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
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中间偏右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不一定意味着印度的对外政策必然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虽然大国的对外政策不会因为新政府的上台而改变，但是国内政治的重大转向和外部环境的剧烈演变一定会使对外政策发生变化。1991年，新德里就经历了这样的时刻，印度不得不应对国内旧的经济秩序的崩溃以及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印度内部经济导向和外部诉求的变化，迫使印度重塑其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在经历了对纳拉辛哈·拉奥（P.V.Narasimha Rao）与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Inder Kumar Gujral）执政的初步适应之后，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大胆地为印度勾勒了新的对外政策轨迹。如果说客观因素确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本质，那么主观因素则往往对一国外交事务的具体实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势政府会抓住呈现于眼前的稍纵即逝的机遇，而弱势政府则白白浪费机遇，使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不同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行事风格与特点，会对政府与国家的公信力和声望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2014年5月底，莫迪开始执政并为印度的对外政策打上自己的烙印。尽管并非所有的举措都背离了印度过去的对外政策立场，但是他以过去25年以来印度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渐进演化为基础，主动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4年6月以来，莫迪总理对印度长期对外政策目标更为清晰的定位以及大力推进这些目标的政治意愿，为印度外交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如果想了解莫迪领导下印度国际关系的前景，就必须了解2014年印度大选之后国内新的政治环境。莫迪当选总理可能会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而且已经开始对德里如何与世界接触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无法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但我认为，1989～1991年是印度独立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转折。审视前后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方向，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莫迪的外交之道。
第一共和国
1947～1989年的第一时期可以用三个特征来定义：根植于国大党体系的政治稳定，追求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背景下经济自给自足以及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在政治方面，除了1977～1980年这短暂的几年由一个非国大党的政党联盟统治德里之外，印度的这个大老党（Grand Old Party）掌控着整个国家。国大党就像一顶硕大的帐篷，把大量不同的政治联盟聚到一起，并且不停地调解着其中的重重矛盾。尼赫鲁家族曾经轮流支配着这个政党。在1947～1989年的42年时间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外孙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统治印度近38年。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国大党享有广泛的党内民主，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由民族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负责管理。尼赫鲁之后，国大党则先后完全处于英迪拉·甘地与拉吉夫·甘地的统治之下，党内活力几乎丧失殆尽。除了1967年的大选之外，1952年、1957年、1971年、1980年和1984年的大选，国大党均获得大胜。1977年的大选，是对英迪拉·甘地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所采取的过度行为的压倒性否决。
国家层面上的广泛政治稳定与赞成经济自给自足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如果说尼赫鲁将国家置于主管经济的制高点，那么英迪拉·甘地则给印度政坛注入了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在第一共和国，印度严重限制私人资本的作用，不重视贸易的重要性，并且排斥外商直接投资。德里逐渐切断了印度与次大陆、亚洲邻国和印度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1977～1979年，人民党（Janata Party）的短暂执政，也没有带来任何变化。事实上，正是人民党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可口可乐（Coca-Cola）这样的美国大公司逐出了印度。唯一对这一广泛的社会主义共识提出质疑的是自由党（Swatantra Party），1967年大选之后该党成为人民院（Lok Sabha）里的主要反对党。但是到了1971年，在民众广泛支持的英迪拉·甘地的浪潮中，该党被一扫而光。保守主义的印度人民同盟（Jan Sangh）采用“甘地式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纲领，1980年，该党化名为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ya Party）。一直到1984～1989年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时期，印度才开始了经济体制自由化的尝试。
