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油桶调拨案看国民政府高层之贪腐

国统区普遍存在的军政机关和军政官员贪腐现象，使得玉门油矿生产受到极大限制。甘肃油矿局缺乏空桶储运汽油一事是其充分体现。

1941年4月28日，翁文灏、钱昌照向蒋介石呈报：“甘肃油矿产量丰富，近以所产汽油缺乏空桶盛装，以致炼油工作几将被迫停顿。迭经令饬各有关机关供给空桶，交换汽油，以资两利。兹据该会呈报：数月以来，与各机关商换油桶，获效甚微。现矿局存桶无多，至多只能维持至四月底，情形严重，已达极点。按该局拟订产量目标，自本年五月至十二月止，至少需五十三加仑空桶六万只。而该项空桶，现多留不出让，或高索代价，最近每只竟有索售价达三百元以上者。六万只空桶，则需款约一千八百万元，且仍有续涨趋势。而该局预算购置空桶费仅有三百万元，不敷甚巨。查国内各用油机关，现存空桶当有百余万只之多，除复兴公司以少数装运桐油外，现均不能运送国外，装油内运。如能指拨六万只交矿局利用，则政府收集之油桶既可用得其所，而该矿缺桶恐慌可以迎刃而解。惟该局现有车辆无多，空桶运输问题亦极严重。前拟以油换桶办法，曾订有请各机关将桶运送矿厂之规定。实为希望各机关本互助精神，分任一部分运输负担，以期油桶早日到矿应用。”

翁文灏等为此陈请蒋介石：（1）分令运输统制局及军政部各筹53加仑以上之空桶3万只，拨交该局应用。在本年5—7三个月内，每月各拨1万只。拨交地点最好能在西北一带，最远亦须在贵阳以北，以便迅速运矿应用。（2）拨交该局利用之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拟恳按该局购置空桶经费300万元范围之内，规定每只空桶作价50元。（3）规定拨交该局利用之油桶为紧急军用品，令知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及贸易委员会等转饬各所属军运及驿运机关，尽量协助运输，俾将6万只空桶如期运达矿厂。庶几，该局炼出油有桶盛转，不致因缺桶而影响生产。

然而，油桶问题似乎没有解决。1942年2月15日，翁文灏和钱昌照又一次呈报蒋介石，称：“目前该矿需要最切且最感困难者……尚有装运成品油桶及零碎五金材料之添购补充两问题。该矿装运成品油用五十三介仑油桶，目前该局成品运输因车辆不敷，大部分需用驿运，一次往返需八个月。本年秋冬，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三十五万介仑，约需五十三介仑油桶五万六千个。查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拟恳钧座转令各有关机关尽先售予该局应用。”3月29日，翁文灏再呈报蒋介石，称玉门油矿“经在矿员工认真维护，积存原油现已达二百八十余万加仑，为数颇巨。故油井生产及油藏丰厚，已无问题，惟原油及成品之储运设备，必须早为建置”。由于玉门油矿“由美购置之储油铁池四十余具，自抢离仰光后，正在运输途中”, “故目前特赖每只盛油五十三加仑之油桶，正在向航委会、军政部及西北公路局分别商购，以期集成巨数，克应急需”。4月29日，在玉门油矿考察的翁文灏致电蒋介石，称该矿4月份汽油产量可增至6万加仑，以后月产量还可增加，本年度生产汽油180万加仑之预算计可实现。“但矿中储油设备甚不充足，非有大量油桶，恐有停炼之虞”。他恳请蒋介石电令交通统制局和军政部“二机关将空油桶六万只，于五、六、七三个月内拨交油矿应用”。

蒋介石于5月2日致电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和贸易委员会，指出玉门油矿“现当积极增产之际，如缺乏空桶，则直接足以阻损生产，间接足以影响军用”，而“各军事机关之原有空桶，现时既不能外运装油，散存各地，非被下级人员偷漏私售，即必坐令弃置锈烂，均属暴殄公物，而且有妨国防生产”。他要求各机关“对于该矿局空桶之供应，必须本彼此一体之旨，由各级主管严切督责，依照所请各项，分别妥办，尽力互助协济，俾利增产，而应军需”。军政部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于5月6日下午召集有关各机关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开会商讨，议定6万只油桶，由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和航空委员会各承担2万只。但交桶地点为昆明、泸州、贵阳、重庆、成都、广元、桂林、天水、双石铺、兰州等地，离玉门路途遥远，且自交桶地点起，所有运费由资源委员会承担。更让人不解的是，运输统制局拨付的2万只空油桶，每桶作价200元，由资源委员会以现金支付。

