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包含诸多变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在这个媒介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危机传播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危机传播既存在于不同组织之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也存在于公众之间。公共危机中的核心工作是政府借助传媒进行危机管理，主要内容是及时和准确地向广大受众传递相关信息，随时消解和防止流言和谣言的影响与冲击，支持政府的危机处理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因此，在公共危机中，媒体的监控和引导处于重要位置，是关系危机能否成功化解的关键性要素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媒体的传播活动已经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特征，它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的普及提高了危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干扰与噪音的客观存在是危机传播中的干扰因素，它存在于危机传播中的各个环节。危机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无障碍、无噪音传播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在现实的危机传播系统中是不存在的。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传播效果常常具有好坏两重性。但这种两重性并非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出现，关键在于媒体手段与什么样的传播理念相结合，以及对它的认识是盲目的还是自觉的。因此，危机状态下媒体传播可能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应当说是媒体从业人员可以主动自觉地加以调节的。今天的媒体传播效果已经成为危机传播必须面对的一个新问题，因此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既关系到公共危机中各种媒体传播的效果，也关系到政府危机处理这一社会目标的实现。

在媒体主导的媒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需要构建自己的镜像，凡是进入各种媒体的内容必须顺应媒体的本体传播特性，即直观的大众展示功能。传播效果的好坏则取决于传播理念的高低，这不仅因为理念约束媒体产品的质量，更因为媒体的传播形态汇集了各种表达形式，这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影像制作能力和传播艺术造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大众传播学者克拉克曾经说过：“大众传播媒介并非独自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是塑造社会，亦被社会塑造。”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性传播，媒体节目的内部生产流程是一种规制信息传输和控制舆论生成的方式，这使得媒体信息传播掌握了社会象征意义的建构权力，它生产信息产品，构建社会价值，形成社会影响。各种媒体所执行的操作模式和语法规则必然涉及“角度”问题——媒体信息中所展示的事件和舆论需要依靠编码者限定视野、角度和重点。于是，媒体信息对现实社会具备了“媒介化”的反作用力，这种“媒介化”的信息传播框架包含引导和影响。各种媒体把社会生活转换成一帧帧动态影像，它在媒介逻辑的基础上界定、选择、组织、解释和展示现实。从媒体信息的编码角度、制作手法到播出结构，都会产生设置引导议程的潜在空间。

从国内外的实践情况可以看到，在新媒体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危机传播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然，国内政府的危机沟通和媒体的危机传播也正在实践中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摸索和尝试。但是问题和创新相伴而行，相关问题值得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书的观点、理论和机制研究是基于我们团队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危机管理中的受众应激反应和媒体引导机制研究》、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公共危机中浙江省网络舆论预警指标体系及信息发布模式研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重点课题《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心理与电视引导》以及媒体传播优化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的持续性研究基础上综合凝练的成果，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为现实中的政府危机管理以及危机传播提供更加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