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前中期泰山信仰的政治境遇

在国家祀典上，清承明制，仍行五岳之祀。在清代的山川祀典中，五岳居首，而五岳祀典中以东岳为最。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崇祀岳、镇、海、渎及直省有司春秋致祭之礼，定制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配享方泽坛”。代表东岳神灵的东岳大帝，清廷称之为泰山之神。北京城朝阳门外东岳庙所奉的东岳大帝列为群祀，而其他四岳的神灵没有这样的礼遇。顺治八年（1651），清廷确定北京东岳庙的祀典用“青色礼神制帛一，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盘，尊一，爵三”。由顺治八年至光绪九年（1883），清廷每逢皇帝的生日（万寿节）就遣官前往东岳庙致祭。康熙帝、乾隆帝东巡，无不亲临岱庙向东岳大帝行二跪六拜之礼。此外，清廷对东岳泰山的奉祀，还有天坛的五岳神配享。在东岳大帝之外，清廷还崇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相关祭礼包括京东丫髻山的拈香礼，紫禁城广生楼、圆明园广育宫等处的皇家内祀等。需要注意的是，清代前中期国家对东岳神灵的祭祀重心逐渐从东岳大帝转向碧霞元君。

（一）康熙帝眷顾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在康熙时期多得清廷的青睐。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东巡时亲往泰山之巅在碧霞祠（或称“碧霞元君祠”）拈香。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康熙帝谕令以后每年调拨一部分泰山的香税、钱粮给予泰山上下奉祀碧霞元君的祠庙，“使上下岳庙与元君诸祠守祀者得有资赖，晓夜尽心，兼可时加修葺，以壮往来观瞻，示朕崇祀之意”。在其看来，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是同等威灵的泰山之神，应尽心崇祀。康熙帝曾两次登临岱顶，七次派官员赴泰山祭祀东岳之神，并为碧霞宫赐匾“坤元叶应”。他解释说，东岳“为五方之长，发生万物”，祭祀泰山旨在“为苍生祈福”。为赢得汉族士子与民众的人心，巩固清廷政权，康熙帝十分注重接纳并支持华北区域原有的信仰习俗，如管子所言“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对于王朝时代的人君而言，通过明确鬼神之存在，祭祀山川之神灵，可以更好地教化民众，推行政令。

除了登岱为碧霞元君拈香外，康熙帝还重修京师专祀碧霞元君的护国洪慈宫。该宫兴建于明代年间，即京师五顶之一的“西顶”。康熙甚重此庙，曾两度重修，将其名更为“广仁宫”，还亲自题写以下匾额：广仁宫正殿殿额“金阙宣慈”，宫门坊楔内额“泰岳同瞻”、外额“坤贞普育”，左坊内额“安贞福地”、外额“弘育仙部”，右坊内额“资元真境”、外额“怀保春台”。广仁宫重修一新后，康熙帝亲往朝拜上香，“仰祝圣母之釐，俯介生民之祉，以祈纯嘏，以巩皇图”。他期望碧霞元君以其神力护国佑民，巩固皇权，体现上天之“仁”，即“稚者得以长，壮者得以乐，老者得以安，期于生齿殷繁，兵刑寝息，民无夭札，物无疵疠，总一以仁推之而有余”。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立的《圣祖御制重修西顶广仁宫碑》称：“（碧霞）元君初号天妃，宋宣和间始著灵异，厥后御灾捍患，奇迹屡彰，下迄元明，代加封号，成弘而后，祠观尤盛。”由此可见，康熙帝对碧霞元君怀有比以往更强的好感，认为她是一位十分灵异的女神，对维护天下安泰厥有大功。只不过，他将碧霞元君的神迹附会到了“天妃”妈祖的身上。为表示信奉碧霞元君的诚意，康熙帝还亲书《天仙玉女经》，赐予广仁宫。康熙年间，内务府多次派大臣前往广仁宫拈香。不过，此时期的碧霞元君仍是民间神灵，并未被纳入朝廷的祀典。

康熙帝除了在泰山与京师奉祀碧霞元君外，还曾数次到京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永平府景忠山等地的泰山行宫，为碧霞元君拈香。

