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调胡乔木到身边当秘书，是出于加紧进行整风准备工作的需要。当时党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和抗战初期党的历史。所以，研究党的历史、编辑党的文献，就成为胡乔木的主要任务。

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以后，参加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的编辑工作，为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依据，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做了准备。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工作很满意。30年后，1971年8月28日晚，毛泽东在长沙同广州军区负责同志谈及此事时说：“这个人（指胡乔木）有点知识，他搜集了那样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政治路线问题。胡乔木列席了这次会议。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投入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路线的是非，抓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在秋天，毛泽东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九个文件的文章，对王明、博古时期的九个重要文件的具体内容逐篇批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综合九月会议的揭发批判，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通称《结论草案》或《历史草案》），对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做出了初步历史结论，成为党的历史决议最初的稿本，为科学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件基础。

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文献集的先后编出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的进行，加上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和1943年九月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的历史的深入检讨，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回过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的《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需要重新起草一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从10月起，5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由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商定。并决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

1943年10月22日起，胡乔木列席检讨党的历史问题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这个小组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王明、康生、朱德、张闻天、陈云、邓发、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出席。列席会议的还有李富春、彭真、杨尚昆、陈伯达。会议主要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943年10月24日，刘少奇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讲述了自抗战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和战略问题上的争论，批评了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及其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危害。25日，刘少奇又在中央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回顾抗战爆发后党内对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指出：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1943年11月13日，中央整风会议复会，毛泽东首先讲话，严厉批评了王明宗派，并阐述了搞好整风的一些原则意见。毛泽东讲完后，博古即做了第二遍检查。接着，罗迈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继做了检查。此后，他们还和博古一起在高干大会上讲了四天。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做了检查，他的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查”两部分，光提纲就写了两万多字，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中央学习小组的讨论、检查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代表各个不同方面的党中央领导人在学习党的历史文献、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带头反思党二十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为全党共同总结党的历史做了示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胡乔木说来，是一次深入的对党的历史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学习，为参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3年11月起，胡乔木又参加了高级干部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从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4月底学习半年。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上、下册）六种著作。学习中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

1944年2月2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会议指出，学习路线时，对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就路线学习、时局和作风问题做了讲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对自1941年九月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和1943年开始进行的全党高级干部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做了一个总结。胡乔木聆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演。后来，又参与把这两次讲演整理成《学习与时局》一文。在4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胡乔木担任宣传委员会秘书，在凯丰病好前代理中央宣传部部务。这是胡乔木第一次在中央宣传口担任领导工作。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七大准备工作，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其中之一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补了秦邦宪。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先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从这时起，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胡乔木作为主席秘书，作为助手，自始至终参与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随着起草工作的进展，他介入的程度也不断加深。

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的负责同志12人。胡乔木和王首道负责会议记录工作。会议通过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召开七大做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期原定两个月，实际开了11个月，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在党的历史上，这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其间多次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决议。

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后，任弼时就投入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当月就写出了一个稿子，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简称“任稿”）。这个稿子是以1941年秋毛泽东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在结构、内容和文字上，与《历史草案》基本相同。“任稿”分为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

任弼时对稿子做了多次修改，一方面对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进行概括提炼，把精华吸收进来；另一方面又加入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现存“任稿”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1.2万字，第三稿压缩到1万字左右。

胡乔木在“任稿”基础上重新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稿（简称“胡稿”）。现存“胡稿”有三件：一是胡的手稿，共16页；二是胡手稿的复写件，一式三份，其中两份经任弼时修改，一份胡乔木自己修改过；三是录入任弼时、胡乔木所做修改的复写稿。

“胡稿”将近7000字，没有题目，正文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概述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着重评述毛泽东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核心的思想，及怎样运用这一思想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基本上依据《历史草案》和“任稿”，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

第三个问题，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基本上依据《历史草案》关于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三方面的论述加以发挥。此稿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

第四个问题，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

“胡稿”由任弼时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抄正并复写。任弼时在“胡稿”抄清稿上又进行了三次修改，每次修改都由张树德抄正。第一次，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第二次，加上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胡稿”第三个问题，即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的部分做了修改，加了近500字的一段话；文字也有一些修改。第三次，除了文字上的修改外，主要是对“胡稿”中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部分，加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任弼时所做的概括，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议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对任弼时多次修改过的历史决议稿，“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参加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不满意。

任弼时当时除负责“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外，还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非常繁忙，无法用大量的精力专门修改稿子。中央于是指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张闻天参加修改。张闻天经历并参与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在遵义会议后相当长时期是党中央总书记。他熟悉党的历史，理论水平高，分析能力强，且在整风运动中对历史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高级干部对他的检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

