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的主旨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题旨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

两千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架设了古丝绸之路这座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驼铃声中，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沟通与交流。“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文明交往之路，都是人类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1]，张骞的伟业不仅“凿开”了政治军事和商旅通道，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沿线各国、各民族人文交流，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与碰撞。

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明对话之路。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将丝绸之路称为“求道之路”[2]。他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写道：“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米达文明、埃及文明、花拉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3]沿着这条东西交通动脉，中华民族进入到世界文明交往体系中，中华文明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实现了“时空双维上的文明接触”[4]。在历时两千多年，跨越七千多公里的时空维度上，中华文明以和平、包容、开放的方式与世界各民族的不同文明进行着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交流。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古代的中西贸易往来以丝绸为开端，物质文化交流可谓丝绸之路上最基本的文化交流形式。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传往西域各国的同时，来自西亚、中亚的香料、宝石、良马、药材、地毯等物品也流入中国。除了传统的实物贸易，中国的四大发明与先进的工艺技术也被大量西传。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去了铸铁、缫丝、灌溉技术，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烤烟、蚕桑技术、医学、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也先后传到中亚、伊朗、埃及等地，随后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多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通常是作为一个综合文化体进行传播的。随着物质文化的深入接触，物质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与人员交往带来的不同文化习俗的碰撞，使精神、制度文化层面的交流成为必然。来自西域的乐舞、杂技、服饰、艺术、宗教逐渐进入中国，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大量提及胡乐、胡服、胡舞、胡饰与胡笛，在中国史书及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精神层面的交流中最重要的是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宗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和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世界性宗教，具有多元并存、和平相处的特点，它们随着商业贸易进行传播，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商人则是最初的传播者。以位居陆上丝路枢纽的新疆为例，“历史上，除自然崇拜和萨满教外，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道教和伊斯兰教都曾流行于新疆地区，其中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深”[5]。

正是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赋予这条商道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公元前1世纪的佛教东传，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众多中国僧人如法显、玄奘先后踏上西行求法之路，与鸠摩罗什、真谛、支娄迦讖等印度、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相呼应，促成了印度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到唐代，中国佛教传统的八大宗派，其中六个宗派都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形成，由此而逐步传播到中国各地，对中国本土的传统儒学、道教产生重要的影响。丝绸之路的西端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宗教格局的时空变迁，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方宗教演变的轨迹，而且沿着丝绸之路辐射，并在丝绸之路的东端生根开花”[6]。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最初在唐朝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港口，进行商品贸易。元朝时的蒙古西征从陆地丝绸之路将大批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带回中国，促成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经中亚陆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至宋代已有关于开封地区犹太人侨居的史料记载。基督教最初以景教的身份传入中国，建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沿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丝绸之路这一沟通东西方的动脉，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曾广泛流传于中亚和西亚的诸如拜火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带入中国，至今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它们的文化遗存。外域宗教东传入华的同时，中国化的佛教以及本土的儒学、道教、民间信仰等也经丝绸之路向日本、朝鲜、东南亚地区传播。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改变了丝路沿线的文明格局，商业交流承载的文化传播使沿线不同的文明成果碰撞、磨合，又反过来促进了丝路贸易和沿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同文明的相遇有冲突、竞争、对话、融合等方式，但古丝绸之路更多见证的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合共生的状态。回溯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历史，尽管在某个地域、某个时期，可能会出现某一种宗教作为主导，在碰撞中产生矛盾或者冲突，但总体上不同宗教之间持有的是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彼此接纳。和平是丝路繁荣的基础，在伊斯兰化之前的西域和中亚，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等多种宗教和平共处，作为丝绸之路枢纽和重镇的吐鲁番曾经活跃着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是多种宗教文化汇聚与融合的典例。东汉班超（32～102）出使西域时期，贵霜王迦尼色迦为佛教的护法名王，但今天出土的贵霜古钱币却刻印着印度教湿婆、佛教佛陀、希腊神祇、太阳神等不同宗教的神灵，“这种宗教诸说之混合局面，这种广阔的思想自由，都反映了四种不同宗教的合流……”[7]

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显著特征，在丝路沿线，各大宗教思想相互吸收与影响。基督教的发展受到犹太教、祆教和佛教的影响，教义与思想中包含了古波斯宗教观念和佛教的术语与教理。摩尼教是糅合基督教、古巴比伦古代宗教、希腊神秘哲学、波斯祆教、印度宗教思想的结果。同时，基督教和犹太教思想是伊斯兰教兴起的重要思想渊源，伴随着阿拉伯帝国对西亚、中亚的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印度文化交融，丰富了伊斯兰文化的内容。作为古丝绸之路上影响最深的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其长期流行的过程中，与各地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本土融合的方式，逐渐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艺术。佛教在中国、东南亚、东亚、南亚次大陆等不同地域形成不同教派，佛教经典的传授与翻译，建筑、雕塑、绘画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方式都各呈其本土熏染的特点。伊斯兰教也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吸收了各地的文化特质，呈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等多元的文化面貌。如此一来，丝绸之路已经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沟通”和“交流”，也塑造了一种人文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二 文明对话构建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