康熙帝虔诚奉祀碧霞元君，既有儒家“祭如在”的礼仪精神，也有满族之萨满教信仰的巫术风格与神秘主义色彩。孔子所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明确说明祭祀礼仪最重要的是态度与意愿要虔诚、恭敬，以至于所祭祀的神灵好像真的存在一样，而神灵是否真的存在无须讨论。儒家只建构、传承活人的此岸的文化世界，不探究人生前死后的彼岸鬼神世界。儒家的祭祀精神落实到政治现实的祭祀礼仪层面上，还要分成官与民两个层面来看。依照荀子的阐释，“神道设教”的祭祀之礼，“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其本意说祭祀的吉礼制度关联的鬼神世界在君子看来只是一种文化，但在百姓看来，它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鬼神世界，一种与阳界并存而且能够互动的阴界。宋代儒家援佛之后增加了对鬼神世界的关注，张载有“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之说，朱熹同样认为“天地是体，鬼神是用。鬼神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这意味着鬼神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的功能或表现形式，由此容易转化出一个具有人格主体意识的鬼神世界。在这一点上，儒家与民间的鬼神信仰可以相通相协。萨满教信仰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具有多神信仰的特色，该教的巫师（即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萨满）可以通过跳神仪式与神灵沟通，达到支配神灵之力的目的。康熙帝原信仰萨满教，又奉行宋明理学，同时还崇信佛教，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认同鬼神世界真实存在的观念。对其而言，碧霞元君的祭礼既是官方的“文”，也是民间的“鬼事”，二者并存而不矛盾。

康熙帝热衷于奉祀碧霞元君，为雍正时期奉祀碧霞元君的常例化奠定了基础。

（二）碧霞元君升为官方神

虽然碧霞元君在康熙朝威名天下，但其由民间神升为官方神，则在雍正朝。约在雍正五年（1727），迷恋道教的雍正帝在圆明园修建了专门奉祀碧霞元君的神祠——广育宫。该宫位于圆明园福海南岸山岗之巅，宫前有坊，坊额为“舍弘光大”和“品物咸亨”。正殿内奉碧霞元君，殿额为雍正帝御书的“恩光仁照”。广育宫的名称与西顶广仁宫相近，其中“育”字表明雍正帝将碧霞元君视为主管人间生育的神灵。雍正帝在圆明园居住时，每逢四月十八日皆至广育宫拈香，并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由此，碧霞元君由民间神灵升格为官方神灵，并享受常例化的皇家奉祀。诚然，广育宫仅是皇帝、后妃（或由该宫太监总管代替）常例化的上香之所，带有很强的皇家私属性，并不对官员、民众开放。

广育宫拈香虽成为定例，但没有正式进入清廷的国家祀典。雍正朝的国家祀典分为大祀、中祀与群祀三等，祭祀对象为天神、地祇与人鬼。其中天神、地祇都是官方认可的符合儒家思想观念的本土神灵，即如《礼记·祭法》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御灾捍患则祀之。”自顺治帝至康熙帝，清廷在儒家与道教有别的情况下，从不曾将道教独有的神灵纳入国家祀典。由于碧霞元君在明代时已经被道教正式纳入其神灵谱系，雍正帝虽对其十分信奉，但限于历朝祀典的传统，终未将其纳入国家祀典。

相对于康熙帝而言，雍正帝对碧霞元君的信仰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缘由，大致有二。其一，雍正帝信奉道教的神仙之说，有意将道教作为人心教化的工具。他曾诏修泰山碧霞祠，赐额“福绥海宇”，并作《碧霞祠题宝幡步虚词》云：“子视群蒙敷惠泽，母临庇土荷帡幪”，“常将天福人间赐，奖孝褒忠佑万方”。由此诗句可见其意在借助碧霞元君教忠教孝的政治策略。其二，出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礼治”之道。在王朝国家礼乐刑政不及的地方，鬼神信仰是统治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可以弥补儒家教化的偏颇之处，如魏源所言，“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阴教”与“王治”相辅的“神道设教”才能更有效地统摄人心。雍正七年（1729），清廷以官银整修泰山碧霞祠，雍正帝谕令内阁称：“山东泰安州神庙，奉祀东岳泰山之神。历代相传，灵显昭著，佑庇万民。俾国家享昇（升）平之福者，明神之功德，其来久矣。远近人民，感荷默佑之恩，焚香顶礼，罔不虔肃。”在民间广泛顶礼膜拜泰山神灵的情况下，雍正帝有意利用民众的这种功利性的信仰心理，发挥以神教民的手段，大力营造泰山神灵可以消灾赐福的文化氛围，将民众改变生活境遇的欲望与追求转移到神灵的身上，从而求取朝廷统治稳固的“昇（升）平之福”。这是“神道设教”有助于统治稳定的功用之所在。

