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阐述框架

一 软实力理论视角下以色列公共外交、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的逻辑关系

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国家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软实力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以色列软实力的形成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公共外交在整合国内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形象的提升。

（一）犹太文化的传承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以色列公共外交奠定了国内基础

当前，软实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而在形成软实力的国内基础上，各国国情不同，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构建路径与要素。但是传统文化和时代内涵，是任何一国软实力的形成来源。离开了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将失去根基，甚至会造成社会的断裂；不符合时代内涵的软实力要素，就不能在一国国内起到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也很难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他国的认同。

1．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以色列软实力构建的基石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文化，文化的构成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面，但其中最为要紧的则是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文化，或者说是价值观。一国的制度、政策和战略都有赖于观念、思想、原则的支撑，因此文化不仅是“资源性”软实力，同时也是“操作性”软实力。而能够起到凝聚人心，以及作为软实力资源的价值观则必然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因为一国的历史沉淀、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要素，深刻塑造了该国民众的心灵，对国家的凝聚、制度与政策的收效，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国家凝聚力为例，国家凝聚力是在一国的共同价值导向下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把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全体成员集聚结合在一起，逐步达到情感、观念、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相互认同，成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并推动一国不断向前发展。国家凝聚力作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影响到一国民众的工作积极性、集体合作能力，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况，是一国民众建设家园的共有精神。而国家之所以能产生凝聚力，就在于国家成员对一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进而产生国家凝聚力。由此可见，加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路径就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

同时必须要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一国软实力构建的基石，是因为它是文化中最具连续性的部分。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性，是历史语境和历史积淀在各个时期的不断冲刷和累积、剔除和补充、丰富和提炼。传统文化是已经成型但永远不会定型的时间产物，是一份过去留给人们的历史遗产，并会在当前和未来不断地演进、发展。由此可见，并非一国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以称为传统文化，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在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具备存在活力并因此而保存、延续至今的文化才能称为传统文化。总之，传统文化总是处于一种不断产生、更新、淘汰和消亡的过程之中。

传统文化作为“资源性”软实力，是指一国制度的设立、政策的实施，都必须视其为其重要来源，因为只有考虑到传统文化的因素，其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最为运转顺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才最为有效。倘若一国照搬他国政治、经济制度，而忽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就会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有损于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而作为“操作性”软实力，在国内政策的制定、执行、修正中重视传统文化，本身就能够凝聚人心，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在公共外交及对外交往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于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乃至全球治理的思维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色列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从犹太民族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移民到其建国初期，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这就需要以色列必须提升其国家凝聚力，在民众中确立建设家园的精神，从而有利于眼前困难的克服。因此，以色列政府重视犹太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传承了犹太社团在移民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文化认同，加强了犹太文化在国家构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使得以色列民众在长期战争状态的环境下能够通过共有的精神财富，战胜困难，建设家园。冷战结束后，尽管以色列面临的困难得到缓解，但其政府依旧重视国家凝聚力的建设，犹太文化的传承使得以色列民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从而更好地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

此外，在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以色列政府也十分重视犹太文化的基石作用。就“资源性”软实力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家制度中，犹太文化体现在法律、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以色列的法律体系中，成文宪法的缺失就为犹太文化进入公共权力提供了空间，而且以色列有独立的宗教法院系统负责审理和犹太教相关的法律事务。在社会制度方面，其假期的时间安排注重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每周的双休日以犹太文化中的安息日为准则，即周五、周六两日是休息日，而对于犹太民族的传统节日，政府都将其确定为法定节假日，甚至服务类行业的从业者在节假日里也被强行休假，以家庭、社区为单位参加节日活动。在政治制度中，以色列实行议会制，犹太宗教色彩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沙斯党等），因而其政策制定必然会对犹太文化予以重视。不仅如此，其最高权力机构议会（Knesset）的希伯来语含义是“大集会”（Great Assembly），原指古代以色列负责圣殿重建工作的立法机构。第二圣殿时期的“克奈塞特”有120人组成，而当代以色列的议会也有120个席位。以色列政府通过给政治制度赋予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为现行体制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军事领域，以色列的军队中配备有犹太拉比，而且在军人职业教育中，也有不少内容都和犹太民族的历史相关。在“操作性”软实力方面，以色列重视文化领域的发展，设立了相关部门负责文化事务，如宗教服务部、移民部、文化与体育部等；重视犹太会堂、宗教学校、民族文化类书籍等公共文化设施与项目的建设。

