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日本经济到底怎么了，坊间众说纷纭，让人雾里看花，摸不到头绪。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日本经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容否认，受中日双边关系恶化的影响，从媒体到学者等各个层面对日本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读，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我们对日本的综合判断，也会影响我们对日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的现在，我们更有必要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经济。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鼎盛”时期，中日关系也处于“蜜月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管理经验、“日本第一”等日本的一切都被吹得天花乱坠，甚至成了世人学习的楷模与典范。然而，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此时又被贬得一无是处，过去的二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其实，日本经济在80年代的辉煌之时也有瑕疵，近二十年来的灰暗之中也有亮点。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政策频繁变换，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诸多败笔之举。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且利用新的资料从新的视角对这段时期的日本经济进行深入剖析，就更容易让人们看清日本经济的真实状态。

1989年日本开始使用“平成”年号，直到现在日本仍处于“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也因此常常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称为“平成经济”。但是，日本现任天皇明仁因健康原因曾在2016年提出要提前退位，估计2019年可能正式退位，届时日本的“平成时代”将结束。本书所涉及的日本经济内容刚好横跨整个“平成时代”，因此笔者决定将书名定为《日本平成经济通论》。由于这一阶段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称为“平成萧条”，但笔者认为此说法并不能准确概括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故使用了“通论”这一中性词。

本书虽为“通论”，但亦含“新论”之特点。第一个“新”，笔者在2006年曾写过一本专著《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2009年又主编了《日本经济概论》，上述著作中对战后以来的日本经济都有很多论述，但由于数据的限制及本人研究能力所限，有些观点已经明显变得陈旧，本书是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第二个“新”，到目前为止有关日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状况分析，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甚至是欧美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一边倒，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是“平成萧条”，而且是“平成大萧条”，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而笔者并不敢苟同，本书在承认日本经济有“失去的”部分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对日本经济做出新的客观评价，即过去的二十年，虽然日本经济低迷，但实现了“无增长的发展”或者说是“没有水分的发展”；第三个“新”，在于本书利用日本的最新数据，并且利用了先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做出了更接近“真实”的客观评价。

本书的写作源于笔者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日本克服长期萧条的经验与教训”。该课题于2006年7月立项，原计划2009年12月完成。因2008年秋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发展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不得不对初稿进行第一次大幅度修改。修改稿刚刚完成，2011年3月日本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笔者又不得不对书稿进行再次修改和调整。2012年底书稿第二次修改刚刚完成，日本民主党政权下台，安倍新内阁成立，“安倍经济学”出笼，日本经济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对书稿又不得不进行再次修改，再加上其他更紧迫的工作缠身和笔者的慵懒等原因，本书的出版一直拖到现在。但也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吧，正因如此，才使笔者能够从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及“安倍经济学”、特朗普总统上台可能带来的冲击等更宽的视角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行重新审视，这样也许能做出更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

在进行“日本克服长期萧条的经验与教训”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对日本陷入“长期萧条”这一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理”的“通说”越来越感到疑惑。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了近十年，为了研究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问题，笔者走遍了日本绝大多数的都道府县，1999年回国工作后也一直从事日本经济研究，每年或长或短总要多次到日本考察，可以说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耳闻目睹，有切实的感性体验，也有一些较深入的研究。但笔者实在是没有感觉到过去的二十多年日本是处于“长期萧条”状态。大城市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社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乡村风光秀美，环境宜人；整个社会治安良好，井然有序；大多数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在盈利，国民生活水平也几乎没有下降。笔者对周围的日本朋友，既包括大城市的公务员、职员、大学教师、学生和临时工，也包括农村的农户，进行无数次的走访和调查，很少有人感到生活困难或比过去的生活更差。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越来越感到将“长期萧条”这一标签贴在日本经济头上似乎有些牵强。

经过反复斟酌，笔者决定在本书中用“长期低迷”来替代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期萧条”。其理由在于，用“长期萧条”一词形容日本经济似乎有些过重，与事实不符，而“长期低迷”一词则可以比较恰当地反映过去二十多年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

首先看一下“经济萧条”的概念。所谓经济萧条，按照经济学的定义指长时期的高失业率、低产出、低投资、企业信心降低、价格下跌和金融机构、企业普遍破产。若按生产总值的变化来衡量“经济萧条”，则指任何经济衰退期，实际GDP下降超过10%就可视为“经济萧条”。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长期萧条。30年代的大萧条源自美国，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衰退阶段：第一阶段，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实际GDP下跌了近33%，而后是一段恢复期；第二阶段，1937年至1938年，经济衰退的程度相对较小，实际GDP下跌了18.2%。而二战之后，美国就再没有出现过近乎“经济萧条”的阶段。美国过去六十年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出现在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当时实际GDP下跌了4.9%。

另外，除了经济增长指标外，从社会状况来看，长期萧条给人的一般性印象就是由于失业人口剧增，国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即使到不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程度，也是多数民众难以度日，社会秩序混乱，杀人抢劫等恶性刑事事件频发，民不聊生，整个社会一片凄凉景象。

很显然，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当然，1997年和1998年日本确实出现了短时期的“经济萧条”，其特征是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也加入倒闭行列，严格来讲应当称其为“金融危机”，但日本很快得以挣脱，并没有达到“长期萧条”的程度，199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下降了1.5%，降幅远未达到经济萧条的标准。近年来，尽管财政状况恶化，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有所扩大，但日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长期通缩物价跌幅不大，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出现的价格骤降具有本质的不同。