（三）泰山拈香礼的常例化

乾隆帝像乃祖乃父一样十分信奉碧霞元君。他曾十一次驾临泰安岱庙，其中有六次登泰山至碧霞元君祠拈香，第一次为乾隆十三年（1748），最后一次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的碧霞元君信仰与皇后富察氏颇有关联。乾隆十二年（1747）富察氏痛失爱子永琮，悲悼成疾，梦见碧霞元君将其子召去。翌年正月，乾隆帝特为东巡登岱，于碧霞祠为皇后富察氏祈福。

乾隆帝虽登岱祀碧霞元君，但申明此举与泰山行封禅礼无关，只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自秦而宋，泰山封禅礼几乎是帝王祈祷神灵以求自身长生不老的盛大典礼，这给后世留下了帝王封禅不过为一己之私的印象。为表示仁君以天下为重，乾隆帝多次在诗文中称他祭祀东岳诸神与封禅泰山无关，如其《祀岱庙》诗云，“释奠回奕礼岱宗，绳先不为事登封”，“己躬那更求多福，祈岁心殷惠我农”；又如《渴岱庙瞻礼》诗云：“封禅事无我，阜安祈为农。”在这些诗句中，乾隆帝反复称自己祭祀包括碧霞元君在内的东岳诸神的目的，是借助泰山之力降雨抗旱，并非祈自身多寿多福。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曾夸赞乾隆帝不在泰山求仙表功的行为，称其“不求仙，不告功，不侈金泥玉树封。但勒御碑万丈崇，海曦射壁光瞳眬”。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诏令自当年开始，以后每年四月十八日（碧霞元君生日）前夕，遣“内侍御大臣”前往泰山以香帛进谒为常例。具体而言，是在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派出一人前往泰山拈香。据嘉庆《泰山志》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岁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皇帝遣内侍御大臣一员进香。于十七日斋宿岱顶。十八日黎明，诣碧霞祠行礼。岁以为常”。朝廷官员登岱祀碧霞元君时，泰安地方官员封锁各进山入口，严禁民众来此朝山进香，此所谓“封山”。

乾隆时期每年四月十八日为泰山碧霞元君进香的定例，像是圆明园广育宫拈香一样，属于没有正式载入国家祀典的皇家祭礼。不过，泰山进香具备了国家祭祀的规格，而且由清廷派朝中官员前往行礼，这比地方官员代表清廷祭祀东岳的祀典更为显要。由此，泰山女神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超过了东岳大帝。

在乾隆帝看来，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是一体化的神明。他以泰山为“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岳之宗”的观念为基础，认为泰山兼备乾坤之德，“乾德”体现在东岳大帝，而“坤德”则体现于女神碧霞元君。他还称：“有生之属斋心祗祓，愿揭其虔于元君，而元君亦将忞其勤而赐之羡。然则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与亿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为翼縡元化，二乎一乎。”这就是说国家祭祀的东岳大帝与平民百姓“奉事”的碧霞元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存在“正祀”与“淫祀”的分野。

碧霞元君成为官方的正神，朝野上下对她的奉祀也因此成为正祀。清代官方礼典对民间碧霞元君信奉习俗的提升与统制，表明清廷在“神道设教”上更为用心，有意通过掌控奉祀碧霞元君的神权以增强对人心的统治。这与清廷将福建的民间神妈祖升为官方神的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这种国家对大众文化的干预是一种“以提倡的形式加强控制”的统治策略。诚然，官方将碧霞元君从“淫祀”升为“正祀”的国家造神运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迎合了民众普遍信仰碧霞元君的心理，获得了民众对朝廷的好感；另一方面也为民间借奉祀碧霞元君之际举行各种赛会开了方便之门，并由此引发了香会表演所谓“诲淫诲盗”、人身伤害、“耗财买脸”等社会问题。