张闻天在前述“任稿”“胡稿”的基础上，基本上重新构思，改写了一个稿子。可惜“张稿”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存张闻天修改稿只有前面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渊源。评述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张稿”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起的框架，把历史决议的起点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张稿”的一个特点在于不只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还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做决议。

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方法，基本上按照任弼时归纳的提纲式的七点展开。

张闻天的修改稿最后抄清时，约有1.3万字。抄清稿上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历史决议的总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

张闻天稿增补了四段话，专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做出高度概括和评价。这是前面几稿所没有的。

应该说，张闻天的修改稿为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当然，从任弼时、胡乔木起草稿到张闻天修改稿，都不单是他们个人的努力，而是集体的智慧。胡乔木后来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讨论《决议》就在枣园，几乎天天开会，一般是开半天。”经过半年多反复讨论，反复琢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格局已经差不多成形了。

从1945年春天开始，毛泽东以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为底本，动手修改历史决议。胡乔木从旁协助。从现存材料看，毛泽东至少做了七次大的修改。

第一次修改，毛泽东把张闻天的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比较多，加写了不少话。第二次的修改是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样上进行的，这次修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即涉及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

3月26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提议，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31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草稿和新党章草案时又决定，为了使七大集中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同意之后，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4月4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召集一次七大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由毛泽东出席讲话，解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若干问题。

从3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加快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工作。3月26日，历史决议的草案第一次排成铅印稿。毛泽东很快改了一遍，主要是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增删。经过这次修改，4月5日又出了清样。第四、第五、第六次修改，都是在这个铅印稿上进行的。第四、第五、第六次的修改稿上，除了毛泽东的修改外，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的修改。毛泽东在第四次修改稿的“草案”二字后面加上了“修正稿”三字，所以，第四、五、六这三次修改稿统称“草案修正稿”。

胡乔木修改得较多的是第六次“草案修正稿”。这是毛泽东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委托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做的一次修改。

胡乔木这次修改，将毛泽东在第五次“草案修正稿”开头加的一大段话抄清，加上了标题的序号“（一）”，使它成为整个历史决议中独立的一部分。整个决议草案从五个部分变为六个部分。对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问题，胡乔木做了改写。其他部分，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

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这次修改稿时，只做了个别文字修改。4月9日，胡乔木将修改好的稿子交给任弼时附一便签，说明修改情况。胡乔木写道：

弼时同志：

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

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楚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

敬礼

乔木 九日

可能是有的同志对胡乔木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第六次“草案修正稿”还有意见，所以，4月9日这天，又将第六次“草案修正稿”再次排印，作为第七次修改的基础。

第七次修改，主要是把前面几稿已经采用的、按照任弼时的意见讲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七点内容，重新改写，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扩充。改动原因，主要是认为七点内容虽然比较具体，但逻辑不大清楚。

重新采用这种写法后，除了“政治上”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以外，“组织上”和“思想上”两部分都由胡乔木负责改写。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评述。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的基础上又做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曾领导东北义勇军，援助‘一二八’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另一段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毛还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的社会根源内容，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

为了提交给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大会讨论，4月15日又改出新的修改稿。这次稿子的清样上标上了“草案第三次稿”。至此，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要内容，在党内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七八次大的反复修改，到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前五天，总算大体定型了。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第三次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李富春、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高岗、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李维汉、吴玉章、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出席会议。胡乔木和石磊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确定了大会的主席团名单，确定了大会的议事日程。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会议有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计752人。胡乔木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并负责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记录。

在七大会议的准备和开会期间，胡乔木除了参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外，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胡乔木和石磊继续负责会议记录。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除选举中央领导机关外，还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决定继续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组织修改，准备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任弼时和胡乔木等人，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于7月24日印出“草案第四稿”。8月5日，又排印出历史决议“草案最后稿”，在做最后的文字修改和润色后，提交8月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出席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9人、候补中央委员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人员没有再对历史决议稿提出大的修改意见。经表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

从以上经过可知，胡乔木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修改、定稿、通过的全过程。多少年后，杨尚昆在谈到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的贡献时，做过恰如其分的简要评论。他说：“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

对于这个历史决议，胡乔木在充分肯定其重要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他在1986年1月13日的谈话中说：“《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胡乔木指出：“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另一问题是有些历史叙述得不大周到。胡乔木说：由于过分突出毛主席，“在‘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茅盾回忆录也说武汉时期反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很多……不然，八七会议怎么能召开？瞿秋白成为八七会议的主要发言人，这不是偶然的。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