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儒家智慧：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它的思想逐渐成为华夏文明固有的价值体系，并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思想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尧舜时期。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继承前代尊尊、亲亲伦理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终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即主张通过道德来对人进行教育感化，以体现人的等级身份的礼来严格规范人的行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治”和“礼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也就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
而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将“仁”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加以疏导，就会恢复以德治国、礼乐天下的局面。他把道德规范划分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认为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其中，仁和义是最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用仁和义的道德标准来处理诸如君臣、父子等各种社会关系，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安定的良好局面。
孔子和孟子之后，尤其是到了汉代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了天下的正统思想，几乎成了所有朝代统治天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由此，也就产生了一大批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继承人，为儒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熊十力：孤冷至尊狂哲，不知何为中道
“十力”是佛教名词，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其用来形容“佛”的超群智慧，广大神通。后来，世间出了一个叫做熊继智的人，竟直把这两个字取来做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在往后的日子里动辄自称“熊十力菩萨”，实在是气冲斗牛。
熊十力曾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山高则孤，水深则冷，熊十力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可谓兼具了仁者与智者的特质。然而孤不是为了遗世独立，冷不是为了与人寡合。按他所言，孤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往与世和谐、和光同尘的必经之路。
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被世人称为“狂哲”。他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自尊、自信的程度近乎“狂妄”，小小年纪就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令其父兄惊诧不已。当然，他的牛气并非空穴来风，他也不是夸夸其谈、喜放空言之人。熊十力的夫人就曾回忆说，她与熊十力婚后度蜜月时，熊十力利用这段时期读完了整部二十四史，她见熊十力一页一页翻得很快，就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于是想考考他。考察的方式是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只讲头儿，让他道出原委。结果，熊十力不但能够说清来龙去脉，而且还能说出此事记载在第几卷，这令其夫人又爱又敬。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对教育选才的问题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其意思是“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那只有狂狷了吧！狂者懂得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狂者，是指那些有高远之志，喜欢说豪言壮语，举手投足都意气风发的人。
狷者，是说只懂明哲保身，洁身自好，善于隐藏自己而有所不为的人。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希望人们说话做事都能够不偏不倚，既不张扬外露，也不深藏不露，一切合乎中道。但是合乎中道的理想人物很稀有，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并在后世有所称道的只有十位而已。可见中道人物之难求。如此，他便只有退而求其次，找两种偏离中道但又尚未远离大道的典型人格：狂者与狷者。
如此看来，要想将熊十力归于“中道”和“狷者”的范畴内，是不太准确的了，其必如其所称“狂哲”一般，属于狂者之列。然而“狂”有真才情之狂，也有小人之狂妄。
狂者之道，是超出中道所要求的标准，也就是说事情做过头了，但总体上而言还是褒大于贬。平日我们听到师长这么评价自己时，往往还有些许自得之意，这也说明了，狂是聪明过头的表现。狷者之道，是没有达到中道所要求的标准，完事后给人的感觉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平日我们听到师长这么评价自己时，往往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才智能力不够的评价，虽然没有出错，但也令人觉得不好。
