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喂——你哪个……”第二天清晨出门的时候，老黄的电话响了，这么早给棒棒打电话，一定是有业务，所以他接电话的动作相当迅速。“哦哦，啥子啊——中小——企业——创业研讨会……”老黄赶紧捂着电话小声向我通报：“有大业务来了。”“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在哪个地方开嘛——两江酒店，那个地方我晓得——”老黄的声音越发迫切。
“嘿嘿，有哪些专家教授参加你不用跟我说——呵呵，你说几点到就几点到……我能当啥子嘉宾嘛，你直说，要挑的东西有好多？工钱啷个算？”虽然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嘿嘿，我不是黄总——真的没开玩笑，我是个棒棒儿——喂——喂——”
远远地，我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用力扣断电话的那声脆响。我也曾无数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从来都是对方死乞白赖地扭着说个没完，逼着我不耐烦地按断电话，但是今天，我却亲眼看到对方毫不客气地扣断了老黄的电话。显然，棒棒不是他们需要付出礼貌和尊重的对象。
“可能打错了，他要找黄总……”老黄有些莫名其妙，他不必用心去琢磨这里边的内涵，也似乎早就习惯和认同了这个社会给予他的那个位置。
住在自力巷，干在五一路，身为农民的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关系密切。在家是农民，进城是棒棒，老黄似乎与传统的劳动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缘分。劳动虽然光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棒棒光荣，也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对棒棒高看一眼，更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每个棒棒的人生都有他必须当棒棒的故事，每个棒棒的最大梦想都是有一天能够扔掉肩膀上的那根棒棒。所以，老黄当棒棒绝非刻意选择，更像是命中注定。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偏僻山村来到人间。他出生时没赶上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却在母亲的怀里亲耳听到了解放重庆的枪炮声。老黄是家里的第五个儿子，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投胎时有些草率，来得也很不合时宜。出生第8天江津解放，第14天重庆解放，在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蒋家王朝的陪都被攻克的时候，老黄全家被打倒了——父亲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教书匠，还是一个有十多亩土地的小地主。江津解放之后，父亲被关进了劳改队，田地房产还给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母亲没坐完月子就带着地主家的五个儿子住进了半山腰的茅草棚。于是，地主家的少爷还没来得及享福，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在那个充满激情和希望而又同仇敌忾的特殊年代，老黄和他的哥哥们在人们鄙夷和仇视的目光里成长。老黄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不发病的时候是正常人，发病的时候乱踢乱打六亲不认。被释放的第二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六。
老黄的整个童年记忆都贯穿着饥饿、寒冷和恐惧。8岁那年夏天，被铁链子拴在墙洞上的父亲死了，哥哥们在埋父亲的时候，老黄被柴火堆烧烂了肚皮，没有钱去医院。大哥又连夜在父亲的坟旁刨了一个坑，随时准备掩埋五弟的尸体，那个坑与埋一条死狗的坑差不多大小。在等待死神的日子里，母亲用一块破布缠着他溃烂的伤口，目的是阻止肠子从肚子里爆出来。
伤口是怎么愈合的老黄已经记不清楚，他说这本来就像一个传说。后来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他还上了两年小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这是迄今为止老黄唯一能够完整哼唱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学会的。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村前村后的乡亲们喊着整齐的口号，唱着响亮的歌曲，忆苦思甜。这期间，大哥四哥死了，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吓死的。随后，只要得知生产队里要开大会的消息，母亲和兄弟几个就躲进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洞。远远地听着响亮的口号和最熟悉的歌声，老黄发自内心地觉得地主可恨，他甚至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坏事干绝的魔鬼。他至今还为自己体内传承的地主基因和血脉感到羞耻。
老黄说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上开车，赶上一个红灯之后，前面的红灯也像约好了似的一个个都等着你。他的人生就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家庭，这辈子就再也没有顺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老黄27岁。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里，他作为年轻男人的基本权利被同龄姑娘脑海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剥夺了，没有人敢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
这种观念深入每个姑娘的潜意识，这种剥夺比法律层面的执行更加彻底。
