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地点及田野工作

一 研究地点的确定

确定实地调查点是在确定了研究主题之后进行的一项工作。如果仅考虑到与主题的契合性，显然我国西北部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村应该是我们的首选，因为那里的农村男性打光棍的比例更高。我2011年在北京观看了“凤凰·西去20000米”的艺术展之后，曾萌生了重走艺术家之路的想法，一度想把自己的实地调查点定在湘西地区的农村。考虑到实际调查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最终都放弃了。最后选择了地处江苏北部的一个名叫江边村的村落。选择该村落作为我们的实地研究地点，考虑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要研究的问题的契合程度

要研究农村单身汉群体，自然要求该村落里单身汉人数较多，便于开展研究。江边村是一个地处苏皖交界，整体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村落。江边村有400多户居民，其中有单身汉家庭70余户，30岁以上的单身汉有80多人。这样的村庄规模适合进行田野调查，并且单身汉的数量也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标准，符合研究预期。

（二）进入研究现场的难易程度

确定一个实地研究的地点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获准进入”研究现场的便利性。很多研究者都在研究中报告过“进入现场”的问题。一个不易于进入的研究现场，将给后续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当初之所以选择江边村，除了考虑到该村落与我的研究相符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进入“研究现场”拥有便利性。我的导师和该村落所在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系好朋友，通过导师的联系，我得以从官方的途径进入该村落进行调查访问。虽然，以官方的方式进入现场也有一些缺点，但对实地调查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三）研究的便捷与可行性

研究地点距离我学习和工作地点的路程都不算远，交通也十分便捷，为我在实地调查点和学校之间往返提供了便利。从学校出发到研究地点，全程约200公里，耗时两个多小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职研究生来说，这种距离的访谈地点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另外，这样的研究地点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方便我在研究中发现问题以后能及时回到学校，阅读图书资料，解决问题，让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二 田野地点：江边村

（一）江边村简况

江边村地处苏皖交界，虽然该地所属的县建制不足百年，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殷商时期，该地域属于徐国范围。西周至春秋末期，徐国势力强大，一度成为九夷盟主，有文章记载当时的盛况为“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当时该地繁荣之景象可见一斑。然而，自宋朝南迁之后，屡遭兵燹，加之黄水夺淮，在清康熙十九年州城竟被洪水淹没，千年文化毁于一旦。1949年4月江边村所属地区正式设县，统属安徽管辖，直到1983年地域调整时，划归江苏。

从地理地貌上看，一条不大的河道贯穿整个江边村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半，中间以石桥相连，形成“工”字形布局。这一布局是江边村地理上的特色之一，民居依河道两侧而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江边村村民将河道加固、拓宽，并用水泥浇筑。河道不仅担负着两侧农田的灌溉任务，而且是江边村一道重要的景观。河道边上的马路也大大拓宽，是人们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村里为了维护河道环境，还派专人对河道两侧的道路进行清扫，河道里的污物也有人定期清理。现在江边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要求村民集中居住，河道北边的居民要统一搬入河道南边由政府统一规划的住宅里，实现集中居住。北侧只保留一些作为商业用途的建筑，如商店、菜市场等。新农村建设之后，江边村的工字形结构布局将会发生改变，重心向南侧倾斜（图1-2）。

江边村现有412户居民，常住人口1521人；有耕地380公顷，农作物以一麦一稻为主。村落处于亚热带和北暖温带过渡性季风气候区，冬干冷，夏湿热，春秋温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且村子周边水系丰富，水面占据地域面积的40.7%，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和水产养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受黄、淮、濉、汴水患的频繁侵袭，以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长期多灾低产，广种薄收，土地亩产粮食不到50公斤。村民们依靠国家救济才能维持正常的生计。1980年包产到户改革以后，粮食产量得到了提高，才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然而，依靠大包干并不能让村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由于江边村受诸多自然和历史条件限制（例如该村地处丘陵，黏性土质，保水性能差、旱涝急转、土壤贫瘠等因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也相对落后，是全省1000个重点经济薄弱村之一。2002年全村的粮食亩产也仅仅300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800多元。近十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江边村的发展，实施了各项扶贫计划，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极大地改善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环境。2007年，江边村成为省新农村改革试点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村落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二）再造辉煌

