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莫言

莫言所取得的文学功绩是其积极投身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莫言的文学创作既有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基，亦有域外文学的助力。作为一位坚持个性化发展的作家，国内外文学元素的结合才使莫言成了莫言。显然，没有文学的全球化，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独特的“莫言现象”。

一 全球化与中国文学境况

全球化是当今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正如中国学者所言，“全球化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处境”。事实上，全球化由来已久，并非新鲜事物。人类由自然存在进入社会存在以后，随着国家的出现，国际交往也开始形成。这种交往既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亦有文化方面的交流。“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个全新的术语，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指当时在国际经济发展模式上所发生的巨变。此后，“全球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主要领域中。如今，除上述三个主要领域之外，全球化发展已经贯穿于科技、通信、军事、医学、环保、交通、金融、教育、体育、战争、文学、语言和媒体等范畴之内。因而，全球化理论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已成“显学”。

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提出了“地球村”这个新概念。该概念源自麦克卢汉对电子通信和交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同步性、同时性和瞬间性的全新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及了这个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当时世界民族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市场已使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了世界性的，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文学”并非当今狭义上的“文学”，而是广义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等不同分支学科，但归属于人文学科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内。

全球化始于经济领域，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直接关系。在人本主义经济学看来，虽然人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经济活动，但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并非利益最大化，而是以物质为基础又凌驾于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感受，即人的幸福与快乐。虽然人类伦理观崇尚的是“善”，但在实际行动中，受人的“趋利避害”本质弱点的驱使，利益成为支配人际关系的杠杆，独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一直处于激烈“竞争”当中，甚至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人们对利益相互争夺的矛盾。马克思从人的这种现实性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本质抽象性出发，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人在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扩大到国际层面，就构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人的社会群体性决定了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已成为全球化潮流中世界各国共同的美好意愿。全球化以经济领域为前导，尤其以国际商务活动为先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随着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国际性交往蓬勃发展，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于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出于文化大框架下对人自身的关注，文学也必然要加入全球化发展的潮流中来。

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中既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更有国内因素的桎梏。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盛唐时期的中国以其先进文化对周边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重大影响。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和横跨大洋的郑和下西洋等国际交往，更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的典范。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既增加了域外对中国的了解，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宗教为例，始于印度的佛教文化，经国内外历代高僧译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佛经中的很多篇章本身就是文学精品，再加之佛教的盛行和士大夫阶层的推崇，于是，佛教文化又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文学。以中国为基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将佛教和中国文化又传至日本。这种宗教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交往，虽无当今全球化的规模，但对世界异质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融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始，中国就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后来中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民族基础。由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全盛期。汉代在文化上的重大建树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的结果，其特征集中体现为以齐文化和楚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中原文化。汉唐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促进了彼此间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周边邻国也选派学者到中国学习，进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及文学与这些邻国的双向交流。但受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与外界的交流主要局限于中国与日本、朝鲜和南亚等邻国和地区之间。此间，这些邻国和地区也选派学者到中国学习，进一步增进了中国文化及文学与域外文化及文学的交往。以中国古代文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为例，即使在当今的日本文学和朝鲜文学（包括韩国文学）中，中国唐诗仍占有重要位置。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显而易见的是其文学特征基本上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古代文学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也基本上以输出为主。与西方文学相比，尤其与美国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全球化的历程及特征完全不同。美国文学的兴起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脉相承。在这个移民之国中，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在美国学者罗德·霍顿（Rod W. Horton）和赫伯特·爱德华（Herbert W. Edwards）看来，“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了解文学和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讲，文学往往反映时代的主要趋势”。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化和欧洲文学。在世界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占据重要位置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是在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写成、意在表现北美殖民地民众心理和政治诉求的政治文本和文学文本。此后，大批亚洲和非洲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域外因素与影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北美这块新大陆上融合而成的美利坚民族，本身就为其民族文学铺就了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在国际上逐渐强大，美国文学也由输入阶段转向输出阶段，10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包括21世纪的获奖者鲍勃·迪伦）即为例证。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真正接轨发生在现代。梁启超和鲁迅分别提出了“文学救国”和“立人”口号，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开放先行一步。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导致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逆向观察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是由西方对中国的入侵间接促成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先“师夷长技以制夷”留学欧美，之后又选择学习欧美成功的典范——日本为学习对象。究其本源，日本自明治维新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使其文学思潮发生了相应变化，日本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应运而生，这也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国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间接接触到西方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以及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学思想。“通过自学西方哲学而获得的认知理论开拓了他的思考空间，层出不穷的新史料扩大了他的引证范围。他的学术成就改变了中国旧学浑元一气的面貌，既弘扬了中国学术赅博会通的传统，又开启了现代意义上分科扩宇的专业化发展方向。”李叔同和曾孝谷等留日学生也于20世纪20年代在国内创办剧社，将西方流行的话剧剧种引入中国。在那个历史阶段，这些剧团上演的主要是西方剧目，中国观众通过到剧院看戏的方式体会认识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国学者向日本学习的原因还在于，“19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着西方的冲击。为了应对西方的冲击，中国长时间内纠缠‘中体西用’，而日本上下在‘脱亚’意识的主导下，逐步以‘和魂洋才’取代了‘和魂汉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挤入‘脱亚入欧’的行列，国力蒸蒸日上、成为东亚一流强国。于是人们看到，相同时代下的两个国家由于遗产厚重程度的不等和应变方式的不同而结果各异，中国追求的‘中体西用’在日本却收到了‘和体西用’的效益”。

