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研究进展
参与是农村扶贫与发展的主题之一，也是发展经济学、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社区参与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诞生于一些国际发展援助组织20世纪60年代非洲森林管理实践中，之后广泛用于扶贫、农业、林业、城市环保、教育、卫生、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农村发展中“基层参与”概念的重新认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BNRM）作为实现农村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方法和分析路径，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
尤其是根据公共经济学原理，对于社区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的管理，如集体林地、集体森林资源等，会出现“公共地的悲剧”，或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开发。除了政府管理和私人经营外，也有社区利用和管理好自然资源的成功案例。
社区为什么能够利用和管理好自然资源？其理论基础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理论。此外，国外学者一般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也作为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一种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的具体格式。本节将对国内外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研究进行综述。
一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进展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方法，其目标旨在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同时注重社区的生计发展。它在自然资源管理上强调应以社区为主体，要考虑到社区生计。从目标来看，CBNRM的实施主要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公正和减贫为目标。如在南非实施的CBNRM就有两条主线，一是在实施野生动物和其他生物资源的保护过程中，因为盗猎较多，于是采用CBNRM来促进当地社区居民与野生动物共处，并参与阻止非法偷猎；二是源于社会平等，目的是要改变在资源获取当中的不公正以及农村贫困问题（左停等，2005）。
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有诸多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当地人参与资源管理，二是强调集体行动。
常用来分析CBNRM的指标有：农户拥有的财富情况、资源总量、当地的收入、获得资源的途径、对资源的控制情况、村民影响社区事务的能力、社区冲突、社区对资源管理的认识以及资源消耗量。
左停等（2005）探讨了CBNRM的含义、产生背景、实施优势、分析的概念框架、实施的主要经验和面临的挑战等，总结了主要的研究和实践进展。文章特别概括了CBNRM中资源权属和获得途径、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生计空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伙伴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最后，文章综述了CBNRM在我国实践中的挑战，包括政府分权、对社区的财政支持、资源的权属安排、社区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参与等。该文介绍了坦桑尼亚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经验，对社区成功进行CBNRM实践的经验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认为获取成功的主要条件有：社区愿意采用此方法；社区对资源有所有权；对影响资源再生的决策由社区来决定；社区有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来确保资源恢复；社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且能够有效地为资源的可持续服务；政府一直为社区提供支持。其次，在经济方面，所需的条件为：从CBNRM中获得的收益可以改变社区行为。最后，在治理方面，要有规范和民众积极参与的村民集会；做决策时要依靠村民；财务及村治要透明等。
张三的博士论文（2002）分析了可再生自然资源作为共有产权资源的特点，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社区管理的决策过程、决策效率以及管理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收益和成本等；针对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管理，采用了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了社区集体管理自然资源所面临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以及制度实施的监督等主要困难。他认为，社区管理是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所不能替代的一种自然资源管理方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资源所在社区的积极参与；外部干预可以重建有效的自然资源社区管理作用机制。他还进行了一些案例分析。
李志南（2004）等研究了村民选举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关系，通过案例研究认为，农村经济近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轮歇农业转化为经济作物的种植，造成地方经济发展对政府项目的依赖，从而使地方选举受到政府项目的影响。同时，由于国家天然林保护等政策的实施，村委会自然资源管理的权力受限。村委会的职责由管理地方事务和资源朝以发展地方经济为重点转移。对外的经济依赖和资源管理权利的丢失，使村民很难实现村民自治。同时，李志南等还分析了传统文化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关系。
此外，我国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参与式林业概念，其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森林经营必须和乡村发展紧密联系；农民必须积极参与森林经营活动并受益；应当进行土地权属、利益分配等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密切森林经营和社区的利益关系。