聚良田，兴土木，江边村也和全国其他新农村试点一样，大兴土木，搞集中居住。一幢幢蓝顶白墙、色调统一的居民楼拔地而起，新建的休闲广场、健身中心、现代化的村部办公大楼，新铺就的排污管道，一切都是按城市模式建造的，若不是别人提醒，还以为置身于城市某个新建的小区中（图1-3、1-4）。江边村是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从它身上映射出中国新农村的缩影和未来中国新农村发展的样板。这里的一切景象，几乎让人难以想起它曾经是有名的贫困村。

第一天进驻江边村，村支书带着我到村庄里各处转转，崭新的建筑、新移栽的风景树，很难让人想到这个村子过去的历史。村支书说到江边村的发展历史，脸上无不洋溢着自豪。江边村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它现在成为江苏新农村示范村，而更多的还是缘于它的过去，缘于它的贫穷。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江边村就是江苏省有名的贫困村，大多民众居住茅草房。受地质、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每年村里所收获的粮食仅能勉强维持村民们的基本生存，没有多余的粮上缴国家。遇到灾害之年，国家还要向村里大量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如果不是国家的“救济”，村民的粮食再生产就难以为继。“人缺粮、牛缺草、地缺种”是对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村支书告诉我，在那个年代，村民们穷得连“稻种”都吃了。若不是穷到了极致，农村人是万万不去吃稻种的，因为那是来年的希望。在江边村的历史上，第四生产队很有名气，它的出名不是因为别的，也是因为贫穷。援引《人民日报》当时的记载，四大队的“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一分六厘五，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村民们都自嘲江边村是“西南部的非洲”，因为在村民们眼中，非洲是贫穷的，江边村又地处乡镇的西南部，所以才有“西南部的非洲”之说。然而，1978年之后，第五生产队的一次“神奇”的创举让江边村“名扬青史”。江边村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完成了“逆袭”，不仅脱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还带动了周边其他乡镇发展起来。这一创举是江边村第五生产队村民们的一次“包干到户”的“实验”，后来也有人称之为“大包干”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实验的成功，让江边村迅速出名，昔日的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为全省的“改革创新”示范对象，也成了各级单位争先考察和效仿的模范。时至今日，江边村村民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心中无不充满自豪和骄傲。现任村支书和我谈及此事，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这一贡献归因于江边村村民较强的创新意识、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若是没有借助国家的力量，包干到户，难以在全国范围里推广开来，更不可能有农村改革后大发展的繁荣景象。

始建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纳入其管辖范围，形成了以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将社会、经济、政治、社员个人的生产和生活、文化、意识形态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等全部包括在内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没有自主经营权、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农业集体耕作也容易滋生个体“搭便车”行为和“吃大锅饭”现象，“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缺乏激励机制”，这不仅不利于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同时还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还田于民、自主经营成为农村改革的必然方向。

和安徽的小岗村一样，江边村也成了首批“吃螃蟹”者，农村改革就此拉开序幕。老苏是当时第五队的负责人，也是当年大包干的发起者。在谈到当时搞大包干的情形时，依然很激动。

 

