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条件，20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为马歇尔所写的传记中有过精彩的描述，“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一门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天赋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着未来而研究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一）遵循系统性分析框架

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被研究者广泛接受的研究和分析范式。正是由于经济学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旅游经济学研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旅游经济学研究的训练，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首先，“你看到是你想看到的”。旅游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现象，提炼出学术问题的角度或“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纷繁复杂的现实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这也是开展旅游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步。这就是所说的“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Think like an economist）。“公共地悲剧”表示，如果一项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最终将会导致对该资源的过度使用。旅游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导致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因此，界定产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是特定旅游资源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但是，界定产权仅是实现旅游资源合理开发的一个方面，其所关注的是既定产权结构下不同开发者之间的博弈行为，而忽略了开发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即当多个利益相关者都对某种旅游资源的使用拥有排他性的权利时，就有可能导致该项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不足。一个特征事实是，当在研究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时，会由于很多人同时对同一旅游资源具有排他性权利，而产生了开发过程中的推诿扯皮、开发不足等“反公共地悲剧”现象。利用简单的公共品模型，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分析可知,“公共地悲剧”现象在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中固然严重，但是，并不能笼统地认为我国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建立排他性产权、私有化或产权分割。因为这些产权制度是双刃剑，它们在解决“公共地悲剧”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由于大量利益相关者对同一项旅游资源拥有排他性权利所导致旅游资源的闲置或开发不足。尤其是，如果旅游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数目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则开发者有可能掉入“公共地陷阱”（Trap of the Commons）。

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研究的“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这一方面要避免，以为这些理论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做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方面要避免，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并据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旅游经济学也不例外。实际上，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我们经常讨论旅游发展中的要素问题。大家经常会说，文化、风俗都是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关键性要素。但是，如此说来，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就会变得纷繁复杂。对此的研究，也由此变得凌乱不堪。大家彼此讨论，却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达成共识，在理论贡献上也差强人意。

实际上，经济学的生产者行为理论中，提出的经典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此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该函数将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力，并辅以技术效率，形成了对生产行为的简洁而准确地表达。就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要素而言，文化、风俗无疑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要这两种资源产生现实的旅游生产力，最终必然要结合资本和劳动力者两种基本的要素，产生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绩效。因此，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对旅游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很强，发表的观点也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其发表的观点也往往会流于散乱的经验层面。

第三，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及众多的图示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可以用较为简明的图示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旅游行为和现象。比如，根据Dixit和Stiglitz模型以及Fujita、Krugman和Venables等的研究，可建立一个空间旅游业发展模型，在考虑空间距离的情况下，将空间外部性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用简易的模型表述出来，分析旅游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上述三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了旅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也是理解旅游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旅游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旅游名词和概念的汇集，旅游经济学研究者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某些经济学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旅游行为和现象。

（二）避免理论的机械应用

旅游业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产业集聚和其他产业集聚的不同。旅游业以需求为导向为主，当前主要旅游统计数据也从需求端进行统计，旅游也由此成为围绕着旅游者需求来组织有关产业要素的产业组织形态。就旅游产业链来说，不是与制造业类似的，从上游到下游的链条式产业链，而是围绕旅游者需求形成的网状式产业链。由此，相关产业聚集在一起，成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上述研究的第一步，是从理论上严谨地判断旅游产业聚集的存在。旅游产业聚集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前提是，产业聚集现象在旅游产业中是存在的。一直以来，对于产业聚集的研究和实证都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而非制造业领域如文化产业、服务业等是否存在聚集现象，能否用产业聚集理论进行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旅游产业边界识别的困难则进一步增加了相关研究的难度。当前大部分旅游产业聚集研究起点，只是先验地认为旅游产业存在空间聚集现象，基本停留于把产业聚集的相关理论机械地应用到旅游产业的研究中。对此，可以采用赫芬达尔系数（Herfindahl Index）、胡佛系数（Hoover Coefficient）、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EG指数和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等多种方法，对旅游产业聚集现象进行测度。尤其是，结合旅游产业的特点，可以采用空间基尼系数、行业区域聚集系数和区域共同聚集系数等旅游产业聚集现象进行的测算和分析，为我国旅游产业聚集现象和理论分析提供稳健的证据。