在第一共和国，赞成不结盟的共识历经多年逐渐形成。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遭到了左右两派极端势力的质疑，认为德里无论与帝国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交往过密。尼赫鲁之后，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在国际交往方面，印度的对外政策也被激进主义逐步吞噬。前15年，印度与东方和西方世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与东西方都达成了经济合作。自从1969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分裂成两派，在印度实行左翼民粹主义民主体制之后，印度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反西方特征。1971年解放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战争，见证了印度与苏联之间像联盟一样关系的巩固。美国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向巴基斯坦的倾斜以及对印度1974年核试验的制裁，见证了印美关系的日益疏远。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和“77国集团”（Group of 77）中，印度在一些全球问题上积极发挥了领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由此又加深了印度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20世纪70年代末，“不结盟”从追求独立的对外政策发展为相信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是后殖民世界的天然盟友。
在地区内，1962年的印中边境之战以及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使得印中、印巴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棘手。印度从英印政府（英属印度政府的简称）手中继承的主宰次大陆的遗产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而德里对待周边弱小邻国的方式则越来越被视为霸权主义。1980年，再度执政的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一起更加积极地寻求与美国恢复关系以及与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各种制约限制了在任何方面取得突破的可能性。
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第一共和国不仅亲历了印度经济的相对分量在国际体系中的滑落，也失去了与邻国之间的历史上的商业联系。新共和国第一个十年，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赢得了一些关注。由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印度发挥了印巴分治后所能胜任的更大作用。然而，尼赫鲁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偏好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导致了第一共和国印度经济处于相对滑坡的态势，而战后的西欧和日本则迅速恢复了活力。部分东亚国家包括1979年之后的中国，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印度扩张性的积极行动的对外政策，掩盖了印度经济分量在地区内外逐步下降的趋势。印度的国际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之间的不断分化，不可避免地对外交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印度与发展中国家一直保持稳定的关系，在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但是，印度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尽管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主张“不结盟”，但是德里发现自己在政治上与苏联走得比西方更近，而印度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松散的经济关系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在国内，虽然国大党在1980年和1984年的大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此时的国大党体系也遭受着各股社会新生力量开始诉求自身利益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旧的经济秩序难以为继，印度在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发展方面被逐步边缘化，对外政策也由于外交上的防御性、不切实际和抵制而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与尼赫鲁时期不一样，那时候印度被认为具有改变全球话语权的潜力，因而得到了冷战双方的青睐。然而，到了第一共和国晚期，印度却自诩为第三世界工会的领袖。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自信和偏爱政治上的正确性，使得战略界处于盲目的状态，而且放弃了对全球权力转移的相关分析。当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试图给印度对外政策注入些许灵活性和现实性时，却遭遇了来自官僚机构和知识界的极力抵制。
第二共和国
始于1989年的第二共和国（The Second Republic），出现了三个标志性特征：国大党体系的崩溃，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的压力，以及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外政策对新的国际环境的适应。1989年的大选使国大党变成了人民院的少数派，从而使其在未来的数十年里都难以东山再起。1977～1979年反对党在德里建立联合政府的短暂试验如今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模式。2014年大选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夺得在人民院中的多数席位。然而，国大党的政治衰败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另一个全国性政党的崛起。反之，第二共和国见证了一些强势的地区性政党的出现以及宗教和种姓身份的动员活动。由此，联合执政最终成了印度中央政府的新常态。英迪拉在位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被彻底改变，中央政府的地位开始弱化，各邦则相应地由弱变强。在曾经出现的一系列统治德里的执政联盟中，几乎每一个政治组织都在某个联合政府里分享了一份国家层面的权力。