20世纪70年代我们村穷得很，当时有十几个生产队，每年上交的粮食大约就1万斤左右，而国家返回来的（即补贴）是20多万斤。如果遇到干旱、灾害，国家返回的粮食会更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产队的生产无法继续下去。1978年期间，我作为大队会计在第五生产队蹲点，第五生产队的经济最困难，我当时召集了生产队的一些支部委员，组织起来讨论，把一些荒地重新分给老百姓个人耕种，分到农户家，通过人工开垦，最终分配。按每人5分地计（0.5亩地），有种花生的、种玉米的、栽红薯的，实际上就等于是包产到户的初级形式。当时这样分的时候，我们也定产了，每亩地上缴150斤玉米，剩下的都是自己留下。山芋每亩只缴50斤，花生每人只用交50斤。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我们1978年开始这样搞，当年秋天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前每年村民都要吃国家的粮食20多万斤，到了1979年，这一年不仅没有吃国家一斤粮食，我们还卖了2万多斤粮食。虽然粮食不好，都是一些玉米、山芋，但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大包干就是从我所在的生产队开始的。

消息很快传开，上面就派人来调查此事。当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各种声音都有，例如当时的省委书记XXX是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办？继续倒退回“大锅饭”还是“把包干进行到底”？领导找我谈话了，说这样搞是一种倒退，是不行的。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地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都找我谈过话。我就说我们搞的叫农业“岗位责任制”，不是“包产到户”（怎么能说是包产到户呢？他特意用了一个反问句强调此事）。上面（指政府）说工作抓质量，在我们农业上，我认为“产量”就是“质量”。打个比方说，一块地你除了八遍（草）还有草，那么我不如干脆看你的产量，产量上来了，自然质量就应该保证了，我等于是把中间过程忽略掉，直接看结果，就是这么个思路。听我这么说后，找我谈话的领导没有说话，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件事就此搁置）。

其他生产队看到我们的效果以后，也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这种做法。那年年底，整个乡都获得了大丰收。那一年到粮管所卖粮食的人们排起了长队，这是以前所未见到过的新气象。这种情况再次引起了上面（省、市、县级政府部门）的注意，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工作队进驻各个村庄进行调查，并成立了纠偏工作队。我们公社当时来了70～80人来调查的，这些人来的主要目的是纠偏，说白一点，土地大包干的做法不能搞，这种做法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搞集中肥料、集体耕种。乡里也搞了一个纠偏大会，实行纠偏。需要村干部在会上表态，即带头集中肥料，集中耕种。当时没办法，我也表态了。会议临近结束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同意让我所在的五队再试一次。他（时任县委书记）说，五队的某某某（指我）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就先让五队一个生产队再搞搞看（让五队做试点的意思），他还说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都被赶到了台湾岛，就第五生产队百十来人，还能翻天不成？（大概意思是说，一个生产队不妨做个试点，即使不成，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县委书记这番话，等于给我吃了个定心丸，我就有底了。

但当时还有一个矛盾，在我们村，如果我不带头搞集中，（我们村里）估计难以搞起来（集中）。这样，我又面临一个两面性的问题。一方面，我自己所在的生产队（五队）要搞包干，另一方面，村里其他生产队要搞集中，很矛盾。在这期间，省里又来了两个领导，时任《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的主编X先生和当时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没有电话，他们就派了个通讯员把我叫去。他们说：“你搞对了，中央有个75号文件，是关于农村改革的，当时由于通讯的原因在我们省里没有及时传达到，今晚我们等省里的领导来了再详谈。”当天晚上我就把我怎么干的如实说了，临走的时候也没有公开，就说你可以继续干。第二天我从公社回到村里，村里正在开会研究集中肥料的事，我就说大家不要集中了，就照我这样干。有的村干部还犹豫，我说如果错了我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村就把大地和小菜地也全部分掉了。只有两个生产队，12队和7队没有分，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特大丰收，1981年2月份，新华社两名记者就来到我们村做调查，写了一篇通讯稿，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我记得两个记者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在我家吃的中饭。当时都是住草房子，没有砖瓦房子。那一年（指1981年）5月份的时候，省委书记来我们村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参加了。我在会上把我们怎样实现“农业岗位责任制”的过程做了汇报。听完汇报以后，书记肯定了我们的做法。最后，他建议周边县的领导都来看一看，学一学。随后的几年当中，其他县、乡都派人来考察和学习，每次我都要做报告，介绍经验。（个案编号：010）

 