掌握了经济理论以后，才能应用经济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那么，通过有关指标，判断产业聚集现象的存在以后，就可以将产业聚集理论应用到旅游业和区域旅游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中，对旅游产业聚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诸多探索。从动态演化角度来看，旅游业聚集展示出旅游业发展的新维度，尤其是，旅游业聚集带来的外部性经济效应的不断自我积累和强化促使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形成了基于产业聚集的系统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探究理论分析新视角

影响旅游产业聚集的因素很多。一个关键问题是，旅游产业聚集是资源导向，还是市场导向？对于旅游资源来说，资源是“紧脚（fixed foot）”的，不能随便移动。但是，有些旅游企业是“松脚（loose foot）”的，它们会通过在市场中的移动，形成聚集现象，那么，这些企业聚集和移动的路径是什么呢？

一些情况下，旅游产业要素会聚集在旅游资源周围，但是，也有可能聚集在旅游需求较大的区域。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影响着旅游企业的选址，以及旅游产业在空间区域上的分布呢？在封闭条件下，市场需求是影响旅游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开放条件下，如果考虑游客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等方面因素，空间地理学提到的“市场潜能函数（market potential）”，可以更为精准地测度旅游市场需求规模。鉴于此，某一地区所面临的潜在市场容量即表现为一个空间加权平均值，即MPi=∑wijYj，其中，Yj为j地区的本地旅游需求水平；wij距离加权变量。在市场潜能函数中，旅游者的旅游需求随距离递减，距离对旅游需求行为的影响效应，借助旅游者流动等途径，成为特定区域旅游业之间相互依赖的主要原因。因此，旅游市场潜能函数通过旅游企业与旅游者距离加权变量这一平衡变量准确地衡量了我国各地区旅游业对广泛市场的接近性。

进一步而言，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景区（点）构成了旅游产品发展的第一阶段，而在现代旅游业一方面随着旅游者需求的变化，购物、娱乐、休闲等新型旅游资源不断出现，尤其是，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传统资源禀赋式的发展思路正逐渐转向市场驱动型。另一方面，旅游企业选址有着明显的松脚（foot loose）特性，并倾向于集中在接近市场的区域，市场潜能构成了影响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外，传统上，经济学家多在企业间知识、技术溢出或动态外部性的基础之上，试图从经验上确定是产业专业化（specialization），还是多样化（diversity）主导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增长，并由此导致相关产业在特定空间的聚集。但是，这仅是着眼于传统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的效率参数（A）关注于厂商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形成的静态外部性机制，忽视了需求方面的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产业聚集所带来的社会网络效应。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市场需求的规模差异会对产业在各地区间的非平衡分布产生重大影响，并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通过企业在市场潜能较大地区的主动性选址过程形成空间聚集现象。以是观之，旅游业聚集表现为企业经营区位选择过程中聚集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而在企业倾向于定位或选址于接近市场区域的情况下，市场需求规模即成为影响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考虑旅游流距离衰减效应，旅游地入游旅游者人数随旅行距离增大而减小，旅游业发展更多依赖于本地市场需求状况。并且，由于技术、知识外溢受企业间距离影响，距离增加会减少隐形知识、共享市场获取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在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对相关旅游企业有更强吸引力的情况下，不同旅游企业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临近、客源市场共享等需求下形成了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空间现象。

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企业经济活动或行为相互作用的空间维度，相关旅游企业类似的选址决策结果通过企业间空间邻近性提升了旅游业聚集密度，增强了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旅游活动强度，逐渐形成了集群内部独特的网络结构，提升了不同旅游企业间的社会联系及其活动的“密度”。旅游聚集密度越高，旅游企业越能够从旅游者交通成本的节省、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溢出和共享、有效地实现产品创新、旅游者多元需求的满足等方面获取合作性的收益，使集群内旅游企业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基础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