1989年之后，政治联盟不得不同时面对多重挑战。在国内，宗教群体与种姓两极分化远远超出了纳萨尔主义（Naxalism）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挑战，纳萨尔分子在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限制了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邦或地区诸如旁遮普邦、查谟与克什米尔以及东北部越来越难以驾驭，给印度边境地区增加了诸多麻烦。然而，最紧迫的任务还是印度经济的重建。到1989年，旧秩序崩塌，石油价格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暴涨，迫使印度不得不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在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印度面临越来越大的重构经济秩序的外部压力。改革缓慢且犹豫不决，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灾难性“左”倾错误之后，邓小平强力推行了有益于改革的全民共识。相反，印度的政治阶层还没有做好认可改革议程的准备，倾向于谨慎地进行经济改革，这一政治共识限制了改革的步伐和范围。在这一方面，1991～1996年担任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印度发展的艰难时刻，提供了稳定措施并开启了改革。
自1991年以来，印度小心翼翼地推进经济改革，历经25年，的确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间几年，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甚至达到了9%，印度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自力更生与内向型发展，是第一共和国的发展主题，那么与世界相互依存则是目前最主要的特征。截至2014年，接近50%的印度经济与进出口密切相关。然而，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国内与国外对印度长期经济发展前景认知的改变。在国内，对印度未来发展的乐观主义情绪替代了以往的悲观主义，出现了有远大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国际上，由于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外界对印度的认知，印度从一个第三世界中的弱国变成了一个颇具潜质的大国。即便是中速增长，印度依然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改变全球力量平衡的强大军事实力。
伴随经济的发展，印度开始重塑对外政策。拉奥睿智而低调的领导，再次为印度赢得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使得印度的外交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无论是否要淡化“不结盟”这一外交遗产，印度都需要找到办法使次大陆的各种涌流恢复平静、与西方重新接触、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修复关系、重新审视印度的周边包括东南亚、中亚和中东。为此，在第二共和国，拉奥勾勒出了全新的对外政策框架。同时，拉奥成功躲避了来自美国的要求印度放弃原子弹和导弹的压力，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印度核试验奠定了基础。随后，印度人民党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总理在1998年5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宣布印度从此成为核武器国家。
尽管在第二共和国，印度并未摒弃“不结盟”的口号，且继续对“不结盟运动”表示尊崇。但1989年以后，无论是“不结盟”还是“不结盟运动”在印度外交中都不再占据中心位置。印度越来越重视20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以及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等小规模多边（minilateral）组织，而不再是“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强调要融入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在内的亚洲区域性组织。同时，重新与大周边（extended neighbourhood）建立联系，成为第二共和国印度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如果说纳拉辛哈·拉奥的“东向政策”是诸多外交努力中最为成功的一个，那么其他重要举措还包括促进印度与中亚、波斯湾、中东与印度洋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领域的联系。这些努力取代了第一共和国印度在全球议题上哗众取宠的偏好。
第二共和国，印度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在次大陆的地位。1996～1998年，妥善处理印度与邻国之间累积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政府的特别优先任务。古杰拉尔主义主张德里对其邻国应当更加慷慨大度，该理念得到了他的继任者瓦杰帕伊（Vajpayee）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更为果断的贯彻。印度强调区域一体化，体现在重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以及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关系。
第二共和国，印度为改善印巴和印中关系做出了特殊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面临来自巴基斯坦跨境恐怖主义不断加剧的威胁，但历届总理也在寻求通过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促进印巴关系的正常化，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如果说，正是古杰拉尔将克什米尔问题放到与巴基斯坦的谈判桌上，瓦杰帕伊则明确了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双边谈判框架。在2005～2007年，曼莫汉·辛格博士与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将军之间建立了一个秘密对话渠道，差点就签署了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框架。2007年，穆沙拉夫将军的失利和2008年11月在巴基斯坦组织的孟买恐怖袭击，为印度寻求印巴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制造了困难。2005年，印度与中国在新德里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印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问题取得了进展，但谈判依然停留在寻求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领土妥协层面。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西藏后勤基础设施的转变，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印度试图赶上，这就使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边境的相对和平与安宁受到了压力。中印双方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而不是寻求争端的解决。