从这则访谈材料，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提出“包产到户”，并将之付诸实践实属不易。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包产到户的推广和农村经济的短暂繁荣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昭示着农村的集体制逐渐走向衰落。从集体制到责任制的转变不仅仅是一次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改革，同时它也为后来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意义十分重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模式很快就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过密化状态（involve），而并非劳动力投入不足，所以包产到户并非“一包就灵”。非集体化初期，国家的大量投入，包括化肥、农药以及农业科技的投入给农村的生产带来大丰收，但这种优势在持续几年之后，便荡然无存。此时，小农经济的困局显露无遗，经历改革后的农村实际上仍然只能维持“糊口经济”的水平，村里曾经流行着一句顺口溜“一夜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便是对这段改革历史最好的诠释。曾经因“农村集体改革”首创而红极一时的江边村，和其他村落一样再次跌入了“贫困的深渊”。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向城市转移，农民到城市“淘金”，逐渐由原先的“副业”变成了“主业”，而农业生产则沦为了“副业”。有些地方，大片土地荒芜，待在家里的多为老弱病残者，稍有能力的人都加入了外出打工的“洪流”，打工成了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唯一”出路。

经历“贫穷”—“辉煌”之后，江边村又沦为了“贫穷”村落。然而，在2007年省政府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江边村再次成为幸运儿，被省政府批示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和示范基地。自此，开启了江边村的第三次辉煌历程，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村落景象，即为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然而，外表的华丽，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危机。村支书领着我到新建的村子里转了一圈，我也发现江边村“危机四伏”的另一面。除了工地上忙碌的工人以外，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偶尔在路上遇见的是步履蹒跚的老年人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崭新的村庄，缺乏生气，宛若一座“死城”。老年人生活窘迫，与新居的光彩亮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先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方式消失了。土地集体出租以后，江边村村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失地农民”，无地可耕，无田可种。现任村支书告诉我，“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农村人过上城市人一样‘幸福的生活’”。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以城市为样板去设计和安排的。农民的生活方式也要和城市人一样：一切生活消费品都需要到市场上去买。然而，村民们却另有看法。一位村民告诉我：“新农村建设之后，我们没有了土地，连菜都没地方种。一些一楼的居民还可以在后院圈出一块地方种点菜。没有院落的农户，为了吃上蔬菜，不得不跑好几里路程，到那些被政府征用，却还没有开建的工地上，开辟一片土地，种上一些蔬菜……”这种不确定的种植模式，与小农经济时期截然不同，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某个部门的一声令下，他的菜地就会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化为乌有。

然而，更大的危机远不止上述这些，这个有着400多户规模的村庄里，竟有70余户光棍汉至今未能娶上老婆，甚至有的家庭有多个光棍汉。他们中多数人身体健康，没有身体或者智力上的障碍，正常人所具有的一切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们统统都有。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老婆，不能成立自己的小家庭。除了有些老年光棍汉留守农村之外，其他的青壮年光棍汉都随着江边村的“务工大军”流散到了全国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之前，单身汉们都是“散居”的，如果不是特殊的日子（如赶集），他们一般不易聚集在一起。新农村建设要求实现“三集中”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居住集中”。江边村的单身汉们被安排集中居住在一个区域里。据村长说，将他们集中住一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便于管理；二是统一规划格局。

江边村充其量只能算中国众多贫困农村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比江边村贫困的村落，它们所面临的境况可能更糟糕。一面是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样板，一面却有大量的男性被迫单身。吊诡的是这两种相悖的“对立物”却同时存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新农村”与“光棍村”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新合体？带着这个疑问，我踏上了探访江边村的征程。