的确，这个问题在学习、工作中会经常暴露出来，有些人聪明外露、近乎苛刻，但往往能够把事情做好，而有些人则安静沉默，合乎规矩，但事情往往做得不到位。而现实里师长、上司，往往对前者更青睐，虽然性情激进了些，但还能把事做好。后者则往往会被师长、上司忽视，因其给人愚鲁迟钝的感觉。
不过儒家却针对这两种现象，各打五十大板。孔子在对他的两个学生子张和子夏评价时，说子夏常常达不到要求，而子张又常常超出了标准。然后在孔子眼里，他们两个都是失度的表现，都需要纠正，所以在子贡说子张是不是更高一筹的时候，孔子说“过犹不及”。他认为狂者、狷者都偏离了中道，所以同样不好。而太过的狂者，才学不济的狂者，往往问题更大。
狂者是明确知自己要干什么的人，他们有着开辟新天地的气魄，于平日待人处事，喜欢投机胜于循规蹈矩，总得来说，他们有着独到的眼界，且别具才情，熊十力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熊十力35岁时，弃政从学，师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法，当时的他穷得叮当响。他的弟子徐复观曾描述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尽管一穷二白，但熊十力的狂狷却不减少年之时。经过十年的思考与沉淀，熊十力发表了他在佛学上的顶梁之作——《新唯识论》。这本著作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书的署名也非常狂——“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署名“某某菩萨造”一般。可见其对自己才学的自信和“狂哲”的气质。
但狂妄的人，则往往会为了达到自己所谓崇高的理想，不择手段，干一些“原本不愿干”的事，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底线。他们会认为那些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被他们伤害过的受害者也理应理解自己，并承认他是有远见的人。狂妄的人对别人的评价非常敏感，稍有逆耳之言，就会焦躁，面露愠色，甚至破口大骂。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无人对语。就生活中常见的狂者来说，他们都不是如熊十力先生一般，属于有才情的狂者，多半都是稍有拂逆，就丑态百出的狂妄之人。狂妄之人会走向自己所挖的陷阱，即便已经深入荆棘，也不肯回头认错，却硬要说这就是走捷径必须付出的代价，且自己永不后悔。以过独木桥为例，为了尽快抵达理想的彼岸，狂者步伐狂乱地在独木桥上游走，结果冲出窄小桥面，掉入深渊，但他依然会向被他怂恿带动的追随者宣称，这样可以使他更快到达对岸，但谁会相信呢？
狷者与狂者不同。他也许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不想干什么。狷者认为狂者的思想过于浮华，且不屑于苟同。所以狷者只愿意把切近的小事做好，他们相信习惯胜于机遇，恒心胜过机心，至于那些大事，自己从不过问，也无心过问，对待世事永远是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本分至极。狷者认为，不做坏事，就是做最大的好事。同样是以走独木桥为例，狷者不会轻易向别人许诺会多久到达，且行动看似迟缓，有些漫不经心，但确确实实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确保自己和身后的人不会落水。
就儒家所举出的偏离中道的狂者、狷者，大抵还在“君子”范畴内。真正的小人既不会有狷者的道德底线，也不会有狂者的崇高目标。现代那些进取心很强的人，大抵是奉狂者崇高之名，行小人卑污之实。如果要从狂者与狷者里面选一个作为榜样的话，那还是建议选做狷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犬”。狂者做不好，就沦为狂傲、狂妄之人，但狷者做不到位，还能成为一个老实本分之人。如果没有熊十力那样的学识和魄力，那做个老实本分的狷者是不会给人生带来烦恼的。欲速则不达，唯有从困境中积累切实的功用，才能于将来抵达理想彼岸。想要迅速抵达彼岸，只会招来破败，跌入人生境遇的深渊。
2.王小古：得书卷而勤学习，遇英才则常教育
王小古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德艺双馨的画家，他注重师法自然，在他笔下，花鸟、山水、人物都信手拈来。尤以善绘牡丹著称于世，晚年所画墨牡丹更至化境。在艺术道路上他是成功者、佼佼者，但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坎坷人生，他的那句“葡萄身世苦酸甜”正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反映。然而，他久历风霜后仍然不改乐观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王小古经常教育女儿的一句话。“父亲每天都会四点左右起床，常年天不亮就开始酝酿一天的作品，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据王小古的女儿回忆，王小古先生的世界里压根就没有节假日这一概念。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逢年过节，他每天都会花十几个小时在绘画上。上课之前要画，给学生上完课还要画；别人求画他也总欣然允诺，当场挥毫。即便在下放时，白日肩挑几十担水的疲劳，住在与猪圈对门的茅草棚里，他都每晚作画都到深夜。王小古先生对绘画的痴迷直至生命的尽头，都一直笔耕不辍。
谈起父亲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时，他的女儿王钱潮不无感慨地说：“父亲一生坎坷，却从未停止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他的勤勉与一丝不苟，已成为激励我不断追求艺术进步的精神动力。有了他这样一个楷模，我感到十分自豪。父亲教导的专注和认真，我会永远牢记于心，并继续传承下去。”
王小古先生在绘画方面的造诣精湛而又不失自然，深刻而又不失圆润，其功力皆得益于十年如一日的勤学刻苦，“学而不厌”在其身上可谓得到了完美体现。