第二共和国印度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之一是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有了更加紧密的接触。20世纪80年代，尽管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为纠正向苏联一边倒并寻求与美国更多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改变印度与大国关系的不懈努力只是到了第二共和国才真正开始。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帮助印度深化了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印度还与俄罗斯保持着传统的伙伴关系。尽管印度一直在拓展与所有大国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但是德里还是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深感焦虑。对美国介入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担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1998年，当印度通过核试验突破困境之时，美国对印度实施了制裁并寻求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印度则通过与克林顿政府之间紧锣密鼓的对话，化解了此次危机。
2001年入主白宫的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对于印度的担忧更能理解，并以战略眼光看待与德里的潜在的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布什政府“去归化”（de-hyphenated）了美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克什米尔争端上采取了严格的中立立场，开启了美印之间广泛的防务合作，主动平息了与德里的核武器争端，并在2005～2008年将印度纳入全球核秩序之中。辛格博士似乎一直在响应瓦杰帕伊关于印美是“天然盟友”的观点，但却发现自己无力将德里的政治抵制转化为印美两国之间假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如果说走机会主义路线的印度人民党反对它自己与华盛顿开启的核交易谈判的话，在团结进步联盟的第一任期，作为国大党盟友的左派政党则将此事推至了断裂点。然而，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国大党内部。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为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设定了政治方向，她在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2009年，尽管国大党以较大多数席位再度执政，但在推动印美双边关系上似乎依然犹豫不决。不成熟的战略自主观念以及坚持“不结盟”政策再次得到了许多支持，限制了印度与美国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能力。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用核计划上的无能为力，象征着团结进步联盟政府不能充分利用印度难得的战略机遇。辛格博士所公布的针对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国的重大战略举措无一取得成功。印度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偏离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受一种新的经济民粹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的政治瘫痪以及对外的战略迟疑，为印度崛起的故事蒙上了阴影。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大党将处于艰难时刻的印度带上了改革之路，但是却对拥抱如此诱人的世界表现得犹豫不决。团结进步联盟执政的十年，再一次表现了印度在承诺与行动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同时这也为莫迪的到来搭建了舞台，开启了第三共和国。
回顾印度在第二共和国的外交，可谓好坏参半。为应对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的结构性变化，一开始政府只是进行了一些渐进式的调整，但到了90年代后期，政府则采取了一些大胆的举措。这些新的试验性努力包括重塑印度核政策、与美国和西方建立新的关系、为拓展大周边关系注入活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并积极参加各种地区性机构。印度经济增长的加速为新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压舱石，并且在改革之后的第二个十年创造了多个外交机会，包括在印美、印中和印巴关系中取得的重大突破，并展现了印度提升在周边地区地位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印度将这些机会变现的能力似乎已经逐渐消失了。团结进步联盟政府似乎也丧失了勇气，而且国内政治的深层次断裂也妨碍了政治和官僚阶层形成新的共识来把握机会。除此之外，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回归放慢了改革步伐，使得印度在波及整个世界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变得相当脆弱。在对外政策方面，以前那个以反西方的措辞所定义的“不结盟”概念似乎又老调重弹，不愿意抓住与美国开展经济与战略合作的新机遇，对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问题犹豫不决。
莫迪时代？