三 进入研究现场

（一）进入研究现场引起的问题及应对

前面已经交代我是由官方途径进入研究地点的，初次接触我的访谈对象也都是在村干部陪同下进行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进入了研究地点，并不等于就离我的研究对象更近。相反，由官方途径进入之后的种种问题不断给我的访谈制造“麻烦”。例如，在一次访谈中，一个村民把我当成了上级派来的调查专员，向我诉苦（将自己家庭的处境说得很悲惨），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自从江边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以后，省里一位主要领导蹲点该地考察了一个多星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此后，省、市、县等不同部门的领导，时不时地就会到江边村考察、学习。一些村民向某些莅临考察的领导“诉苦”之后，获得了一些好处。在这种“示范”效应引导下，其他村民也争相效仿。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将我当成上级派来的调查员，向我诉苦了。因为这是大多数村民对我的印象，所以在初次访谈的时候，我都要费很大力气向他们说明我的身份。

访问单身汉本人的时候，也出现了诸多困难。一是语言交流的问题。单身汉因为平日里与人交流极少，所以在访谈的时候显得紧张而窘迫，甚至有些单身汉的访谈基本上靠“一问一答”来完成。对于这种情况，访问者除需要将问题问得更具体、更深入之外，列举实例帮助访谈对象理解相关情境，也尤为重要。另外，通过对单身汉父母、兄弟姐妹、邻居的访谈，获得的信息可以印证和补充对单身汉本人访谈中存在的“偏倚”和“遗漏”。二是研究者作为陌生人与访谈对象进行交谈的时候，往往让他们有所顾虑，对于敏感问题的回答可能会采取回避策略。因此，我在研究中采取多次访谈的办法，尽量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对于敏感问题（如性问题、性越轨等）的访谈，我总是先从邻居和知情人那里摸清底细之后，才会面访当事人。这是我经历几次失败之后，获得的深刻教训。另外，对于敏感问题，大都放在最后几次的访谈之中，因为只有在彼此熟悉之后，被访对象才愿意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二）重要人物的帮助：老苏和老余

前人的研究经验都表明，如果得到当地重要人物的帮助，在现场进行研究将变得更加容易。我在实地研究中就得益于两位当地人的帮助。他们在江边村的社交网络、对居民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现在的社会身份都有助于我顺利地接近受访者，同时也让受访者在访谈中少了许多对立情绪和拮抗行为。他们其中的一位是老苏，曾任江边村村长和村支书。老苏，71岁，尽管早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与普通村民不同，老苏出门总是衣着整洁，梳着大背头，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不知道这种习惯是其长期担任村领导过程里逐渐养成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像是农民，倒像个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人）。村委会考虑到老苏身体健康，又具备良好的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于2010年又将他返聘到村委会工作，担任新农村建设委员会的顾问，参与村子未来的重要规划和决策。

由于早年担任多届江边村村长、村支书，所以他对江边村的家户信息掌握得非常熟稔，在访谈中他为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在访谈之前，我都要请教老苏，做一些必要的“功课”。只要我有所求，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公事，老苏一般都会立即为我提供解答，讲述即将要访谈的研究对象的家族网络、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大致情况，有的时候他甚至连这个家庭子女在哪里上学、哪里就业都讲得很具体。这让我在访谈受访者之前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使我对访谈中的提问更为自信。在我拿不定主意应该采访单身汉家庭的哪个成员的时候，他也及时地给出许多有用的建议。比如，他知道一个家庭中父亲不善言辞，母亲更健谈的时候，建议我优先考虑访谈母亲。在我无法访谈某个家庭，或是由于被访者拒访，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无法访谈的时候，老苏就充当我的信息提供人，将他所知道的信息全都告诉我。

老苏不仅与村里的每户村民都熟悉，而且他也因为为人正直、待人友善而受到村民们的拥戴，以至于在每次路过村民家门口的时候，都被邀请进家里“坐一坐”，或者“喝口茶”，到了饭点的时候，则会被邀请“到家里吃顿便饭”，等等。当然，每次老苏都是以我的访谈为重，婉拒了别人的盛情之邀。老苏现在已经不是村干部了，但他在村民们心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这种社会声望和社会角色，使得我的访谈对象在受访的时候不需要过多顾及现在村里当政者的感受，只需要将事实陈述出来，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老苏还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帮我联系江边村以外的具有代表性的单身汉供我访谈。他给我诸多帮助，让我的研究进展很顺利，但也让我形成了对老苏的一种心理依赖，以至于有几次他因为村里有事走不开，我需要独自去访谈的时候感觉到孤单和不自信起来。