然而在提倡学而不厌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所学的是否正当。虽然“学而不厌”的精神被人推崇至今，但能够学而不厌的人未必就值得称赞，还要看他学的是什么，学成以后是否能成才，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价值。工具书、教材自不必说，然而社会上充斥的种种价值观，自古就已成型，只是体系还未完备，但其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是一样的。如激进的人生信仰，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态度，抑或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方式，都会对其信仰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致使尚未坚定心志的人从通达的人生道路中脱轨。
说完“学而不厌”，再来谈谈“诲人不倦”。“诲人不倦”，是要求我们在教育、指导别人的时候不感到疲倦。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学而不厌者少，诲人不倦者多。诲人不倦相较于学而不厌，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在诲人不倦的同时，也要顾及到听者会不会厌倦。当然，教授者首先心态得摆正，也就是要有爱心和耐心，态度端正，事情就完成了一半。除去有喋喋不休的因素外，其实生活中更多的是老生常谈，翻新旧货，如此听者的耳朵里自然要出茧子。学而不厌是前因，做到了这点，才能诲人不倦；如果天天摆弄旧货，必然使大家索然无味。所以诲人不倦的前提是学识丰厚，其次要掌握方法。
王小古先生在绘画造诣罕有比肩，在传道授业方面同样如此，在其绘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在向前来拜师的人无私地传授自己的画艺。即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从不闭门谢客，回避那些前来求学的人士。
一位曾经作为他弟子的退休老教授说到：“我向小古先生学习画艺，他却很谦和地喊我‘老师’，只因我当时也干着教师的职业。为了避开监视者的眼睛，学画时间都是在晚上。当时，先生所住的地方是农场猪圈对面的一间小茅屋，狭小昏暗简陋，小古先生亲手指导我作画到深夜，当我离开时他仍挑灯作画，那一年多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王小古先生诲人不倦、无私奉献，彰显了难能可贵的师德风范。1963年春天，王小古到菏泽写生，认识了赵楼牡丹园的技术员赵天楼，赵天楼很爱牡丹，所以就向王小古学习牡丹画法。经过菏泽教育局写信介绍，王小古带赵天楼来临沂学画。赵天楼衣食住行都在小古先生家，学画三年。先生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看待，倾其所学，无所保留，搭上纸、颜料和功夫让其学画，终于使得赵天楼成为著名的农民牡丹画家。
后人以楹联“画意高超雅俗共欣赏，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来缅怀王小古先生。王小古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精心培养弟子，鲁南苏北一带与之画风相近的弟子逐渐增多，已然形成“王小古画派”。更令人欣慰的是“王小古画派”后继有人，他的弟子又带动传授一批弟子，现在很多也成为活跃在画坛的青年画家。
从王小古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师应该具有的“诲人不倦”态度，也看到了和儒家一贯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最具闪光点的便是对教育对象的选择态度——“有教无类”，即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这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表现。孔子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能施教的人，都不拒绝对其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不过这里的“类”主要还是针对身份、地位而言的，不是指天赋、性情。因为孔子曾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就是教导人要学会鉴别教育对象的资质优劣，不然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孟子也曾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见大师一贯的择生标准也是不含糊的。所以要想“诲人不倦”，除了“学而不厌”这个前提外，还要有善于鉴别资质的必要眼光。
3.孔子：坚持操守，才是君子所为
在孔子的一生中，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灾难。这次灾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思想。
当时，孔子率领众多弟子待在蔡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未得到蔡国国君的重用。这个时候，吴国正在侵略陈国，而陈国请来了盟友楚国前来相助。楚国正好听说孔子在陈蔡两国推行政治主张。孔子声名远扬，楚国对他十分佩服，决定向孔子抛去橄榄枝，请求孔子前往楚国传道授业。孔子师徒感到十分高兴，便起身前往楚国，希望可以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陈蔡当权者看到孔子即将前往楚国，非常不高兴。他们知道，孔子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在陈蔡期间，孔子的很多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但是都深刻地直指当前面临的问题。于是，陈蔡两国决定对孔子下手。
在荒郊野外，陈蔡两国的士兵把孔子师徒们围困了起来。不久，干粮耗尽，找不到食物，孔子师徒只得挨饿等待救援。弟子们都有点崩溃了，但孔子仍然静心讲学，不为所动，有时还很活跃。于是，子路似有不悦，说道：“难道君子也会有这样的下场？”