莫迪在2014年大选中赢得的压倒性优势，意味着印度国内政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第三共和国的开始，将帮助印度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这是一个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强势领导人带领的强大政府，这个政府不再受以往意识形态的左右，毫不掩饰印度的大国抱负，似乎正在全力以赴地开启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可能在另一些人看来，鉴于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对宗教群体两极分化的所作所为，他的胜利只会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尽管部分少数群体被莫迪在2014年大选期间所勾勒的发展图景所吸引，但也普遍担忧新政府有可能会偏离印度的世俗主义传统和包容性政治。这些忧虑似乎在莫迪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变成了现实，一些印度教极端组织宣称要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政府似乎又不愿意面对它们。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继续推行改革的名义下，莫迪政府可能会成为富裕阶层和强势人物的工具，并推迟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种种努力。莫迪政府执政九个月之后，很快就显示出第三共和国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威胁。如果说经济方面的转变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社会和谐也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但是印度的对外政策则极大地获益于莫迪为其注入的新活力。
无论如何衡量，在莫迪执政的前九个月，印度发展外交关系的速度和范围都令人惊叹。莫迪总理访问了八个国家，包括不丹、巴西、尼泊尔、日本、美国、缅甸、澳大利亚和斐济，在国内外会见了50多位世界领袖。他参与了许多地区和全球多边论坛，包括金砖国家（BRICS）论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论坛和联合国大会（UNGA）。很多会议特别是多边论坛，虽然日程是事先安排好的，但会议方还特意为莫迪总理安排了与诸多领导人在会前见面的机会。莫迪赢得大选令人印象深刻，这无疑在国际上引发了想要与这位新任印度领导人接触的兴趣。
在年轻的拉吉夫·甘地之后都是几位年老的领导人执政，与他们相比，莫迪无疑是一股新生力量，给印度外交注入了新鲜空气。作为世界政治上的一个新手，莫迪很快发现自己能够轻松自如地与世界领导人交往，也能够充满热情地与公众、商人、智库和移民接触。在尼泊尔，莫迪重视连接两国关系的多条纽带，努力消除加德满都对德里的诸多误解，深深地打动了国会议员。在与商人的互动中，莫迪发出信号承诺印度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并提供宽松的营商环境。在与政策界交流时，莫迪展示了一种新的开放性，这与过去印度与国际对话者接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迪充满活力的个人风格，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新政府领导下的印度政治与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2014年12月，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在议会上如此总结莫迪对外政策所呈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德里已经以对外交往中罕见的速度和决心，在全世界重建伙伴关系。印度的对外政策已经开启了新的里程碑，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世界对此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的”。印度外交部毫不犹豫地宣布，莫迪已经为印度开启了一个“突破性外交”阶段。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沾沾自喜的语气，而是摆在面前的严峻挑战。尽管莫迪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然而围绕莫迪是否有能力在国内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仍然存在很多疑问，而这与印度对外关系的转型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世界正在翘首以待。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只要莫迪重视提高政府效率，就足以能为印度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让他们深感忧虑的是，政府不愿意大胆启动改革，因为这必然会引发争议。2014年，莫迪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便利化制度、劳工法的修订、促进制造业的新举措、简化环保审查许可程序、降低土地征用难度以及营造轻松的营商环境。然而，莫迪的政治前景看上去似乎乌云密布。在改革时期，莫迪遭遇了与前任领导人同样的问题，国内政坛缺乏赞成彻底改革的共识。国大党继续向左翼政党倾斜，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RSS）内部则强烈抵制改革。在缺乏上议院多数支持的情况下，莫迪推进改革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在保持印度国内的和平与和谐方面，莫迪面临同样严峻的挑战，这是加速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关键。在大选中，莫迪聚焦经济发展主题，成功地弱化了他作为印度教强硬派的形象，并愿意放弃过去印度人民党一直坚持的可能造成宗教群体两极分化的话题。这不仅有利于莫迪扩大印度人民党的民意基础，也点燃了人们对莫迪的希望，认为他能够有助于超越在第二共和国被削弱了的政治身份，并为国家的团结构建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在8月14日印度独立日的演讲中，莫迪呼吁暂时搁置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种姓主义、教派主义和地区主义，但印度教极端组织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无论是与穆斯林的更加尖锐的教派对立、强迫改信印度教、袭击教堂，还是将宗教文化议题强加于印度的教育体系，印度人民党的极端主义支持者们在这些问题上则越来越坚持己见。如果印度教极端组织与宗教少数派之间的紧张状态持续升级，将会影响到印度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印度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组织和宗教团体可能会引导公众舆论以对抗印度政府，由此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并作为主宾参加“共和国日”庆祝活动期间，曾对莫迪领导下印度国内不断扩大的裂痕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莫迪个人的政治魅力始终要大于印度人民党的政治魅力，这是印度政治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实现他在2014年大选期间提高了的非同一般的期望会很困难，这毫无疑问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其政治魅力被削弱。