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户生计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

第一节 农户生计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一 生计与可持续生计的定义与研究背景

作为一个词语，“生计”在中国从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开始，就有两种定义：一是指维持生活的办法；二是指生活本身。这里的生活所取的意思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而生计（livelihood）在英语词典里的含义也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和方式。

许多研究贫困和农村发展的学者都认为生计概念有其丰富的含义，生计这个词比“工作”、“收入”和“职业”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的外延，更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总之，“生计”这一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视角，也引起了研究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者和国际组织对农户的生计与可持续生计进行了大量研究。典型的生计定义如下：

Scoones（1998）认为，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资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行动组成。

世界著名的从事农村扶贫与发展研究的学者Ellis（2000）强调农村生计多样化的研究，认为“资产（自然的、物质的、人力的、金融的和社会的资产）、行动和获得这些的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

被广泛采用的生计定义是Chambers和Conway（1992年）提出的：“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如果人们能应对胁迫和冲击，并从中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保持和提高能力，并且为下一代生存提供机会，在长期和短期内以及当地和全球范围内为他人的生计带来净收益，同时又不损坏自然基础，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

Sen（1987）把“能力”看作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进一步来说，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该拥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还应包括选择和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

二 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发展

在生计与可持续生计概念基础之上，并依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近年来一些国外组织和研究者发展了多个生计分析框架。如Scoones（1998）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Bebbington（1999）所提出了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综合分析农户生计、脆弱性和贫困的框架，Ellis（2000）提出了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CARE提出了以基本需要和权利为基础的生计途径等。这些生计分析框架以人的资产和活动为中心，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贫困，并给予综合解决方案，也得到了世界银行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因此，在生计概念的基础上，可持续生计框架既是一个可以用来研究贫困与环境问题的学术分析框架，也是一个可以规划和指导经济资助与干预项目的工具。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农户生计框架的发展，主要是针对生计框架某一部分，如生计资产或生计策略等进行操作化的过程。

（一）Chambers和Conway对可持续生计的界定与框架

被广泛采用的生计定义是Chambers和Conway（1992）提出的。“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本（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基于森（Sen, 1984, 1987）的理论，“能力”被看作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除了自然属性的营养和健康等方面的含义外，还应包括选择和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等。Chambers和Conway（1992）概括了生计中能力的几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个人处理胁迫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等。

可持续生计被区分为环境可持续（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和社会可持续（Socially Sustainable）两方面。环境可持续是指能够维持和提升赖以生存的本地和全球资本，并产生生计的净收益；社会可持续是指可以对付压力和冲击，并从中恢复，为后代提供支持。基于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Chambers和Conway进一步解析了家庭生计的组成：人，活动，资本和产出（见图2-1）。

有形资本中，存储（Stores）包括食物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如珠宝、现金储蓄等，资源（Resources）包括土地、水、树和牲畜等。无形资本包括要求权（Claims），包括对物质、精神和实际支持及可得性的需求和诉求等，要求权常常发生在压力和冲击背景下；可及性（Access）为使用资源、储存、服务或获取信息、物品、科技、就业、食物或收入等的实际机会。人们基于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本构建和设计出一种生计手段。农村生计常常包含着几类活动。当资本的积累超出即时消费时，投资便会产生（Swift, 1989）。生计能力可以在投资中得到提升。

（二）Scoones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

Scoones（1998）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显示，在不同的背景下，农户和其他决策主体通过获得生计资源与不同的生计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生计（见图2-2）。框架的中心是分析那些影响生计结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因素。框架认为农户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如政策、政治、历史、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状况，结合生计资源（不同形式的资本）实现不同生计策略（农业集约化及扩大化、生计多样性和迁移），从而取得不同的生计结果。农户实现不同生计活动的能力依赖于个人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本。为了能够实证调查，他借用了经济学术语，重新划分了四种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各种资本之间的关系，如顺序性、转化、替代、结合、可获得性以及发展趋势等，Scoones（1998）进行了简要的解释。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调查法、适当的定性方法和参与式方法等。

该框架强调五个互相作用的因素：背景、资源、制度、策略和结果。认为可持续生计指农户“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且能从中恢复，并在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持并改善能力和资本”（Scoones, 1998）。

（三）DFID（1999）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在众多生计分析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有影响力。在Scoones（1998）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Sen、Chambers和Conway（1992）等对贫困性质的理解，DFID进一步发展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使之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资助和干预性指导的发展规划工具（见图2-3）。

依据该框架，农户对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从而追求某种生计策略；各类资产的可及性、可获取性及对各类资产的利用受到社会因素、外在趋势和冲击因素等的制约。

首先，DIFD生计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把Scoones的金融资本再次细分为金融资本和物资资本，即总共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往研究者普遍认为，家庭或个人的资本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所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基础，也是针对农村扶贫和发展项目设计和政策干预的切入点。