直接向国内引进西方思想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家严复。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desquieu）的《法意》、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近代思想的代表性作品经严复的译介而传入中国。严复驳斥“中西体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指出，学无分中西，亦无分新旧，只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强国；而西方之强，不在于其武器和技术，亦不在于其经济政治制度，而在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观。在中国和西方究竟应该谁向谁学习的认识方面，不论该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严复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众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的了解，也为日后中国文学踏入全球化发展道路开了先河。

在域外思想传入国内的初始阶段，域外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表现为“把文学的现代化与社会、民族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多倾向于体现乡国情怀、人生感悟和亲情主题等人文情愫，而当民族内部矛盾为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代替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就会发生由西方化（现代化）向本土化（民族化）的转换，并引起艺术思维方式、文学观念、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大幅度调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文学的特征基本上以民族叙事取代了个人叙事。个人与传统、个人与社会和阶级以及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等核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旋律。“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化派为改变国民集体无意识状态而呐喊，表达了此间作家对个人精神世界现代化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进入当代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文学创作和批评均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由于中国和苏联是友好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盟友，因而中国当代文学只对苏联实行开放，引进的均为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当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后，中国文学界才开始将视野转向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然而，“文化大革命”对“崇洋媚外”的批判又使中国“洋为中用”的大好局面跌入低谷，再次使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的交流陷于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锁之后，出现了本世纪不多见的大规模介绍西方思想的持久热潮。而‘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变革，与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冲突、融汇有直接关系”。莫言认为，“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前面的二十年是我们中国作家当学徒的一个时期”，“我们要大量地阅读和借鉴西方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中断了二十年没有跟西方文学接触，我们需要知道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在我们二十年‘闹革命’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怎样做的，这是我们所缺的课，我们必须补上这一课，在补的过程当中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模仿”。中国文学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百年间，基本上沿袭的是欧美传统现实主义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书写模式。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外界打开国门的时候，西方文学却已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繁荣期。西方文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莫言所说的中国作家“所缺的课”。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已经落后了好几个思潮，如果不能尽快补上这一课，那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在中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后，西方已呈衰落之势的现代主义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道被传入中国，加之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这些因素促使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精英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代之以“大众文学”的市场化发展，文学也逐渐失去了往昔曾经风光无限的“轰动效应”。于是，“文学终结论”对作家、读者和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又使文学作品与经典化渐行渐远。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内外因素对中国文学传统形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因而，面对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希望借助全球化来加速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又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出路而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此间有些中国作家机械地模仿西方文学的表现形式而忽视“自主创新”，虽然他们的作品看上去“洋味十足”，但因缺乏中国文化底蕴而无法被读者接受；面对域外文学的新鲜事物，文学批评界也因找不到新的文学批评准则而不知所措。

