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原因的论争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局面等问题，日本的政策当局、经济学者和企业家之间进行过无数次的反复研究和论争，即使到现在，这种研究和论争仍在继续。其中，“结构派”和“货币派”的影响较大。前者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外部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后者则认为货币政策的失误是造成经济低迷的主因。与此相关，对货币政策功能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分为相应的两派。其中一派认为9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的传递路径是以“信用通道”为主，而因泡沫经济崩溃产生的不良债权和资产紧缩对这一通道形成了阻碍，因此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这一以不良债权为分析重点的观点应属于“结构派”。相反，另一派则重视货币政策传递路径的“货币通道”，认为在90年代后期，银行贷款不再是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在由短期利率到长期利率乃至货币供应量的传递过程中，综合风险的提高和通货紧缩产生的综合效应（包括居高不下的实际利率、实际债务负担的加重、投资利润率的下降等）对这一通道形成了阻碍。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始于泡沫经济崩溃，而泡沫破灭的直接后果就表现在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持续下降和银行产生的大量不良债权上。资产通货紧缩和不良债权问题非但没有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反而是贯穿于整个停滞期。因此，这两个问题成为讨论货币政策效果和金融体制不稳乃至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话题。资产通货紧缩本身就具有对消费、投资支出的逆效应。不仅如此，资产作为资金借贷市场的担保物具有降低借贷双方交易成本的作用。显然，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不仅会导致以资产为担保的银行贷款的不良化（呆账化），而且会因为交易成本的提高抑制银行的对外贷款。在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日本金融体制下，这一问题显然会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日本的许多研究者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银行惜贷现象和追贷现象的研究正是以此为着眼点的。

小川一夫对货币政策的传递路径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所建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注意到上述的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行为产生的影响，因此将这一因素引进到模型中。为了使模型能够检验两种可能的货币政策传递路径，模型包容了“货币通道”和“信用通道”的传递要素，并使用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VAR模型以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变量，其他变量包括通货膨胀率、销售额、土地存量、借款余额、设备投资。设备投资是有效需求中变动最大的项目，因此在分析货币政策变动时，关注其通过何种途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设备投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土地存量、借款余额表示企业资产负债的状况，在“信用通道”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结构派”研究经济低迷及政策失效时侧重于资产通货紧缩和银行贷款供求不同，“通货派”的研究更侧重于货币供给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派的学者对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给予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经济长期低迷主要是由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导致经济停滞深化的通货紧缩现象，其本质是货币问题，货币政策应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主导作用。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他们也通过实证分析对“结构派”的观点给予了反驳。原田泰、冈本慎一同样使用三组VAR模型分析了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三组模型的构成分别为：①GDP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实际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或实际GDP，解释变量为实际货币供应量（M2+CD）、实际民间银行贷款、除民间银行贷款之外的实际总资金筹措（不包括来自公立金融机构的资金）、银行间拆借利率；②中小企业附加价值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实际中小企业设备投资或实际中小企业附加价值，解释变量为在模型①的解释变量中用企业间信用替换总资金筹措；③中小企业附加价值、面向中小企业贷款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在前两组模型的解释变量中用面向中小企业贷款替代实际民间银行贷款。综合几组模型的分析结果，原田、冈本得出了如下结论：企业的资金筹措不仅有银行贷款，还存在企业间信用、发行债券、股票等手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存在企业间信用通道，企业的资金筹措未必受到银行的制约。从宏观上看，货币供应量、银行以外的资金筹措和银行贷款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依次由强变弱。即使在中小企业的附加价值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力也超过了银行贷款。

两个不同的学派对经济结构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分析得出了有较大差异的结论。很显然，不同的结论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现实意义。主张货币政策的传递路径主要依靠“信用通道”的“结构派”认为，货币政策的失效主要是因为资产价格下跌和不良债权对传递路径的堵塞，所以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优先处理不良债权和解决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派”则认为，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通货紧缩是导致经济停滞深化的主要原因，它无外乎是货币现象，必须用以货币调节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这种政策争论实际上不限于学术界，在日本官厅中也广泛存在。尽管两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实际上双方并不能完全否定自己的对立面，这一点无论是通过理论阐述还是实证分析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日本，结构性因素和总需求不足因素是共存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货币政策是重要的，但是其作用在不同情况下是有差异的。

除了上述两大学派的分析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总需求、总供给角度及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方面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从供给量和需求量方面寻找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原因的论著颇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岩田规久男、宫川努所编论著，滨田宏一、堀内昭义、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编论著，林文夫所编论著，橘木俊诏所编论著，等等。这些成果使用大量公开发表的数据，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综合的实证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十分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影响的研究。认为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的降低”的学者中，Hayashi and Prescott及林文夫的影响力最大。关于生产率下降的分析大体集中在两点：一是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是否开始下降；二是对生产率下降具体内容的把握（例如，是技术进步率自身发生了变化，还是可以保留那些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或是生产要素配置错位导致的生产率下降，等等）。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考虑，关于第一点的研究动向，即90年代以来生产率是不是真的下降了且下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也成为焦点。Hayashi and Prescott认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所失去的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当中有70%是由TFP下降造成的。TFP增长率，如果从数量角度去推计的话，应从生产量（含附加价值）的增长中减去生产所需的投入及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若要进行精密计算的话，则必须认真计算作为产出的生产量及附加价值、作为投入的资本及劳动力投入量等各种单项要素的数量。

Hayashi and Prescott以后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对TFP增长率的详细计算。根据乾友彦、权赫旭的研究成果，可从产出和投入两个大的方面归纳一些重要的问题和观点。关于产出有如下三点：①究竟是使用生产量还是使用附加价值；②附加价值的对象范围；③进行实质化的紧缩指数的测算及对象范围。关于投入有如下两点：④资本的质量评价、范围、开工率以及对成本所占比例的把握；⑤劳动力投入的质量评价、成本所占比例。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⑥推算TFP的前提是将市场看作完全竞争状态还是不完全竞争状态，以及是否考虑规模经济性等。

关于①，与不同产业使用的生产量指标进行比较，在使用附加价值时，TFP增长率呈偏好倾向。关于②～⑤，如果推测到投入增长很低的话，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TFP增长率上升。关于⑥，如果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是正确的话，则无法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TFP增长率视为实际TFP增长率；而且，在不考虑规模经济性的情况下对TFP增长率进行推计，TFP增长率将出现上升偏好。乾友彦、权赫旭对净资产收益率及规模经济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确认日本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而且存在规模经济性，他们还归纳整合了有关这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如果依据完全竞争而且不考虑规模经济性的话，那么多数的TFP增长率的推计存在偏好的可能性。

关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因篇幅所限，在此无法一一介绍，只能对一些主要观点做一归纳。

（1）结构问题说：出现长期低迷是因为没有解决日本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

（2）财政政策原因说：在危机初始阶段，应当刺激经济时，没有及时出手，财政政策失败，而此后又长期依赖财政投资，结果导致长期累计债务越积越多。

（3）金融危机原因说：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通缩，物价长期低迷，再加上日元汇率升值，带来长期低迷。

（4）银行功能低下原因说：由于不良债权没有及时处理，银行功能低下，带来长期低迷。

（5）其他原因：制度设计的试行错误及向低效率部门投资太多，留下巨大的政府债务，但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