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外交，以色列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了其国内对犹太文化的重视，并利用犹太民族的跨国网络，以文化为媒介，借助与海外犹太社团的联系，推动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文明间的对话。

2．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以色列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社会资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促使国际社会趋于形成，国家之间不仅共享发展的成果，也必须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公共问题。在越加广泛和深入的国际交流中，国家之间的共有价值观也逐渐增多。这就要求一国在软实力资源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传统文化，也必须符合时代内涵所赋予的客观要求，从而为开展公共外交奠定社会基础。

获取资源，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土地资源在整个农业社会中最为重要。从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人类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蕴藏于地下的矿产资源，构成了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知识经济逐渐走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而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进入21世纪后，作为一国软实力构成要素的智力资源已经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在重视智力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素质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拥有最优秀的人才群体，一个国家的发展就有了动力。而得到人才最重要的路径则是全面提升本国的教育水平，突出价值观教育与创新教育，在重视高等教育的同时也推动基础教育的进步，从而使教育体系能够为一国培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为了应对时代的需求，20世纪末，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名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必须给教育确定新的目标，必须改变人们对教育作用的看法。扩大了的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一个人都发现、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在教育已成为时代内涵的前提下，各国政府都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为软实力建设提供社会资源。

此外，国际社会除了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有着相近的认知，民主法治的观念共享也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民主是一种“国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实质；法治则是它的“政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形式。民主与法治是表里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各国的政治实践同时表明，民主法治应该有多种模式，而不应仅仅是美国或西方的模式。民主法治不仅体现在制度和政策领域，也体现在国民的民主法治素质方面。

以色列深谙教育发展对于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从建国起，以色列政府各部门，从总理办公室开始，无不为教育振兴竭尽全力。政府各部门都开设有专门处理教育事务的机构，并且相互之间通力合作，为教育提供绿色通道。与此同时，以色列实行国家总览教育的体制。现行教育体系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个部分。正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非正规教育则是指在各种教育环境下的社会和青年活动以及成人教育。在正规教育中，以色列在重视创新教育的同时，也注重价值观的教育，在培育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也提升公民的民主法治素质；在非正规教育领域，以色列也极为看重博物馆、图书馆、书籍杂志的建设，从而使青少年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整体而言，以色列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人口规模有限，这些客观条件都制约了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方式，但以色列较好地把握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机遇，重视国民素质的提升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机构和企业之间也建立了成熟的互动机制，在发展人才密集度高的知识经济领域成就卓著，在农业科技、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领域，甚至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国际社会共有价值观方面，以色列民众及政府官员普遍高度认可以色列现行的政治体制，认为其充分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在以色列的对外交往中，对民主法治的宣扬是进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而对这一概念的强调，也增进了西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肯定。同样在公共外交中，以色列能够从自身国情出发，运用其国内先进的科技人才资源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二）以色列公共外交有效改善了国家形象，提升了国家软实力

公共外交的基本逻辑就是一国政府充分运用本国已经形成的软实力资源，有效动员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等通过参与对方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舆论，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并且加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影响外国公众的认知，进而改善本国的国家形象。而一个清晰、有力的国家形象，可以让外界更深刻地认识、认知和认可一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这对于一国软实力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一个1948年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在建国后又经历了和阿拉伯国家的数次战争，巴以之间的冲突直到当前都没有解决，且长期是国际舆论的热点，外国公众会很自然地认为以色列是一个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的国家，这些都不利于以色列塑造其正面的国家形象。但是以色列政府能够较为有效地整合国内外的有利资源，设立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通过公关游说、文化交流等途径，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等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重要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改善了这些国家部分民众对其的固有认知，并且推动了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在不少外国民众看来，以色列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教育水平先进、政府透明度高，并且经历过大屠杀灾难考验的国家。可以说，虽然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仍然受到其外交政策的局限，但正是在公共外交的作用下，“创新国家”等正面的国家形象也逐渐成为其走向世界的符号。

