建主导地位。就安全领域而言，“冷战”结束后，这个领域主要是美国在主导，未来保持原样是不行的。中国提出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亚洲的安全由亚洲来解决，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秩序，不只是美国，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和新秩序感到担忧。有人说，中国反对强权，声明不会称霸，但又经常提大国、小国这样的概念，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中国推动建设的新体系是平等的、合作的、和平的呢？中国的崛起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这就形成了一种抱团的趋势，要对中国进行制约，很多国家在各种力量之间脚踩两只船，权衡各种利益。因此，周边地区的关系和秩序面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构的复杂挑战。
热点升温下的新形势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不少容易升温的热点问题，热点升温必然对周边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周边的主要热点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与中国有关的领土、海域争端；二是与中国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三是针对中国的危害性行动与措施。热点问题升温过去也有，但没有像现在这么热，且三类热点同时升温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特点、新的形势。
（1）南海领土和海域争端早就存在。为了稳定大局，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而，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南海问题提起诉讼，破坏了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南海争端的大原则，而偏袒一方的国际仲裁庭的仲裁结果，更是火上浇油，再加上美国的强势介入和炫耀武力，让争端险些变成对抗。只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参与、不承认、不对抗的“冷处理”政策，才让升温的局势没有变成燃烧的战火。领土争端最难解决，加上了海洋划界就更为复杂，问题要获得解决，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智慧，太急了不行，单方面仲裁行不通，战争更不是好的选择。当年，中国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在坚持主权不放弃的情况下，以维护和平为宗旨，以开展合作为平台，以创建共利为目的，尽管推动联合开发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在避免冲突、维护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方向上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形势与当年有所不同，现如今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了岛屿建设、还有了所谓的国际仲裁，尽管如此，稳定南海大局仍然是一个大战略。所谓稳定大局，主要的含义是：其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的大局，创建协商与合作的环境，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和干预；其二，维护中国-东盟间的合作大局，不让南海问题成为主题。南海海域涉及众多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助于增加共利空间与合作基础。当然，公共产品，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比较复杂，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理念，也要有实际的行动。比如，公共产品是由一家提供，还是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能有哪些？中国作为实力最强的国家，自身的战略如何定位？通过什么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如何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可接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随着菲律宾国内政局的变化，围绕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局势必然发生转变，出现了以合作代替对抗的利好趋势，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对抗非但没有结果，反而会受损。面对转好的局势，重要的是要让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使其不可逆。南海争端可以探讨一些新的思路，比如有人建议对南海的一些争议岛礁和海域实行“共享主权”，这样可以解决搁置争端上的“争端病复发”问题。菲律宾方面提出，先把黄岩岛的主权问题放一边，把海域变成共同捕鱼区，把泻湖变成保护区，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思路，这比搁置争议又近了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就更近了一步。
南海出现了新的变局，中国的战略在变，中国也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来掌控这个地区，但其他的势力也在加强干预。南海变成了一个大国力量和地区力量博弈的场所，这是一个新形势。南海的最重要问题还是如何稳住大局。美国炫耀武力只会添乱，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扩大军力也难有效解决争端，我们还是需要有创新的大思路和大作为，不让南海问题成为羁绊中国崛起的障碍。
东海热点也在升温。东海问题升温的实质是中日力量对比的转化。近代以来，日本崛起掌控了东海，二战日本战败，美日成了同盟，东海成了美日的“领地”和安全防卫区，钓鱼岛被置于这样的大格局之下。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必然要突破这种由美日自行划定的势力范围限制。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和中日之间的利益之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标打造新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稳住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但只能是在创新的前提下维护，不可能不加以改变。很显然，东海问题升温不仅是中日之争，还有美国要维护在这个地区构建的秩序。秩序转变需要时间，理想的状态是平滑进行，但也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危机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控制和危机处理是首先需要应对的问题。
（2）朝鲜半岛危机重重，不仅各方不让步，并且矛盾还在升级，一是南北对抗；二是大国参与无共识，朝鲜半岛似乎又回到激烈对抗的老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东北亚的主导趋势是推动协商、合作，但美国重返亚洲，朝鲜的核武器试验，韩国的萨德部署，让合作让位于对抗。这种热点升温和对抗升级能不能降下来？会不会继续升级呢？着实令人担心。特别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个未知数，政策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还很难说，只有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韩国国内政局不稳，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新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样的南北政策，也是一个未知数。危险之处在于，在形势危急之时，变数和未知加大了风险。
朝鲜半岛也好，东北亚整体格局也好，都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在以往的历史中，因朝鲜半岛、东北亚格局变化，不乏让中国利益大损的案例，因此，中国把政策定位的重点首先放在防止生乱生战上是必要的，但从长远发展看，还是要构建朝鲜半岛、东北亚的综合稳定机制，还要有中国可以发挥引领性作用的机制。以去核为前提，中国曾推动了六方会谈，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现在似乎又回到分庭对抗的老路中。在此情况下，中国要能发挥大的作用，有大影响力的战略。到底战略该怎么定位？如何发挥大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3）美国加大应对中国崛起的力度，包括制定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战略，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同盟和准同盟圈，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等，这些本身就是热点升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诱发其他热点升温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周边地区热点升温有着很强的美国因素。美国不是周边邻国，但是美国在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存在，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如此。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领衔搞TPP谈判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制定规则”，特朗普竞选中和当选后都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惩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安全上，美国把多数海空力量转到太平洋，在韩国部署萨德，等等，这些针对性很强的举措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然，美国也难调动起所有的力量来围堵中国，各国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考量。对周边国家来说，与中国发展对话、促进共同协商与合作也是重要的选择，“脚踩两只船”“三心二意”所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利益定位，对于周边地区关系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形成一种复杂的平衡。还有，如今在周边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基于合作而非结盟对抗的机制，比如，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它们有助于推进稳定与合作大局的构建。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是大局中的大局，这既要靠自身不断提升实力和能力来实现，也要靠构建一个稳定、合作与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周边地区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诸多变化中，中国本身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这是认识和定位周边地区战略与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为此，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新的方略来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