27岁那年，老黄压制了十年的雄性荷尔蒙开始喷发，他壮着胆子与邻村一个姓巫的姑娘交往。这个时候，比他大4岁的三哥也和一个姑娘领了结婚证。在全家人忙着为老三准备婚礼的前几天，女方在部队当班长的舅舅突然杀气腾腾地来到家里，说外甥女根红苗正，怎么能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呢？女方舅舅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三哥打得口吐鲜血，并逼着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亲眼目睹了三哥的遭遇之后，老黄主动结束了与巫姓姑娘的交往，不敢对婚姻抱有希望。这个时候，他的二哥也没成家。母亲流着泪说，这不是他们兄弟无能，这就是命，你们必须认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农村包产到户，老黄的日子慢慢变好，虽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他每年都有了余粮。年届不惑的时候，老黄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可以为他生孩子的女人。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他们没有登记没有结婚证，不是法律承认的婚姻和家庭。女方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她需要一个能够种地养家的男人，老黄需要一个为他生娃的女人。1988年初，已经从黄老五变成“资深王老五”的老黄搬进了这个女人的家。
这次说不清是对是错的两性结合，再次让老黄的生活充满艰难。1988年秋天，女人的肚子刚刚凸起的时候，大队干部就找上门来，向他们宣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二婚夫妻，只要一方有两个以上孩子，不能生育。这是国策规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第一次准备当爹的老黄，此刻才明白，选择这样的结合就失去了正常生育的权利。在公社卫生院即将强制执行人流手术的前夜，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把女人送到了江津汽车站，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6个多月时间，老黄在家种地养娃，女人在陌生的城市东躲西藏。在那个计划生育全民皆兵的年代，超生的大肚子女人绝不能平静地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1989年的春天，老黄的女儿黄梅终于躲过了各种围追堵截，呱呱坠地。躲过了人流还要躲罚款。黄梅从一生下来就由十多家亲戚朋友轮流照看，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尽管是亲戚，冒着被拉去做结扎手术的风险帮别人带孩子，丰厚的回报必不可少，两个月下来，老黄身心俱疲，最终他把孩子接回了家。在缴了1050元罚款之后，老黄那个事实存在的家债台高筑，风雨飘摇。
1989年盛夏，老黄迎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强劲东风踏上了开往东北吉林的火车，先后在长春、四平的山沟里挖煤，整整三年没有回家，每个月的收入除了生活费全部按时送到邮局。或许是因为通信闭塞，三年来他只知道按时寄钱却从不知道家里收没收到。三年后的一天，家里突然发来电报让他“速归”。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家中时才知道，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黄梅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催老黄回来是要把三岁的黄梅交给他，那是他的种。
老黄说他不怪孩子的妈，一个女人自己拉扯4个孩子两三年，不容易，她身边需要一个男人。
从东北回来在江津下车的时候，兜里只剩1块钱了，老黄很绝望，有一种想死的感觉，但是看着怀里的孩子，他又下决心要好好活下去。
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他说他必须马上去挣孩子明天吃早饭的钱。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带孩子，就没有钱给孩子买新衣服，也没有钱送孩子上学。
这就是老黄当棒棒的全部理由。但是，这并非他今天还在当棒棒的理由。老黄说，从当棒棒第一天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这根棒棒，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1992年夏天，老黄把女儿寄养在一个邻居家里，开始了在重庆城里的棒棒生涯。三岁的黄梅成了较早的一批留守儿童，在缺少父爱母爱和家庭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老黄能为女儿做的就是每个月把生活费送回去。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互联网开始在农村普及，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在惠及农村的同时，它的“双刃剑”属性也展露无遗。和很多缺少父母管束的农村留守孩子一样，网吧成了黄梅最迷恋的去处，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之后，黄梅坚决不再踏进校门半步，自己去了广东。
两年后的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个陌生的男孩战战兢兢地打来电话，说黄梅怀孕了。还没见到女婿就要先当外公，对于老黄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震怒之余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要打人的冲动。让他马上要当外公的女婿是永川区临江镇人，他和黄梅在网上相识，相知，并瞒着双方父母住到了一起。老黄的女婿除了家里比较贫困之外，人品长相都还不错，所以老黄算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房价时代的突然结合，没有住过一天新房。
外孙子快满3岁的时候，不想自己的外孙子也在城里当“孙子”的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2012年底，老黄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30000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现在，女婿在西藏修铁路，女儿在本地工厂上班，连女婿的母亲也在外地打工。老黄说去年的10万已经缴付，主要是女婿收入，自己和女儿贡献不多，现在还欠20万。
这是一个农村家庭走向城镇的攻坚战役。
或许这也是老黄坎坷和不屈人生的最后冲刺。
相比老黄来说，自力巷53号阁楼上的老甘的故事要简单得多。老甘说失恋和失盗是这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