孔子答道：“在如此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操守，才是君子所为。而小人，往往就胡作非为了。”
子贡也表现出了质疑的神色，孔子觉察到了，说道：“子贡，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学死知识的人吗？”
子贡有点丧气，说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嘛。”
孔子坚定地说道：“完全相反！我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
在弟子们消沉的气氛中，孔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许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已经遭到质疑。对于孔子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信仰和思想的问题。为了打消弟子们的疑虑，孔子分别找各位弟子谈话，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坚定的传道之路。
孔子首先找到子路，说道：“我们一直在推行‘仁道’，却落得今天的局面，是我们错了吗？”
子路答道：“或许是我们的‘仁道’还存在缺陷，或者是策略不好，人家不相信。”
孔子说道：“难道就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吗？不然历史上会有伯夷、叔牙的义举以及比干的不幸吗？难道因为这个而否定他们的智慧吗？”
子路顿时有所醒悟，退了下去。接着，把子贡叫了进来，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子贡答道：“也许是由于您的‘仁道’太过高明，别人接受不了。不如，您降低‘仁道’的标准。”
孔子答道：“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农民，也难以保证收成。工匠技艺再高超，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我们应该努力修炼自己的“仁道”，怎么能退而求其次，屈身让别人接受呢？子贡，你的想法有问题。”
经过孔子的一番劝导，弟子们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对老师的思想和主张更加坚定。后来，子贡前往楚国请求支援，才得以走出困境，“在陈绝粮”的危机也成功解除。
“在陈绝粮”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对信念要保持执着的精神。周游列国十四年，“仁道”的主张一直不被采纳，屡屡碰壁，而孔子却一直在坚持着。遭遇到“在陈绝粮”的困难，连子路、子贡等人都产生了质疑，但孔子却始终如一，保持对信念的坚守。很多弟子饿得都生病了，孔子还是不断讲诵弦歌，气势不倒。由此可见，孔子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是坚信不疑的，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有所懈怠。
其次，孔子加强对弟子们信念的教育，培养弟子们的意志力和精神。不管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不能随便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违背自己的操守，要坚持自我。在这次危机中，孔子加强对弟子们的信仰教育，才得以消除危机。“在陈绝粮”，让孔子意识到了信仰和意志力的危机，立即加以重视。于是，孔子主动找弟子谈话，坚定大家的思想。对孔子来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会深刻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主张的传播。
最后，孔子实行“因材施教”的策略，通过循循善诱的策略，与每一位弟子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消除他们内心的困惑。对于子路和子贡的不理解，孔子都能详细地为他们分清楚事物的利弊，消除内心的疑虑。面对弟子们的质疑，孔子仍然表现出平和的态度，以学者的方式进行对话，能够理解和尊重弟子的想法。
因此，“在陈绝粮”是孔子人生的一次重要危机，但被成功消除。对于孔子来说，这值得他进行深刻反思。
4.王阳明：知行合一，必有事焉
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不仅在明清两朝备受推崇，许多近现代中外名人也对其赞誉有加。其开创的阳明心学也被许多人视为教人立德建功的思想瑰宝。
例如，晚清思想家严复认为：“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日本儒学家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阳明心学为什么在近现代备受中外名人推崇呢？这是由其特殊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传播方式所决定的。
宋明理学不光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还像传统儒学那样追求“内圣外王”的奋斗目标。程朱理学进入明朝中期后，逐渐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陷。比如朱熹推崇的“格物致知”以“穷理”（探知天理）为最高目标。他还主张“先知后行”。这使得许多读书人沉溺于儒家圣人言论的教条，而远离真正的经济民生、邦国大计。平时指点江山，好不快意；临事却胸无一策，不堪大任。王阳明为了“正事”（经世致用），立志开创新学说，重塑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始终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其“内圣外王”之道忽视了对精神世界的修炼，从而制约了人们的实践水平。
