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纵横家的渊源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这么一批豪杰之士？其实纵横家的起源与先秦诸子的起源相似，大抵有两种说法。

首先是王官说。《汉书·艺文志》最早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认为纵横家与其他诸子一样，起源于王官，并将纵横家的起源与西周的行人之官联系起来：“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根据《周礼·秋官》的记载，西周国家职能机构划分中就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官，主掌国家朝觐聘问等事务。事实上，这种行人之官，古已有之。夏代其可能已经产生，当时称为“遒人”。大禹曾经在涂山召集天下诸侯，万国来会，具体传递消息的正是这些官员，商代称为“吏”，这在甲骨卜辞中有记载，到了西周时才称为“行人”。这些行人之官的重要特征就是“权时制宜”“受命而不受辞”。他们接受使命，完成使命，但是在具体的交涉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斟酌形势，随机应变，国君一般不会干涉。当然在天下秩序稳定的西周时期，这些行人之官基本肩负礼仪性的使命，主要负责掌握天下诸侯定期向周天子述职纳贡的仪式，周天子向天下诸侯颁布命令以及封赐受赏等礼仪。所以说，行人之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西周的外交官，而他们掌握的是五礼中的宾礼，与后世的纵横权谋倾轧没有多少关联。而后世的纵横家更多地继承了行人之官穿梭于各国之间的通使作用，凸显出“受命而不受辞”的外交灵活性和主动性。当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军事斗争渐趋激烈和复杂，权谋诈智、口舌之利逐渐在军事外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逐渐成为纵横家身份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淮南子·要略》中最早提出的救世说。《要略》认为诸子的起源与春秋战国的时势相关。诸子胸怀大志，力求以自己的学说救乱世之弊，诸子之说应时而发，与特定的历史政治需要相关，是不同的救世方案，而纵横家兴起的原因也同样如此。我们知道，在政局稳定时代，外交官更多地关注、掌握和学习外交活动中的基本礼仪程序，智慧权谋居于次要地位。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权威不断遭到挑战，在以礼为核心，以周天子为标志的天下秩序逐渐崩溃的大背景下，军事斗争中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战争思想也逐渐被兵以诈立、以利为动的战争观念所替代；诸侯之间征战也由尊王攘夷的争霸战争逐渐转入了杀人灭国的兼并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外交以礼仪规程为主导形式也逐渐变得剑拔弩张，外交场合中也经常唇枪舌剑，因此卓绝的智慧、雄辩的口才逐渐成为外交中的利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各国之间的战争、盟会也逐渐频繁，这一时期的行人主要活跃于阵前、盟会、国君朝觐等场所。行人之官非常熟悉外交礼仪，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各国之间非常复杂的利益纠葛，导致他们便宜行事的机会增多。因此他们非常熟悉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军事状况，同时智慧和辩才也开始凸显。春秋晚期和整个战国时期，纵横策士正是将这些新的因素发扬光大，尤其是纵横家以他们一流的智慧、出色的口才，对天下大势敏锐的眼光、准确的判断，令在列国竞争中求生存的君主非常重视，最终影响了天下时局的走向。在诸侯林立的春秋、七雄并立的战国，如此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下，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特定政治军事意图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这些口有雄师百万、长于韬略的纵横家就应运而出，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弄潮儿，张仪、公孙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令当时众多不得志的游士艳羡。

当然“纵横”一词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五蠹篇》中：“从横之党……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韩非在提出“纵横”这一说法之后，又对“纵横”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界定。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批评纵横之党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富国强兵，同时还揭示了“纵横”的实质，即合纵就是众弱合攻一强，连横就是以一强为核心结成联盟攻打弱国，实现“强者兼人而弱者图存”的双赢战略意图。战国时期，合纵早期主要针对齐、秦这两个东西方大国，五国破齐后，六国合纵主要针对秦国。结合史实来看，合纵的实际效果远逊于连横。合纵的众弱国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往往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勉强合作。合作中他们无法彼此信任，各打各的算盘，都力图更好地保全自身，所以面对强敌时，往往首鼠两端，六国合纵攻打函谷关失败就是明证。而连横常常主动出击，并且以强国的战略安排和意图为主导。所以，秦国正是通过连横的外交军事联盟，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逐一蚕食，最终统一天下。

在韩非的论述中，纵横有其特定的含义。后来这一概念逐渐泛化，人们也将那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去对抗百万雄师的智谋之士称为纵横家。当然，纵横策士的兴起，也与春秋以来士人阶层的兴起息息相关。这些纵横策士大多是一些出身卑贱或家道没落的士人。这些士人在春秋战国、楚汉相争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备受当时君主重视，并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翻云覆雨等闲间，成为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纵横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家，他们投靠国君或公族，穿梭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底线。若抛却道德审判不说，仅对战国时局的具体影响而言，无疑纵横家是不容忽视的。从现存典籍来看，纵横家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往往出身卑贱或家道没落，对富贵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出身底层社会的纵横家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深谙世事，对人情世故了如指掌；为了成功游说天下君主，他们往往对列国的山川地理、险隘要塞、人情形势、政治内斗、外交走向等方面研究颇深。在游说国君时，纵横家往往能够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以当下的实际利害去引导国君，左右君主的内政外交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多国政局中，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影响天下大势。虽然也有像鲁仲连那样的高士，但我们更多地看到纵横家在游说过程中，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不讲道德、不讲友谊，诚信全无，将诡诈权谋在外交中发挥到极致。当我们看到他们环环相扣的设计，看到他们遭遇不利状况的随机应变，不由地感叹道德与智慧背离的无奈！因此，纵横家无论是在他们的时代，还是在后世，不断遭到仁人志士的道德谴责，对他们的口诛笔伐也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