如果说老苏对我的研究起着直接的帮助，那么另一位则间接地助益于我的研究。他是老余，一个为村干部做饭的老人。老余年龄与老苏相仿，早年当过兵，服役于部队的炊事班。从部队退役以后，他在镇上一家饭店干厨师。后来，因为年龄的缘故，就退休回家。老余烧得一手好菜，江边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但凡村里哪家需要做红白喜事，都要请老余去烧饭。老余也乐意接受，尽管他是专业的厨师，但为村民们烧饭从来都没有要过一分钱。正因为老余为人热心、性格率直，受到许多村民的尊重。2009年江边村被列为新农村试点以后，村领导班子经常要加班加点，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江边村村委会没有食堂，老余就主动请缨，帮忙烧饭，就餐地点就在老余家里。我第一次进入江边村，在村领导的安排下，有幸在这个特殊的“食堂”（老余的家）吃饭，让我结识了老余。桌上都是些家常菜，却美味可口。老余说蔬菜都是自己种的，桌上的咸肉也是自己养的猪宰杀了腌制而成的。得知我是来江边村做调研的，老余很高兴，说以后都可以在这里吃。我没有推脱就接受了。原因有二：一是我初入江边村时，发现村子里的确没有饭店，如果要吃饭得跑到几里以外的镇上才行。长期在这里调查，吃饭跑得太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可能让村民和我产生距离感，不利于研究。况且，调研之前我也计划找一户人家，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这样一来，至少吃饭问题不用愁了。二是老余的住地正是单身汉集中居住区，可以方便地观察和访谈我的研究对象。前面已经交代过，在新农村建设中，为了统一规划，方便管理，村里专门辟出一块，建造价格相对低廉，却以实用为主的平房，提供给单身汉和经济困难户。入住者只需要给付少量的钱，就可以入住新房。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优先安排单身汉、孤寡老人入住。老余也是一个单身汉，两个女儿早已远嫁外地，在妻子去世后，他就孤身一人生活。村里考虑到老余的实际情况也让他住进新房。就这样，老余也成为单身汉聚集区的一员。本来我也想住进老余家，但考虑到老余家只有一间房，其他地方做饭厅之用，如果我搬进来，他的生活空间就过于拥挤，我只得另谋住处。此后，老余家就是我的调研驻点——是食堂和“情报”收集地。有些单身汉几天都不着家，偶尔回来一次，很快又离开了村子。老余因为离得近，他得知有单身汉晚上回来，就电话通知我上门做访谈。记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3～4次。除此以外，老余也是我的深度访谈对象之一，从他身上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这直接助益于我的研究。

在调查中，有了老苏与老余的帮助和引荐，让我这个村外的陌生人在村子里访谈时，减少了许多突兀感，让村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几周以后，当我独自出入村子，一些见过面的村民和我友好打招呼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顺利地进入了研究现场。现在我已经离开调查地点一段时间了，我有时还在想，如果没有老苏和老余的帮助，我的调查可能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不会收集到那么多有益的信息，甚至能否完成这样一个研究任务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四 研究对象的选择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花名册，我们将30岁以上（含30岁），没有老婆的研究者圈定，作为本项研究的重点访谈对象。在考虑单身汉的时候，我们将那些曾经结过婚的人也包括在内。同时，我们也将单身汉的父母作为我们的既定访谈对象。根据个案的情况和研究的需要，我们也会选择部分单身汉的兄弟姐妹、邻居、村干部等作为我们的访谈对象。因此，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涉及如下几个类别：单身汉本人、单身汉父母、单身汉兄弟姐妹、邻居、村干部。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单身汉本人、单身汉父母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