总之，社区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内涵丰富，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成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与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社区社会资本、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密切相关。
（二）国外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的相关研究
1．社区对自然资源管理的组织、制度与治理因素
国外有较多研究分析了社区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与公共地悲剧之间的关系，探索了社区对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
Agrawal（2001）研究了避免公共地悲剧中的社区治理因素。他通过对印度喜马拉雅95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案例和数据的分析，辨别了影响这些社区森林资源状态的因素。除了地理、经济、人口、社会政治因素外，他突出研究了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的制度和机构，即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的治理因素对社区森林资源状况的影响。他的分析包括了比较详细的制度变量，如①是否有社区资源管理的相关组织，组织的历史与存在时间；②管理手段的多寡，如是否有专门的护林员；③合作式管理的情况，如是否有政府部门参与决策，从而反映社区管理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合作管理情况；④参与该组织的竞争程度，反映了组织的吸引力和组织的代表性情况；⑤组织的执行力，用过去两年罚款数量来表示。分析中考虑的其他社区变量有：社区中的男女比例、是否发生过性别冲突，无土地农户比例等，也较多地考虑到社区的异质性，以及市场压力，如与市场的距离、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等。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社区居民相互合作以及保护森林的能力。
Gibson等（2005）分析了社区治理因素对森林资源可持续性的作用和影响。Clark等（2005）研究了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的实施因素与森林覆盖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社区管理规则的定期监督和惩罚机制是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成功的一个条件。他们使用了178个森林资源小组（User Group）的数据资料，同时，将社区规则的实施与其他影响因素（如社会资本、正式组织、对森林产品的依赖等）对森林资源管理的作用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些国外研究者对社区组织的形成与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Vishwa等（2002）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发育落后这一普遍现象，通过2个社区案例的对比分析，研究了印度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组织的兴起和衰落的过程、组织的演进、管理系统、有效性以及社区组织在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Sunil和Mahendra（2007）以印度半干旱地区的某个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权利关系以及保护集体草地的社区组织的运行情况，如公平性、集权。
Agrawal（2001）《集体财产制度与资源可持续治理》一文研究了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的制度和组织，如权利、对森林的可及性、管理过程、排他性、资源分配规则等，分析了社区森林管理组织的持续性、规则实施强度、资源依赖的影响因素。
2．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减贫与弱势群体
Thomas和Tan（2007）更为关注越南林地分配制度改革之后弱势群体从林业规制下移中是否受益这一问题。他们区分了森林赋权（Forest Endowments）、森林权利（Forest Entitlements）以及森林权利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认为当地的权利关系、生产性资源可及性的管理机构都会限制特别困苦的穷人从森林规制下移中受益。他们认为，世界林业发展的两个趋势值得研究：森林对农村贫困者生计的贡献和对森林控制权的分配。
Sanjay（2002）认为印度实施了参与式森林管理（Joint Forest Management, JFM），使森林资源退化停止，但它对于减贫的作用以往未得到评估。论文比较了JFM与政府管理的森林制度，评估它们给当地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所带来的社会净收益。他认为，JFM实际上反映了农村非贫困居民的偏好，但在该项目实施40年的期限内农村贫困者仍为净受损者，未来的JFM规划中应该建立对最贫困者的补偿机制。
Bina（2001）关注了南亚（印度和尼泊尔）社区林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社区林业机构排斥性别平衡对效率的影响，并提出了分析框架和改进措施。William（2006）则研究了东南亚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发展社区林业与减贫的潜力。
一些研究者关注不同社区人群对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情况。如Bhim Adhikari（2004）等人认为，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是减贫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他分析了尼泊尔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后发现，至少对于某些森林产品来说，与不太贫困或者富裕户相比，贫困农户在社区森林的可获得性方面还有着更多的限制。
3．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Brooke等（2004）对委内瑞拉的三个渔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资源管理的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采用了路径分析方法。该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对渔业的生计依赖情况、渔业发展现状、关心程度、权威情况、社区归属感。结论是社区归属感和生计渔业依赖度对参与意愿有正向作用，而对于渔业的关心对参与意愿有反向作用，也意味着社区居民对未来渔业有着悲观主义的倾向。
Erdogan等（2007）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土耳其妇女参与林业的影响因素，包括森林依赖、合作组织、森林组织的情况以及森林质量。此外，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和财富也影响着土耳其妇女参与林业。