蒋介石闻讯大怒，于5月19日致电何应钦，痛批“各机关现存空桶毫无实用，徒以桶价高涨，多留不出让……仍议价至每只二百元之巨，殊属不合”。蒋介石指出：“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助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蒋介石强调：“现该矿需桶迫切，决不容再行辗转磋商，延误时效”。

他命令何应钦：

 

（一）该矿所需空桶六万只。应即由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及航空委员会各负责筹足完整合用者两万只拨交，不得以损坏渗漏者充数。

（二）上项空桶最好应就各该机关存置西北及蓉、渝等地者尽数拨交，最远亦不能逾越贵阳以外。原拟在桂林、昆明等地交拨之桶，运道太远，不足应急，应无庸议。

（三）拨桶时间限于六月底以前各拨六千只，七、八两月每月各拨七千只，并由各原拨机关将各该月在各地拨桶数目，尽速径行通知该矿局派员接收。

（四）所拨之桶仍由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运输统制局及贸易委员会负责筹划，分饬各该所属驿运总管理处、川陕、兰双两公路线区司令部运务总处、西北公路局西北运输处等机关，作为紧急军用品，尽速运交该矿局矿厂，并由交通部主持办理，随时与该矿局洽办。

（五）自贵阳或重庆以北各地运桶至矿之运费，准按照承运军用品运价计算，由该局给付。

（六）上项油桶，除军政部筹拨之两万只已洽定拨借外，其余由运输统制局及航委会筹拨之四万只，亦应一律作为拨借，不得索取代价。

 

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各机关不用的6万只空桶逐步到位。然而，蒋介石于10月29日致电翁文灏，称有外国人“见玉门油矿局所用铁桶多有漏洞，以致沿途损油甚多，甚至每桶抵兰，所剩几无，究竟如何，令注意改正”。翁文灏报告说：“该局所用油桶系由各机关拨交，破漏殊多，均经该局极力挑选洗刷，并用电焊修补后，始行装油。自用油料运出后，因车辆颠荡之故，少量漏耗固所难免，然亦未据报有大量损失，平均漏耗程度不足百分之一。至各机关来矿提油，因该局油产激增，存储容器尚感不敷，故原则上多系由各机关自带油桶。此种原桶实际漏耗情形，该局未能详悉。”

蒋介石为此痛斥何应钦：“查玉门油矿前请拨用空桶一案，经规定由军政部、运输统制局及航空委员会各拨二万只，并限期拨清，暨指定不得以破漏油桶充数……该项油桶除航委会业已如数依限照拨外，军政部及运输统制局限满均未拨清，且所拨之油桶仍多破漏待修者。足见主管人员玩忽命令，并未切实负责遵办”。蒋介石指出：“查近年来各机关由国外运入油量，计应有油桶二百万只以上。今多任意散失，致区区之六万只油桶尚未依限交齐，且所交者多为破漏，实属太不爱惜公物。应即切实追查缴还公家，以应此后油矿生产之需。”他命令何应钦立即“查明过去购拨汽油应存铁桶数量，规定各机关应缴数目与日期，分别饬遵并据报为要”。

国民党党政军官员的贪腐程度可见一斑。不要说翁文灏这样的政府部长无能为力，即便是蒋介石屡发电令，其效果也一般。

救亡的洪流将翁文灏推到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书生从政，理所当然，不过要想在异常浑浊的中国官场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实属不易。翁文灏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建设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他绝不会随波逐流。面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孔祥熙、宋子文等家族势力的自私贪婪，国民党各政治派别的钩心斗角，他只能独善其身。他一直秉持着“决意为国服务，鞠躬尽瘁、虽死不辞”的从政宗旨，“绝不拥甲倒乙，亦决不随风而靡，亦决不图谋私利。对于为官地位更绝无恋栈之意”。“不合则分，绝不能有运动勾结行为”。正如他在1946年6月就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宣誓的那样：“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这正是翁文灏做人的本色，更是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兢兢业业服务于战时经济与国防建设事业而功勋卓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