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从外在事物中寻找“天理”。“天理”显然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许多人就算苦读一辈子四书五经，也未必能从孔孟程朱的哲言中领悟其真谛。而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要用“致良知”的方法修炼内心，每个人都能发现存在于自己内心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个根本性的转变，使得宋明理学中遥不可及的“天理”变成了（理论上）人人都能获得的心力。
如果说程朱理学因过于高深教条而脱离大众，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则从其一诞生就比较贴近社会大众。这与两个学派不同的济世思路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质疑，是由于对朝廷感到失望，对道学家“引君于道”的方针路线不抱希望。
程朱理学治国平天下（外王）是靠“引君于道”来实现的，通过向当朝统治者传播理学正道，实现儒家道统与政权法统的合一。若想做到这点，士人必然会把目光聚焦于朝堂之上，导致学术中心依附于政治中心，远离普罗众生。如此一来，士人不入朝堂就无从对君主施加影响力。程朱理学致力于获得官方主流学说地位的原因也尽在于此。
但王阳明的心学崇尚“天理即是良知”的观念。心学将天理归于人心，而不假托于任何外在之物，包括皇帝本人。虽说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同样追求维护忠君爱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但程朱理学把“忠”看作遵循外在“天理”的表现，而阳明心学认为“忠的理”本身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与具体的所忠之“君”无关。
如此一来，王阳明就将宋明理学的“格物”内化，使得“格物”不再是儒者垄断的专利，而是社会各阶层都能进行的修身之道。
自从儒家在春秋诞生以来，一直以精英士人为主要受众。尽管儒家有着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许多博学鸿儒出身贫寒百姓家，但儒学一直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孔夫子与孟夫子把儒家士子定义为“君子”，平民百姓则归入需要君子去教化去拯救的“小人”之列。包括宋明理学中最兴盛的程朱理学，也同样延续了这种精英文化视角。
但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范畴。精英文化流行于社会上层，并往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着全社会。然而，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也有着一套自己的大众文化体系。这种大众文化往往与精英文化相互冲突，成为主流精英（比如程朱理学家）批判的对象。这也使得理学家与民间的思想观念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传统的“引君于道”路线，使得理学家更关心君王是否遵守天理正道，而不屑于打通与民间大众的思想隔阂，这正是造成程朱理学与社会实践越来越脱节，不断趋于僵化教条的根本原因。
王阳明经过宦海沉浮后，不仅对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产生质疑，也对“引君于道”的治国平天下路线心存疑问。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程朱理学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的问题。假如一个学说不能引导广大民众走向天理正道，那么这个学说一定是与社会现实脱节的。
对于强调“知行合一”的王阳明而言，只有人人都能躬行实践的修身之法才是好方法。他曾自信地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作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作。”（《传习录》）王阳明没有完全抛弃“引君于道”的路线，但他更强调的是“觉民行道”的使命。
通过传播心学来引导普罗大众“致良知”，认识到存在于自己本心的“天理良知”，然后按照“知行合一”的理念来躬行实践，做好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条路线就是所谓的“觉民行道”。
当时，明朝的大环境并不乐观，这是王阳明把传道重心由君主转向民众的根本原因。由于明朝中期朝政恶劣，民众期盼着某种形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并非政治体制上的彻底变法，而是学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王阳明的心学并没提出像后来张居正变法那样具体的改革措施，但其思想内核已经偏离了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这就较好地顺应了社会求变的思潮，为后来的种种变革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
近现代推崇王阳明的中外名人，大多面对着同样的求变图强背景。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病入膏肓，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这正需要人们努力去寻找新思路、创建新办法。
按照王阳明的理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来完成自我升华，从而进一步在社会实践中创立事业。在破旧立新、克服社会危机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需要面对强大的旧事物，还必然要承受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阵痛。假如一个人没有强大的心力与意志，没有可靠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阳明心学恰恰在这点上拥有比程朱理学更强的指导意义。所以，阳明心学在近现代成为中外各界名人推崇的学问，取代了没落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