4．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对森林保护与农户生计的作用
Constance（2003）通过开展个访、焦点小组访谈、会议等手段，研究了莱索托地区森林保护快速发展的原因。其中，社区组织、集体土地共有产权是原因之一。
Peter和Bruce（2007）通过津巴布韦的案例研究，强调管理好社区集体共有资源和必要的制度变化是促进农户生计提高的重要措施。
Tanvir和Munir等（2007）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研究了巴基斯坦西北部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JFM）对农村社区金融资产和生计策略的作用和影响。结果显示，尽管实施了合作式森林资源管理，该地区森林覆盖率仍然下降了。大多数被调查者不依赖森林来获取现金收入。他们更多地采取了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活动，如外出打工。JFM项目更关心森林的保护和恢复，而居民更关注金融资产和食物安全。JFM提高了居民的社会资本，但缺少对居民的经济激励。
5．对森林资源管理下放权限
这里主要包括森林资源管理权限下放与森林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林权下放后经济利益如何分配两个方面。如Tan（2006）认为森林管理权下放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是否为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收益以及该收益如何分配等都是值得研究的。
Pamela和John等（2005）研究了埃塞俄比亚林地资源管理赋权、农民收入机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他们发现，林地资源管理权越下放，农民年净收入越提高，更本地化的管理将提高管理效率，但环境可持续性却与较少下放的林地管理权相关。这也意味着林地管理权下放与环境可持续性、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他们比较了集体管理与家庭管理林地的环境可持续性情况，如水土流失、沟渠、溪流、野生动物、鸟类、害虫的出现等。
总之，从国外的社区林业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来看，社区参与森林资源管理是森林丰富的贫困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发展途径，被认为是综合解决森林丰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增收的“一石双鸟”的方法。同时，国外往往强调这种社区参与式管理在形成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加强社区集体行动能力方面的作用，从而解决了“公共地悲剧”。也即，理想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有以下效果：一是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二是提高农户收入；三是通过发展相关组织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二 我国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参与是农村扶贫与发展的主题之一，也是发展经济学、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基本要求是赋予社区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参与本社区集体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权利，增强集体资源经营管理与村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关联度，以此调动社区村民主动、自觉地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森林资源参与式管理都强调参与的重要性，突出社区的地位，以保护森林资源和分享利益。森林资源参与式管理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主体广泛，在森林资源参与式管理中，参与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区农户、经济组织和群众个人，不再只有政府；二是非强制性，参与主体从事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是一种自愿行为，不是在政府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机构的强制下进行的；三是各参与主体能够作为伙伴积极参与森林资源管理，分享来自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利益。
未来我们对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点和值得深入的问题。
首先，在现有的制度和产权约束下，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在我国是否能够建立起来。
其次，目前对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需要对社区管理在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评估，以探讨社区管理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
再次，社区居民参与森林经营管理的内涵、现状与影响因素，如何确保社区居民参与的顺利开展，包括组织与制度建设（如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形式、内容、组织、执行力等）、经营形式（如联户经营、租赁、股份合作），以及不同森林的经营模式，如商品林/用材林、经济林、生态公益林等林业的分类经营问题。
最后，我国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的基本模式到底是什么？它与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有必要将现有的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共管、集体林权改革、参与式发展等理念结合起来，论证和设计社区森林管理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方法。
从国内外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以下的经验借鉴：①林地、林木产权的明晰；②不仅仅是林权的下放和放松规制问题，关键是社区治理、社区组织和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的形成和提高，要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来促进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③需要特别关注林权下放、分散化管理之后，也存在弱势群体问题，也有一些农户的收入受到损失；④林权下放以后，社区的森林管理，尤其是生态公益林的经营与管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保障？CBNRM能否促进森林保护，这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