在公共外交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的技术援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没有较多的话语权，不易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获取软实力；该国和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冲突的状态，其国家治理绩效也很难得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认可。但是以色列成功地运用其科技能力，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了长期的技术援助。通过技术援助，以色列参与到了全球性问题（贫困、传染性疾病等）治理的进程中，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样通过技术援助，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了以色列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即便这些国家的政治立场难以转变，但其至少产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多元认同。

二 历史学视角下以色列的公共外交与软实力构建

以色列开展公共外交及进行软实力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色列建国时，由于国内面临的困难以及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存在严峻的生存危机，但以色列政府及时应对，在重视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发展外，也能够加强软实力的建设。1977年，以色列总理与埃及总统实现互访，阿以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其软实力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主动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开启巴以和谈，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其在巴以冲突中身份的长期认定，同时创造出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国民素质进一步的提升、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营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以色列软实力构建的起步（1948～1977年）

从1882年起，犹太移民便大批来到巴勒斯坦定居，经历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同时在与阿拉伯人和与英国托管当局的斗争与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因此，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团已经拥有了很强的凝聚力，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与农村经济，甚至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定居者已经拥有了能够解决战斗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建国后，以色列迅速将议会制确立为国家的政治体制，并在1949年举行了国家的第一次选举。有12个政党参加了这次选举，最终马帕伊（Mapai，即巴勒斯坦工人党）获胜，与宗教联合阵线、进步党、萨法迪名单成员、拿撒勒阿拉伯人等党派组成了联合政府，并在同年3月10日得到了议会的批准。民主法治制度的确立，让以色列社会各阶层都有了表达政治诉求的途径，从而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不仅如此，1948年、1956年，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并没有消灭以色列，面对战争的威胁，以色列政府重视犹太文化的“凝聚剂”作用，反而增强了以色列民众在建国初期的团结、进取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在建国后的30年间，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犹太移民。在这些移民中，东方犹太人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造成了其经济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东方犹太人与欧美犹太人之间的社会隔阂，不利于以色列国家凝聚力的增强及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如在1953年，约有40万来自欧美地区的犹太人就读于高级中学、职业学校和农业培训学校，而当时人口已达到犹太人42%的东方犹太人则仅有两千名学生。因此，以色列政府重视教育在民族构建中的作用，并把教育工作重点放在推行义务教育、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上。1949年，参加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有9.79万人，1952年增加到20.77万人，1967年为44.54万人。1968年，以色列实行第一次学制改革实验，规定公立教育体系采用12年连读的体制，其中小学教育阶段为6年，初中高中各3年，使学生享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从9年延长到11年。通过以色列的努力，到1977年时，东方犹太人中的适龄儿童在全国14～17岁年龄组的人数占到58%，上学人数也达到了同一年龄组的58%。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推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交流，从而赢得美国的支持是以色列公共外交与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目标。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虽然美国一些政要同情以色列，但其政策并没有完全支持以色列。如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国务卿马歇尔和高级外交官乔治·凯南都认为对以色列的支持将危及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危害了其中东地区的能源利益，并有助于苏联在该地区的渗透。1950年，以色列请求美国援助，解决大量涌进的难民问题，美国国务院担心阿拉伯国家反应过于强烈，反对给予经济援助。以色列的美国友人告诉以色列必须直接请求国会的帮助，并成立以国会为工作对象的游说组织。于是在1954年，以游说美国国会为主旨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建立（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同年，对白宫逐渐拥有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CPMAJO）成立。在以色列借助犹太文化纽带的公关外交推动下，到20世纪60年代初时，肯尼迪政府已认为由于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援助不断增加，故而以色列理应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