莫迪在大选中令人惊奇的成功，也迫使印度人民党之外的几股力量变得更加团结。如果说各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帮助莫迪在北部诸邦大获全胜，那么其他政党之间的更大的凝聚与协调则会对印度人民党的未来以及莫迪自身的政治效应起到限制作用。国大党的削弱也会使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的成果付诸东流。例如，在2013年德里邦一级的议会选举中，印度人民党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莫迪魔力帮助该党赢得了德里全部的7个议会席位。然而，2015年2月在新德里议会选举70个议席中，印度人民党只赢得了3席。由于莫迪魔力的逐渐消失，以及国大党的选票基础，特别是少数群体的选票大都投向了民粹主义的平民党（Aam Aadmi Party, AAP），从而导致了该党的胜利。这一政治命运的快速逆转并非印度政坛上的新现象。在第一共和国，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分别在1971年和1984年都曾得到选民的大规模支持，但很快就在国内政治的动荡中消失殆尽。仅一场政治挫折就能够触发各派反对力量在政治上的大规模联合，使即便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瘫痪。如果说印度政治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能够挫败最强大的选民支持，那么莫迪必须在一个包容性的政治框架下，寻求一种途径来培育他在2014年大选后的政治领域中的首要地位。
人们普遍认为，莫迪强硬的个性对恢复在第二共和国似乎已经消失了的政府活力增加了可能性。三十年来的政治联盟统治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印度总理的权力。不断适应联盟中的各方利益集团，尊重各邦的特殊利益，缩小了总理操控全盘的空间。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导致了总理与总理办公室管束各个部门的能力严重受限。尽管纳拉辛哈·拉奥和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资历深厚、经验丰富，但是政府的运行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他们必须不断地应对来自其他党派以及自己政党的阻力。鉴于曼莫汉·辛格与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之间的独特的安排，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更为尖锐了。正如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一个任期时的媒体顾问桑杰亚·巴卢（Sanjaya Baru）所言，“作为一个自身没有政治根基的技术专家和‘附属总理’，辛格博士对那些为索尼娅·甘地效力的内阁同僚没有权威”。这反过来损害了总理办公室对政府其他部门的权威。部门本位主义大行其道，各机构和政府部门各行其是，对曼莫汉·辛格的政策指令也会予以否决。
在开始执政的最初几周，莫迪宣称了自己对内阁的权威，重新恢复了总理直接对应各部部长的传统。同时，他还强化了总理办公室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和交办事务的追踪。这与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这样的强势领导人在第一共和国的施政风格极为相似。然而，有人怀疑，现在的德里已经与甘地们统治时期大不相同了，莫迪的这些手段是否能够坚持下去。与国大党相比，印度人民党的组织形式更为宽松。莫迪在党和政府之上建立起无可争议的权威，也许并不容易。在政治阶层中很多人抱怨莫迪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及其冷漠的领导风格。印度人民党和盟党内部也积怨颇深，内阁明显缺乏与高级同僚之间的协商。因此，如何在强有力的领导和共同发挥作用之间找到平衡，是莫迪面临的一大挑战。莫迪总理也意识到，仅仅在人民院占多数席位并不足以收回在第二共和国让渡给其他机构例如司法部门、监管部门和媒体的权力。
简而言之，要克服第二共和国遗留下的负面影响，莫迪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莫迪政府前几个月的执政也表明，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也埋下了麻烦的种子。印度教极端分子威胁要破坏印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阻止建设一个稳定与前景美好的第三共和国，这个时期将会促进印度国内的和平与国家的繁荣，并会增强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一定程度的内部和谐以及8%左右的合理的高经济增长率，注定会为印度带来新的外交机遇。对印度的对外政策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相对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大国关系的本质、地区平衡的改变和国际体系的演变，这一切都会对印度与世界的交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有些发展也会产生新的制约，但许多的发展也将为印度带来重要的机遇。把不利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并充分利用新的机遇，这些均有赖于国家的表现、政府的政治意愿以及官僚机构的能力。尽管面临很多问题和制约，但莫迪似乎比其前几任拥有更多机会来推动印度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莫迪的对外政策在2014年和2015年初已经开始实施，接下来的几章将对其进行考察。第二章审视了莫迪政府外交遗产的特征，这些从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继承而来的外交遗产，为新总理施政创造了条件；第三章洞察了莫迪为强化与印度周边弱小邻国的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促进南亚地区主义的新举措；第四章、第五章分别阐述了莫迪如何应对两个最具挑战性的邻国——巴基斯坦与中国；第六章考察了莫迪对美国的令人意外的拥抱；第七章、第八章着眼于分析莫迪新政府对亚洲和印度洋这两个重要的大周边的政策；第九章讨论了莫迪提升印度软实力的种种尝试。每一章都以对本章内容的简要评论开始，以评估所取得的进展作为结语。最后，第十章结论性地反思了莫迪对外政策的本质和意义，尤其是莫迪为使印度成为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的领导者而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