当我们注目于历史上丝绸之路各文明的交流方式时，事实上已经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构建之源。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8]。对话不仅存在于中华文明内部的各个民族之间，也是中华文明与外部异质文明相遇时的伟大传统。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周围的民族，最终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今天被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正是来源于数千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整合。“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9]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春秋战国时期见证了中国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源自炎帝、黄帝部落融合东夷部落形成的华夏部落联盟，以农耕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通过诸国内部各民族的交往以及对周围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的征战，以周制的礼仪文化和农耕的生活方式，融合这些少数民族，促成其逐步华夏化，进而推动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民族（汉族[10]）的形成。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匈奴、羯、鲜卑、氐、羌的“五胡内迁”，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采取汉化政策，加强自己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汉族人纷纷内迁南下，与长江流域各民族融合，促成南北文化相互学习，扩大了中原文明的范围，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第三次民族融合是在宋辽金元时期，以汉人外迁和胡人南流的双向迁徙、民族杂居为特点。辽金长期统治北方地区，部分中原汉人因战乱北迁至边疆城市与草原地区，与当地的汉人、少数民族一起共同推动了该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纷至沓来，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至元末，定居中原的契丹和女真人已被视为“汉人”，“契丹”作为民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蒙古人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不仅促使汉蒙交融空前发展，更带来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各族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最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了一个新成员——回族。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实现了该民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大批满族人迁入山海关内，亦有大量汉族人迁居关外，形成满汉交错杂居的状况。同时，清政府还加强了对散居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统一管理，促进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由上可见，在统一、分裂的反复交替中，各不同民族从未停止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汉民族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先进发达的政治经济体制，包容广博的文化，成为吸引和凝聚不同文化的核心。总体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11]。正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合力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显然，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自带了尊重与包容不同文化的基因，不仅体现在本土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吸纳与互鉴，还体现在与域外异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中。汉代以降，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渐次传播，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进而逐渐与中华文明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异质文明。

西汉时期，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对抗走向适应，到南北朝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发展到隋唐时期，则进入鼎盛状态。一方面，大量佛经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文；另一方面，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出现了独有的佛家流派，尤其是禅宗。这时的佛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在进入中国后，一步一步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观念相结合，同时向中国文化奉献了新的内容。最终，中国佛教和儒学、道教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撑，当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此确立。

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巅峰。“如果说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之间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那么到了隋唐这一愿望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12]唐代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展示舞台。丝绸之路西端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正是隋唐统治者再度振兴及延伸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草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果，隋唐的都城长安[13]会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僧侣与学者，呈现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这些外国人在长安依照自己的信仰建立起寺院。聂斯脱利派教会传入中国后被称作景教，该教会在中国建造的教堂，又被称为大秦寺、波斯寺。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义宁坊大秦寺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流行传播情况。中国史称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为祆教、拜火教，唐代定居长安的祆教徒们在唐代的长安坊间建有四座祆祠，受到唐政府的保护。摩尼教从中亚传入中国，被称为明教、明尊教。关于摩尼教何时进入中国，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唐武则天时期摩尼教已经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是公认的。此后唐代宗时期，摩尼教被允许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伊斯兰教创立于7世纪初，很快便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传入了中国。值得关注的是，扎根在唐代长安的外来宗教不管它们在源地处于何种恩怨中，在这里都得以和睦相处、互不冲突。隋唐时期对各种宗教的容纳与接受，是统治者的政治远见，为中国造就了“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隋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14]。由此，脱胎于文明对话与融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亦有吸纳异质文化的能力和胸怀，故我们可以看到大唐盛世时的长安“胡化之风”，丝绸之路上流传的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信徒大量生活在长安坊间，宋元时期的泉州多民族多种宗教文化和睦相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他们既不像刺桐人那样吃东西，也不遵循他们的习俗习惯，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15]。泉州遗存的石刻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诸民间信仰，正是中外文明对话融合的证明。通过吸纳与融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异质文明因素进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最终造就了海纳百川、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三 “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中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汉朝军事需要和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现实需求的产物，促进了沿线商贸的繁荣，带来了欧亚文明间的交流，为多种宗教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途径与舞台。更重要的是，古丝绸之路讲述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轨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们从未中断过在这个舞台上的交流与交融。

近年来，国际社会，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纷纷寻求复兴与重建丝绸之路的计划，其中包括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1997年），印度、俄罗斯、伊朗的“北南走廊”计划（2000年），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2008年），美国的“新丝路计划”（2011年），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2011年），伊朗的“钢铁丝绸之路”（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年），韩国的“欧亚倡议”（2013年）等。这些以互联互通为共同诉求的复兴计划均有鲜明的经济需求，以及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安全需求。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构想。该构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通过“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在地域上则贯连了两个国际经济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涵盖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部分地区。显然，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16]，强调合作共赢的战略。其中，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延续性的丝路文化交流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为实现民心相通的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均阐述了“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的理念。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同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他提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在2015年博鳌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具体阐述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其中一条便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因为“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可见，“一带一路”在倡议之初，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就已经被视为构想与实践的重要环节。

其次，文化交流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国家，数十亿人口，是多民族、多种文明汇集之地，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宗教传播区。今天，作为各文明精神基础的宗教依然是影响沿线各国及地区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冲突矛盾爆发的因素。古丝绸之路曾经提供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当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7]，文化标志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和精神价值，它以超越时空、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可见，国家、地区间的任何合作都必然以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为基础与纽带，而实现互谅共识的有效途径便是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前文化部部长蔡武提出“文化先行”的策略。他在发表于《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中提到：“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这是因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有助于夯实我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18]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激烈的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已经是各国相互合作的最大阻碍，只有继承与弘扬古丝绸之路所展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以文化交流和互鉴的方式，在文明的差异性中寻求共同的认知与价值理念，才有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实现民族间的互信，搭建起一个凝聚社会与民众共同参与的协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