乾隆帝前往泰山致祭碧霞元君，既有“神道设教”的需要，还有“以孝治天下”的考虑。清廷入关以后十分注重以儒家伦理教化巩固其统治，不但要“刑禁于已然之后”，而且强调“礼禁于未然之先”。早在顺治九年（1652），清帝向八旗及各省颁行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句圣谕旨在教人做忠臣、烈士、孝子、顺孙。康熙帝鉴于“风俗日敝，人心不古”的形势，要“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继续加强教化，向全国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帝对其逐条解释，形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视之为“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乾隆帝继承乃祖乃父的统治方略，有意将自身塑造成孝顺父母而且足以楷模天下的明君孝子。乾隆十三年（1748），其第一次登泰山即陪其母亲到碧霞祠拈香。乾隆三十六年（1771），泰山碧霞祠重修一新，正值八旬的皇太后想要亲自登岱为碧霞元君拈香，乾隆帝应其母之请，与之一起东巡泰山。乾隆帝两度陪母登临泰山致祭碧霞元君，既表明其对母亲的孝顺之意，又向天下人展示清廷“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教化之道。

乾隆时期，清廷在泰山祭祀东岳灵的礼仪增为四种，即泰山拈香礼、告祭礼、祈雨（雪）礼与岱庙春秋祀典。拈香礼由清廷派员前往泰山碧霞祠举行。告祭礼，系清廷遇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便派员前往泰山岱庙告祭东岳大帝。祈雨（雪）礼，由清廷派员或指定山东省府官员前往岱庙或碧霞祠（或一并于两处祠庙）举行祭礼。岱庙的春秋祀典为泰安地方政府官员于春秋二季各行一次的常规祭礼。

（四）泰山拈香礼的地方化

由于乾隆帝的眷顾，碧霞元君获得清廷派员致祭的礼遇。不过，这一礼仪传统在延续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多种问题，诸如清廷所派致祭碧霞元君的官员在前往泰山的途中对驿站多有骚扰，而地方官员借机向其行贿，等等。嘉庆五年（1800）四月，清廷派侍郎明安往泰山进香，在其启程回京时，山东地方官员庄兆奎、全保等向其赠送“土物”与白银八百两。明安仅收下“土物”，不肯收银两，但地方官再三恳求，称即使其回京后奏闻皇上“亦属不碍”。明安遂将此项银两带回京城，并将此事奏报嘉庆帝。嘉庆帝得知此事十分诧异，谕称其自去年亲政以来，几次颁发谕令严禁官员之间有赠送式的贿赂行为，但现在竟然还出现这种“馈送”之事，甚至地方官“竟敢云奏闻亦属不碍”。随后，嘉庆帝申饬了庄兆奎、全保，将他们行贿的八百两白银赏给了明安，要求此后明安赴山东进香时地方官员不得再行馈送，务必革除地方官员“任意应酬”的“陋习”。

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改革了派员致祭泰山的办法。他谕令此后每年致祭泰山碧霞元君仅派内务府的一名官员携带皇家香供前往济南交给山东巡抚，再由山东巡抚或其他官员前往泰山碧霞祠行礼。祭礼时间规定为“四月十四日，或巡抚或司道一员，赍送太山。十六日到山，十八日行礼”。翌年三月，嘉庆帝又下旨，当年照例从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拣派一员，将应用香供送到山东省城，交给山东巡抚。之后，由山东巡抚、藩司二人内酌量一人，亲诣泰山，于四月十八日致祭。所派朝中官员将香供交给山东巡抚后即行回京。“嗣后泰山进香，俱照此例办理”。

嘉庆帝试图遏制泰山祭礼的行贿问题，但因为官场积弊已深而收效甚微。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本想亲自到曲阜孔庙行“释奠”礼，终因“近年东省吏治废弛，地方州县等官，不知遵守法度”而暂缓，但他谕令在将来数年内“将山东吏治大加整顿，使习俗改移，恪遵廉法”，毕竟“省方问俗”是人君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嘉庆帝对当时官士民兵的“人心风俗”大为不满。他认为，“人心风俗”关乎国家能否“长享太平”，关系到“政教之得失”与“国脉之所系”；地方官员“宜其教化兴行，习俗美盛”，才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奈何吏治腐败的趋势难以挽回，自嘉庆七年（1802）起，至道光十二年（1832）定亲王奕绍亲自到泰山碧霞祠祈雨止，其间再无其他朝廷官员前往泰山致祭。由此，泰山碧霞祠的拈香礼在一定意义上降格为地方官府的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