本书之所以用“长期低迷”一词形容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多年日本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低，其实，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和通缩问题也都与实际GDP增长率及名义GDP增长率低密切相关。另外，使用“低迷”而没有使用“低靡”的原因还在于，“低靡”指经济增长速度低而且萎靡不振，主要强调的还是增长速度低、增长乏力，而“低迷”除了增长速度低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迷失方向之意。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不仅增长速度低，更关键的是迷失了方向。实际上日本在完成对欧美的追赶任务以后，其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方向，很多学者认为“8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之舟是没有罗盘的航行”。鉴于以上理由，使用“长期低迷”来定性过去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似乎更恰如其分。

自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以来，在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下，无论是在自由竞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是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来就没有摆脱反复陷入经济危机的宿命，日本也是如此。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有效需求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凯恩斯学派和主张“小政府”的制度学派、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对克服短期经济萧条著述繁多，其观点也五花八门，而且被媒体吹捧得天花乱坠，但真正成用的并不多，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的类似日本经济这样的长期低迷更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时至今日尚未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名噪一时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推行四年有余，但也未能扭转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局面。

马克思等经典经济学家曾对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周期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总体来看，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萧条与危机越来越频繁，但在程度上明显减弱。就日本而言，若仅从景气循环周期来看，日本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律，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整个低迷期长期化，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更加深刻。马克思去世后，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的理论武器。鉴于此，本书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原理对日本经济的现象和长期低迷的原因加以分析。

国别经济研究除理论意义和信息意义之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所用。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在我国的前面，过去日本曾经发生的失误也很可能在我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日本经济虽然长期低迷，但元气未伤，实力犹在，特别是日本在经济低迷期进行了各种改革和大量技术储备，今后的潜在增长能力亦不可低估。日本的许多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许多教训更值得我们汲取。总结日本应对经济长期低迷的经验教训对避免我国也出现类似的长期低迷、防患未然颇有裨益，而且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健康和谐发展亦有警示和借鉴意义。日本应对长期低迷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平时应当注意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更要防范长期低迷的出现。一旦出现低迷的苗头应迅速行动，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综合配套的措施及时应对，促进经济尽快复苏，其中控制财政杠杆水平和稳定金融秩序的意义十分重大。

本书共由九章构成。第一章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为切入点，对经历了二十年低迷期的日本经济的基本状况做出客观分析，力争为读者描绘一个真实的日本经济。笔者尽管不赞同“失去的二十年”这种说法，但并不否认日本经济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鉴于此，第二章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特别是从经济循环周期角度对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众所周知，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国内各种政策繁多，但财政和金融无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具特色的领域，再加上篇幅所限，本书只对日本财政和金融政策做重点分析。第三章分析日本严峻的财政现状与恶化进程，挖掘日本深陷财政困境的根源，并对“日本财政是否会崩盘”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第四章在介绍日本金融制度、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上，重点对日本的反通缩对策进行分析，还对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和不良债权的彻底处理进行了梳理。值得注意的是，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和金融监管的强化不仅使金融秩序得以恢复，也为日本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五章总结分析了日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还重点讨论了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复活”及对凯恩斯主义后遗症的医治。日本成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抗击东日本大地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六章分析了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及大地震后的反思与灾后重建构想。可以说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是对民主党政权的重大考验，然而民主党政权并没有答好这张考卷，加上其他原因，民主党很快失去政权。由于民主党执政时间太短，加之三年换三相，其经济政策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几乎被人们所遗忘。民主党政权虽然昙花一现，但其经济政策倒是很有特色，颇值得研究，为此，第七章对民主党政权的经济政策与效果进行了探讨。客观地讲，民主党2009年上台后遭遇了日本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民主党政权顺利地克服了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渡过了东日本大地震难关，也有值得肯定之处。特别是民主党政权出台的“以民生为本”的各项经济政策，尽管迎合大众和理想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但是也为后来自民党政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比如说囊括了“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主要内容的《日本再兴计划》基本承袭了民主党政权《新成长战略》的主要提法和主要经济目标。第八章深入分析了“安倍经济学”及其政策效果，并从理论层面和经济实践等方面分析了“旧三支箭”和“新三支箭”的利弊及未来的风险隐患。第九章以日本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即特朗普上台后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冲击为切入点，在对日本经济面临的难题及发展动力、潜质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日本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做了预测。

由于日本政府对数据经常进行修正，书中有些数据已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更新调整，但有些数据发表时对当时的经济影响和震动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原来发表的数据进行分析似乎更具合理性。由此，书中所用数据有可能出现不一致之处。另外，还需要解释一下，在书中出现了“年份”和“年度”两种时间标记，“年份”指日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年度”指日本的财政年度（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日本的经济数据统计分为财政年度和日历年统计两种，两种统计的差距往往很大，本书大多采用财政年度的统计数据，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日历年的统计数据。上述情况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对内容庞大、复杂多变的日本经济的了解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讹误和遗漏之处，承蒙同行和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笔者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领导、同事们的热情指导、支持和帮助，书中参考和使用了各位同仁的先期成果和珍贵资料，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书初稿完成后，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听课的各位同学为本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特别是叶琳和邓美薇同学通读了书稿并对所用资料进行了认真核对，书稿完成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晓卿编辑、郭红婷编辑在编辑和校对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季风

2017年早春二月于密云水墨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