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下一个世纪

预测今后几年已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不要说预测一个世纪后的将来。然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相信我们梦想的技术终有一天会改变人类的命运。

1863年，伟大的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完成了一部名叫《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预言小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个写作项目。在这部小说里，他应用他巨大天才的全部力量预测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不幸的是，这部手稿在时间的流逝中丢失了，一直到他的曾孙偶然发现它躺在一个保险柜里，被小心翼翼地锁了几乎130年。他的曾孙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个宝藏，于是设法在1994年将其出版，使它成为了一本畅销书。

回到1863年，国王和君主还统治着古老的帝国，穷困的农民在田地里从事着非常艰苦的劳作。美国被毁灭性的内战消耗殆尽，国家几乎被撕裂。蒸汽动力刚刚开始为世界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凡尔纳预测在1960年巴黎会有玻璃摩天大楼、空调、电视、电梯、高速列车、汽油动力汽车、传真机，甚至还有某种与当今的互联网相像的东西。凡尔纳以离奇的精确性描绘了现代巴黎的生活。

这不是侥幸成功，因为就在几年之后他又做出了另一个大胆的预测。在1865年，他写了《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在这本书中他预测了100多年后在1969年将我们的宇航员送往月球的详细情况。他精确地预测了太空舱的尺寸，误差只有百分之几。他预测的发射场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离实际发射飞船的卡纳维拉尔（Canaveral）角不远。他还预测了这次使命中宇航员的数目、航行持续的时间、宇航员经受的失重考验和最后溅落在海上的情景。（唯一主要的错误是燃料，他用的是火药而不是火箭燃料将宇航员送往月球。但是，液体燃料火箭却是在那之后大约70年才发明出来的。）

儒勒·凡尔纳怎么能够如此精确地预测100年后发生的事情呢？他的传记作者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凡尔纳本人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经常寻找科学家，和他们讨论有关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凡尔纳收集了大量反映他那个时代伟大科学发现的资料。凡尔纳比别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撼动文明基石的发动机，科学以难以预料的奇迹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的世纪。凡尔纳之所以拥有先见之明和深远的洞察力，是因为他抓住了科学这个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

另一位在技术方面的伟大预言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一位绘画家、思想家和幻想家。在15世纪后期，他画出了将来有一天会充满天空的机器，他的那些草图都十分的美丽和精确：降落伞、直升机、滑翔机，甚至飞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很多发明是会飞的。（然而，他的飞行器还需要一个要素——至少1个马力的发动机，一种又过了400年才会有的东西。）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达·芬奇绘制了一个机械加法器的蓝图，比这个机器真正出现早了大约150年。1967年，人们对他的一部放错了地方的手稿进行了重新分析，从而揭示出了他有一个13位数字轮的加法器的设想。如果转动一个曲柄，内部的齿轮就按次序转动，进行算数计算。（直到1968年人们才成功地造出了这个机器，并且工作得很好。）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又发现了达·芬奇的另一部手稿，其中含有一个勇士机器人的草图：戴着德国意大利盔甲，能够坐立，手臂、脖子、下巴能动。这个勇士机器人随后也建造成功了。

像儒勒·凡尔纳一样，达·芬奇通过咨询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深刻地洞察了未来。他是处在创新前沿的小圈子中的人之一。此外，达·芬奇总是不断地试验、建造和构建模型，这是任何想把思想变为现实的人所必须具有的重要品质。

既然凡尔纳和达·芬奇具有预见未来的伟大洞察力，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预见2100年的世界吗？本书将以凡尔纳和达·芬奇为榜样，密切考察世界上一流科学家的工作，这些科学家正在建造将要改变我们未来的技术的原型。这本书不是一部幻想作品，不是好莱坞剧作家头脑发热后想象的副产品，而是以当今全世界主要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为坚实基础的。

所有这些技术原型业已存在。正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的作者，电脑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创造者——曾经说过的：“将来已经在这里，只是尚未全面普及。”

预测2100年的世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科学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新发现层出不穷且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过去几十年累积的知识比整个人类历史累积的知识还要多。到2100年这些科学知识还要翻很多倍。

要领会预测未来100年的艰巨性，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回想一下1900年的世界，想想我们祖父母们当时的生活。

新闻记者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要我们想象一下某个人正在读一份1900年的报纸的情景：

在1900年1月1日的美国报纸上，我们找不到“无线电”这个词，因为20年后它才会出现；没有“电影”，这也是未来的东西；没有“汽车司机”，因为汽车刚刚出现，被叫做“无马客车……”更没有“飞行员”这个词……农夫还没有听说过拖拉机，没有联邦储蓄系统的银行家。商人还没有听说过连锁店或“自助服务”；没有哪个海员使用过燃油发动机……在乡村道路上跑的还是牛拉的篷车队……马车和骡车还是最普遍的运输工具……在宽阔栗树的树荫下铁匠在打铁。

要理解预测下一个100年的困难，我们不得不了解1900年的人预测2000年世界的困难。1893年，作为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Columbian）博览会的一部分，74位名人应邀对下一个100年的生活进行了预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全部低估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例如，很多人正确地预测到了有一天跨洋商业飞行器将诞生，但是他们想到的是飞行气球。参议员约翰·J.英格尔斯（John J.Ingalls）说：“到那时，一个市民想要得到一个能驾驶的气球就像想得到一辆轻便马车或一双靴子一样平常。”他们也都没有预见到汽车的到来。美国邮政部长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说，即使在100年后的将来，美国的邮件仍将通过公共马车和马背邮递。

这种低估科学和创新的问题甚至扩大到了专利局。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H.迪尔（Charles H．Duell）说：“每一件能够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

有时，专家们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自己研究领域里的事情也同样估计不足。1927年还是无声电影时代，华纳兄弟公司奠基人之一哈里·M.华纳（Harry M．Warner）曾经说过一句话：“究竟是谁想听电影里的演员说话呢？”

1943年，IBM公司的主席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也说过：“我认为整个世界市场可能只需要5台计算机。”

这种对科学发现能力的低估甚至扩大到了声名显赫的《纽约时报》。〔1903年，就在赖特（Wright）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Kitty Hawk）成功试飞他们的飞机的前一周，《纽约时报》声称研制飞行器是浪费时间。1920年，《纽约时报》批评火箭专家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断言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因为火箭不能在真空中运动。49年后，“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着陆，《纽约时报》为了挽回信誉收回了自己的断言：“现在已经确切地知道火箭可以在真空中运行。《纽约时报》为它犯下的错误道歉。”〕

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个教训：同未来打赌，断言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将会非常危险。

在预测未来的时候，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我们总是低估了技术前进的步伐。事实一次次告诫我们，历史是由乐观者而不是悲观者写成的。正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曾经说的：“悲观主义决不会赢得战争。”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幻作家低估了科学发现的步伐。我们回过头看看20世纪60年代的老电视系列片《星际迷航》（Star Trek），你会注意到，这些影片中的“23世纪的技术”现在就已经有了。回到当时，电视观众看到手机、手提式计算机、会讲话的机器、会听写的打字机时，无不感到非常的惊讶，而这些技术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很快，我们将会拥有各种形式的万能翻译器，在我们谈话的同时在不同语言之间迅速地进行翻译。还会有“远距诊断仪”，可以远距离诊断疾病。〔除了曲速引擎飞行器（Warp Drive Engines）及运输机，这些23世纪的很多科学技术现在已经存在了。〕

既然人们在预测将来时犯了许多明显低估未来的错误，我们怎么能够为我们的预测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