针对二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以色列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援助，并获得了不少民族独立国家对以色列的认同。以非洲为例，1966年，以色列国际合作中心对非洲国家的预算达到了583万美元，而到1967年，已有29个非洲国家和以色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1967年后，随着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相继爆发，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使其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与政治认同受到严重损害。在1975年11月10日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3379号决议，客观反映了以色列软实力构建在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该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在投票表决时，竟有多达7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二）以色列软实力开始摆脱困境（1977～1991年）

1977年，利库德集团赢得了以色列议会的选举，宣告了工党“一党独大”时代的结束。贝京当选后不久，于8月份访问了罗马尼亚，并通过齐奥塞斯库向埃及总统萨达特转达了对和平的向往。9月16日，以色列外长达扬、埃及副总理哈桑·脱哈米在摩洛哥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谈。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重要演讲，指出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同年12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回访埃及。1978年9月，以色列、埃及、美国三方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以埃双方最终达成了《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使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发生了转变，以色列不再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蓄意侵占别国领土的国家，而是致力于地区和平的实现。1978年底，以色列总理贝京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以色列和埃及两国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3月，《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以下简称《以埃和平条约》）正式签署。《戴维营协议》和《以埃和平条约》开创了以色列运用谈判和外交方式解决冲突的先例，是以阿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提升了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及软实力。

里根政府时期，美以之间的战略合作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与此同时，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的公共外交。1977年后，除了公关游说外，文化外交也取得了成功。其中，关于“大屠杀记忆”在美国民众中传播的效果尤为显著，赢得了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推动建立了“总统大屠杀纪念委员会”，并决定在华盛顿筹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政府和美国犹太社团对“大屠杀记忆”的推动下，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以“大屠杀”为主题的课程。

1982年6月，为应对黎巴嫩境内巴解组织的潜在威胁，以色列发动了黎巴嫩战争，侵入黎巴嫩，并占领了贝鲁特。该冲突在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穿梭外交下于1983年5月停止，以黎双方缔结条约，宣告了战争状态的结束。虽然黎巴嫩战争短暂地不利于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但15000名巴勒斯坦战士离开了黎巴嫩，使以色列在黎南部获得了安全的缓冲区，从而为其主动开启和平进程改善了周边环境。此外，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虽然给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但同时也刺激了以色列在国内、国际政策方面寻求新的改变。

（三）以色列软实力得到有限提升（1991年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这一背景下，马德里和会于1991年10月3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还有埃及、海湾合作委员会、联合国以及欧盟的代表。虽然最终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冲突各方克服阻力，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埃及外长穆萨认为多年的敌人终于聚集到一起，企图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架起桥梁，从而体现出各方对和平的期待。在马德里和会的推动下，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相互承认，签订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奥斯陆协议》，它标志着巴以双方经过长期的军事冲突之后，终于认识到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同时也为以色列国内软实力资源建设，以及公共外交的开展赢得了国际空间。

随着地区局势重大改善的出现，以色列的国民素质得到了快速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地区学院、专业学院、师范学院的数量显著增长。而大学生也从1990年的6.8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9.7万人，5年间共增长了43%。到2002年，大学生人数已达到了22.75万人。而如果按照国家平均人口计算，以色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21世纪初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为大学生人数的增多，而且也表现在研究型大学在高新技术领域专家的培养上。具有创新思维的科技人才不断涌现，使得以色列在信息产业等知识经济领域在该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也是智库建设的重要阶段，1991年，以色列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在耶路撒冷建立，为立法工作和行政决策提供专业建议。除了该研究所外，一批涉及领域不同的智库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在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资源在国家软实力中的地位日渐提升，也给以色列推动国际教育交流培育了资本。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前往以色列深造，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选择到以色列交流学习。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和中国、印度、东欧中亚国家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也更为广泛。而公共外交在以色列与新建交国家的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提升以色列软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但是随着2000年戴维营会谈的失败和之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爆发，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常因巴以间的冲突而不断受损，国家软实力建设也逐渐放缓。当前，以色列在软实力构建中仍然面临着不少严峻挑战，但自建国以来的软实力建设成果，在以色列的综合国力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