25岁那年，老甘正兴高采烈忙着给自己筹办婚礼的时候，女方突然毁亲。这门通过媒妁撮合的亲事定亲已超5年，除第一次见面的800多块彩礼钱，老甘每年三大节日孝敬岳父岳母的腊猪肘子不下20个，老白干儿至少100多斤。每逢栽秧打谷，岳丈大人家里那头老牛干不了的活儿全归老甘。女方单方面毁约的原因是老甘半山腰里的家不通公路，山下有个家在公路边上的小伙儿看上了他的未婚妻。一夜之间从准新郎变成了前男友，老甘捶胸顿足，投入的财力劳力姑且不谈，在那个传统保守的年代，他孝敬了岳父整整5载，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一下。后来老甘决定发愤图强，到距邻水县最近的大城市重庆闯荡，并发誓要干出个人样风风光光返乡，再风风光光地把大队长家的千金娶回家。进城以后老甘开始脚踏实地从棒棒干起，期盼着有一天时来运转，可命运总是和他开玩笑。第一个五年他攒够了10000块，准备改行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回来的路上把钱搞丢了。第二个五年他省吃俭用攒下了25000块，在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的关键时刻，小偷破门而入把钱偷光了。于是，三十六七岁的老甘开始相信命运，有一个据说很准的算命先生认真给他算了一卦，说老甘的事业要等过了60岁生日才能红火，所以这些年的老甘有些懈怠。他说前未婚妻和村长家的姑娘都当奶奶了，现在也不想回去证明什么了，安安心心等着60岁生日快些到来。老甘眼下的梦想是今年无论如何要攒10000块钱，风风光光回老家办个60大宴，多放点烟花和鞭炮。老甘还说他已准备好了500张一元零钞，免得一年后时来运转生意开张去求别人破零钱找数。至于60岁之后往哪个方向发展他还没想好。计划过生日的10000块现在已攒了700。
河南的命运因父亲的英年早逝而改变。母亲带着3个孩子改嫁，哥哥姐姐年龄稍大能帮衬农活，只有河南这个能吃不能干的“拖油瓶”最不受继父待见。母亲和继父的孩子出生后，他在这个家里就显得更加多余。河南不愿意具体描述他的童年生活，说不想勾起那段晦暗的记忆。1986年的秋天，没过17岁生日的河南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在云南、贵州飘泊了8年之后，他来到重庆加入了棒棒大军。河南至今没有回过河南的老家，跟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他说离家的那年国家开始为18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因为年龄不够他没有办理，所以直到今天他还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签不了劳动合同，这些年他错过了不少进大公司的机会。这些年河南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以前的名字，两年前与人发生纠纷，他在派出所的调解书上签的都是“河南”这个重庆人送给他的名字。河南有一些文化，他爱看报纸，特别关注社会新闻，一打开话闸，对天南海北的话题都颇有见解，但现在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户口有没有被注销、母亲是否健在、兄弟姐妹过得如何。2001年的时候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的左踝脚筋，落下残疾的河南从此不再对生活有奢求，该挣钱就挣钱，想打牌就打牌。去年12月份失业之后，他一门心思扑在“斗地主”的事业上。他说干事情认真投入是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现在每天躺到床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牌桌上发生的每个细节像放电影似的过一遍，认真梳理总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认为毛主席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能感觉到自己“斗地主”的技术在不断地总结中基本上已经炉火纯青，最希望有人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拉他一把，借给他2000块做本钱。他说待到床头那个迷彩腰包装满红色的人民币之后，他就去做点小生意。从外观上判断，那个迷彩腰包装人民币的容积至少是10万。
大石来重庆的初衷完全出于一份做人的诚信，欠的债一定要还。在十岁那年的一场暴雨中，家里的房子垮了，他及时钻到桌子底下逃过一劫。虽然全家人都很平安，但是这场劫难带给他们家庭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大石说，新房子盖好之后，家里几乎每年都在东挪西借中度日。因为欠债，他和未婚妻定亲8年不敢结婚。大石26岁那年正月，老丈人一肚子不满地上门下最后通牒，说姑娘都要老在家里了，要娶就是今年，不娶就嫁别人。这么好的姑娘怎能便宜别人？大石全家人一着急就又欠了一屁股债。上半年为了生娃没有太多精力还债，下半年生了娃摆酒席又添了不少新债，第二年带奶娃家里也没什么进账。大石说，当时新账老账加起来将近一千块，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急得经常觉都睡不着。1982年，儿子刚满周岁，大石两口子拎着两条扁担走进了重庆城。当时的重庆市民大多烧的蜂窝煤，他们给一个煤店担煤。老婆揽活找单，管钱做饭；老公拉车挑担，埋头苦干。两口子妇唱夫随，分工明确，恩恩爱爱，一干就是33年。大石说早些年只要舍得出汗，钱还是比较好赚，他到重庆第一年就还清了家里的所有欠债。1997年超生了一个女儿，交一万多罚款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大石一家在自力巷住了27年，儿女都是在自力巷53号长大的。6年前儿子结婚，他们家才搬到南岸区四公里的一个花园小区，90多平米的房子为一次性付款。另外还在渝中区临江门买了一套40平米的按揭房，租给别人住，房租基本能供上房贷。近几年当棒棒不怎么赚钱了，他又看准时机，陆续在南岸一些小区租下了6套闲置清水房，经过简单改造，再添置部分基本生活设施，然后分散出租赚取差价，生意好的时候每个月一万多，最差时也有八九千，自力巷53号就是大石家生意的一部分。一家人其乐融融，租房生意主要由儿子儿媳打理，大石负责房源信息发布和出租房公共区域保洁管理，老伴做饭带孙子，女儿在复旦中学高三尖子班冲刺6月的高考。
大石说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自力巷担煤挑菜的那点小业务他早就不想干了，只是老板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眼下不好意思撂挑子。大石说他现在的最大梦想就是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
蛇年“大寒”之后，必然是马年的“立春”。平凡的人生，有顺流，有逆境。
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