虽然中国作家希望能与世界文学接轨，但中国文学历来就有被政治气候影响甚至左右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仍然在新旧观念之间徘徊，颇有些无所适从。正如邓小平所论述的那样，这种现象是由“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所决定的。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这种僵滞局面才有所改观。然而，中国的文学界又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去政治化。“唯政治论”和“去政治化”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左右摇摆状态的两个极端。莫言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步入了中国文坛。对此现象，莫言指出：“我们过去像中国的文学也好，苏联的文学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把文学放在政治利用上，实际上把文学作为政治的表达工具。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八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许多年轻作家以谈政治为耻，以自己的作品远离政治为荣，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我想社会生活、政治问题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不关心的重大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永远是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最主要的一个题材。”看到域外文学名家对政治的关注，在其在向域外学习的同时，莫言对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进行改革，另辟蹊径，这就是莫言提倡的创新精神，因而这也是“一个自主的、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创新阶段”。然而，对于习惯于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中国作家而言，创新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有些固守传统创作模式的作家甚至还在讥讽这种创新意识。面对这种状况，莫言呼吁中国作家“必须有创新意识，哪怕我们创新的探索是失败的，也比我们一部平庸的所谓的好的成功作品要好”。中国作家应该学习西方，这是大势所趋，但也不能机械模仿，而是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从中国古典文学源头里汲取营养”，“写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时代，文学只有加入这个行列中才能发展。以美国文学为例，作为一个多民族混居而成的美利坚民族，其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在20世纪1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T. S．艾略特和米沃什除外），绝大多数作家都有域外背景，他们的作品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上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作为一名犹太裔美国作家，贝娄（Saul Bellow）所关心的已不再仅仅是犹太人的世界，其目光已经转向整个美国社会，其《赫索格》和《雨王汉德逊》等小说将关注点置于这个混乱的世界上人们所处的生存困境中。“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俄罗斯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认为：“为了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诗人和作家常常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实际家园，所以是无家。但是诗人和作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语言中，在历史中，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中，用他们的审美目光搜索到美的踪迹，也正是家园的踪迹，所以是到处有家。”此外，文学的“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的重建”，使“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得以实现，因而家园意识传达的是“民族的正能量”。这种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该民族的文化内涵。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虽然出生于美国，但其《所罗门之歌》和《宠儿》等小说再现了奴隶制惨痛过往的集体记忆，其作品服务于整个人类，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为世界文学开了先河；地道的白人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丰富海外经历让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其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凸显出来，《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成为揭示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代表性战争小说；“从小生长在中国”的赛珍珠（Pearl S. Buck）“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尤其是热爱中国农民，并且以满腔热情在她的小说里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重重灾难和中国农民的纯朴淳厚、勇毅坚强、勤劳吃苦、坚忍不拔的种种优良品质”。

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莫言文学现象

上述美国作家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的关注，这种态度和做法对莫言产生了强烈影响。然而，对莫言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系列小说构成了福克纳的文学疆域，“高密东北乡”则构成了莫言的文学地理。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坦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此外，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及其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也对莫言的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除上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以外，莫言还从南美和日本著名作家那里汲取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进而丰富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中国作家莫言属于两代作家，但两人交往甚密。早在2002年，大江健三郎就预测莫言10年后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验证了大江健三郎的预言：10年后的2012年，莫言获此大奖！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故乡和童年记忆的文学书写方面。如果说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在文学地理的构建方面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形式上更为接近的话，那么在莫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影响因素方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影响则更大。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童年记忆感叹道，莫言在少年时期生长于农村，莫言取得伟大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促使大江健三郎再次思考自己是怎样成为小说家的。这就是两位文学大师共有的故乡情结：对故乡的爱与恨。两人对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时代都不能释怀，而这种情怀在两人的文学作品中一再流露出来。大江健三郎的《饲育》激励莫言创作出关于故乡童年记忆的处女作《白狗秋千架》。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和莫言的另一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饲育》中的主人公“我”也可以被解读为《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主人公“黑小子”。这两部中日文学作品表现的均是饥饿与孤独困境下的儿童，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贫苦，在孤独中挣扎，但一直有个信念：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二人“乡怨”、“乡情”与“乡恋”的共同儿童心理情结为他们建构起各自的儿童乌托邦世界。此外，中日两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各异。但这种差异非但不能影响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交往，反而促使两位作家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大江健三郎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与莫言持类似的态度。在其文学生涯早期，大江健三郎以学生作者的身份获得芥川文学奖，在回应新闻界的提问时，大江健三郎就曾公开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人生的悖论、人的尊严、无可逃避的责任”，这些贯穿其全部作品的大江文学品质吸引莫言向大江健三郎靠近。这样，大江健三郎和莫言不仅在文学对人的普世关注方面，而且在作家对国际政治的关注方面均形成了共同点。大江健三郎对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认识也影响到莫言，于是，借鉴魔幻创作策略，莫言在《战友重逢》这部中篇小说里触及了对中越战争的国际政治问题的思考，在《蛙》这部长篇小说中则触及了中日国际关系问题。

通常，全球化发展需要通过输入与输出这两个环节来完成。莫言受域外文学的影响，仅在几篇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创作之后，就马上与全球化接轨，进入全球化发展的道路；而莫言创作出佳作后，其作品通过译介走向世界并为域外文学界所接受。莫言的成功是中国当代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在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上取得成功的典型例证。中西文学跨文化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的华人学者张隆溪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在本国范围内多么有名，如果没有超出本国的名声，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读者的接受和欣赏，就算不得是世界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能够输出到国外并被域外读者所接受，译介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据初步统计，莫言的作品基本上已被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出版，其中《红高粱家族》在海外的译本就有20余种。在莫言作品走出国门的历程中，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译者葛浩文与作者莫言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但葛浩文为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葛浩文在向英语世界推介莫言作品时对莫言小说做了很多删节甚至重写，并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葛浩文对此现象解释为：“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创造性的价值生成。虽然翻译中对原著而言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不是译者的错，翻译是必需的。有人说，90%的翻译是不好的。但是，谁不想做那余下的10%呢？”莫言小说的域外传播经历也再一次表明，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进行交流所必然要承受的既痛苦又幸福的历程。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交流过程中的“沟通”必须坚持“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合”的原则。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因而，“得”与“失”是相对而言的。此外，莫言对葛浩文的信任也是其作品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葛浩文直言：“很幸运的是，我与大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对我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应的。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作的补充而非替代。”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语译介从侧面说明，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也是中外文化的“沟通”。在这种文化沟通的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应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要认识到在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并非简单地将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作者要清楚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由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所面临的境况。只有以相互理解为前提，才有助于翻译家将作家的作品在译入语国家读者中进行传播。

莫言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促成了中国文学输出环节的戏剧性演变过程：盛唐时期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莫言小说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史上可谓亚洲毗邻的“冤家对头”。然而，莫言小说，尤其是《蛙》，能够在日本广为传播，可被看作中日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日本有学者认为，《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被读者普遍接受，在于其完全体现了不同事物之间既排斥又依赖的双重性，即对应了日本国民的生存方式。因为日本人同样生存在相对性之中，而非绝对的基准之中。虽然中日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方面，两个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不用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对与错。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等优秀作家在其作品中也曾刻画了一批莫言《蛙》中“姑姑”这类集多重矛盾于一体的人物形象。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在阅读和感悟原作的基础上，以日本读者较为熟知和习惯的感知方式在日本重现了莫言的《蛙》；他不仅翻译了原作的内容和情节，而且从整体上传达出人所共有的精神情感，使译文从异域人的视角跨越文化的鸿沟，构成了莫言这部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所形成的基本优势。

得益于法国汉学家的努力，莫言小说能在法国进行传播，进而在法国形成了中国文化热。法兰西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既有相似性，亦有不同之处。从交往发展史来看，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被划归为四个主要阶段：17世纪法国人到中国传播宗教和科学、18世纪启蒙派对中国文化的热捧、19世纪对积弱的中国文明的讥讽、20世纪末至今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复苏与重视。法国具有悠久而又严谨的汉学研究传统，也是西方最早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国家。莫言小说在法国的影响巨大，截至2012年年底，莫言已有18部作品被译介到法国，现已成为在法国阅读频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中法文化交流现象与明清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境遇也有相似之处。早期欧洲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欧洲的宗教文化形成冲撞，并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当其传播受阻时，在华索隐派却又以逆向的方式向欧洲宣传了中国文化，达到了中西文化交流中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家在国际上所获奖项的数量是该作家在国际文坛地位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随着莫言小说在域外的进一步传播，莫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已在国际性文化和文学评奖中多次获奖。《红高粱家族》在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评比中位居第18名（2000），《红高粱》在美国《今日世界文学》1927～2001年40部顶尖名著评选中是唯一的华文作品（2001），《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1）。此外，莫言创作的小说还先后获得了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奖（2004）、第30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6）、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8）和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国内学者形象地比喻莫言获奖现象：就如同一名优秀运动员一样，莫言在获得了各类国际层面上的文学“锦标赛”奖之后，于2012年登上了“文学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诚然，一个伟大作家的功绩是不能仅以其获奖多少来衡量的。然而，作家在国际上获奖毕竟是国际层面上对该作家文学成就的肯定，因而这是考察该作家对世界文学贡献的重要参数，也是该作家的作品走出国门，参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在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输出环节上，莫言除作品的域外译介和国际获奖以外，其亲身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也是重要一环。莫言作为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到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保加利亚和瑞典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以及到港澳台访问并发表演讲。因而，全球化语境下莫言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下世界各民族文学在取“他山之石”的同时如何“为我所用”，并借此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政治体制下各个民族的文学在价值观层面上对人的关注形成一个整体，使其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显然，若要达到这种文学效果，民族文学之间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

文学全球化与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化”的过程，体现为时间与空间内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这个过程又体现出世界各个不同区域内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力量以及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特点。因而，“作为一个历史的或历时的历程，全球化的特征却在于其共时性，具体而言就是空间上的世界压缩和地域联结”。莫言小说的全球化特征同样也具有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这两方面意义。在历时性方面，中国文学走过了“输出—输入—输出”这样一个演化历程；在共时性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处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莫言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大好机遇，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契机，将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我所用，开创了一条既有域外形似又更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道路，最终攀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