其中，自然资本指能从中形成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的储存（如土地和水）及环境服务（如水循环）。自然资本是人们能够利用和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包含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物质资本是通过人类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包括房屋、灌溉系统、生产工具和机器等；金融资本通常指用于购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现金以及可以获得的贷款或个人借款；人力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李斌等，2004）；社会资本指人们为了追求生计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例如，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亲朋好友和家族等），它包括垂直的（与上级或者领导的关系）和水平的（与有共同利益人的关系）社会联系。

其次，生计后果是生计策略或目标的实现或结果。贫困农户所期望的生计成果可能包括：更多的收入；改善了的生活状况；减少了生计的脆弱性；更有保障的食物安全；对自然资源更加可以持续的利用等。

再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生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Scoones（1998）把背景分成两类，一类是条件和趋势，主要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趋势，此外还有气候、人口和社会差别；另一类是制度和组织。Ellis（2000）也把背景分成两类：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趋势和冲击因素。此外还有Carney（1998）的脆弱性背景和转化过程的分类。可以看出，背景组成部分非常复杂，涉及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因此无论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会面临许多困难。与此同时，这种复杂性也为不同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问题。在这些复杂的背景条件下，个人和农户的资本状况将会决定农户和个人的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调整。

DFID总结的生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在面对外部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是可恢复的；不依赖于外部的支持（如果有依赖，其所依赖的支持本身也应该在经济和机制上是可持续的）；能够保持自然资源的长期可生产性；最后，不破坏他人的生计，或者说不损害他人的生计选择。

总之，可持续性生计框架，通过把对贫困的新理解集成到一个分析性工具之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生计的复杂性和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框架是对与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一种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对它进行修改或适应性调整，使之适合当地的环境、条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符合当地的优先需求。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概念模型，展示了生计构成的核心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框架图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成的风险性环境中，在资本与政策和制度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本，影响资本的性质和状况。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农村扶贫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检测评估有指导作用：它能够清楚简洁并且具体地展现项目的核心成分；能够使不同人群知道项目如何运作和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帮助确保投入、活动、产出和目的不被混淆；确定项目成功的主要相关因素。

（四）Bebbington框架

Bebbington（1999）强调了资本（Capitals）和能力（Capability）在生计分析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为农户有成果、有意义地参与和改变世界提供了能力。他提出了以资本（Capitals）和能力（Capability）为核心的用于分析农民脆弱性、农村生计和贫困的框架（见图2-4、图2-5）（Bebbington, 1999）。在框架中，资本是工具性活动、诠释性活动和解放性活动的载体。这三类活动分别对应谋生，使生活有意义，以及挑战现有生计结构。

针对拉丁美洲的农村发展，此框架认为分析农户生计需要根据：①人们对于五种资本的可获得性（Access）。②农户结合和资本转化的方式。③农户扩展资本的方式，既是为了改善生活，也是为了改变主要的规则与关系，这些规则和关系掌管着农户资源被控制、分配和转化的方式。此框架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获得其他资源的作用。生计分析强调，要认识到是政策、制度运作过程决定了人们对于资本的拥有与使用状况以及他们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可持续生计途径力求理解影响人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背后因素，以便强调那些积极的方面，减轻制约和消极因素，而不是因为存在某种“原料”，如林地、耕地或就业机会，就简单地推荐某种生计策略。

上述几个概念模型是对Scoones（1998）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概念模型中的生计资产部分的扩展。在采纳以资产为基础的生计分析时，Scoones（1998）和Ellis（2000）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顺序性，指的是建立成功生计策略的开端是什么？对于随后获得的其他资产来说，哪一种资产与这些资产更相关？二是替代性，指的是一种资本能替代另一种资本吗？为了特殊的生计策略，这些资本是否需要结合在一起？三是集合性，指的是拥有获得一种资产的权利能否被赋予获得另一种资产的权利？存在与特殊生计策略相关的特殊资产组合吗？四是可获得性，导致不同群体获得特殊资产的因素是什么？五是交易性，在追求特殊行动组合的过程中，涉及交易的资产是什么？对于被采纳的生计策略的未来可持续性来说，这些资产交换意味着什么？六是趋势性，指的是资产如何耗尽和积累，以及由谁耗尽和积累？资产可获得性趋势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创造的新资产是什么？资本能力框架对这些问题有所阐述和发展。

（五）其他发展

非营利组织，如CARE、Oxfam、非洲自然基金会（Africa Wildlife Founda-tion）和一些国际组织，如DFID和UNDP等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改进以适应其特殊要求（Ashley和Carney,1999）。

Dorward等（2001）提出了资产功能框架（Asset Function Framework），将生计资产的功能和特点结合在一起，考虑其对人们生计策略的影响。强调资产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户生计脆弱性减少的作用，有助于综合考虑贫困人群所拥有的不同资产，以利于以政策分析、能力建设和技术干预来扩大贫困人群的生计机会。他们将生计资产按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分类，认为生产或收入的活动运用生产性的资产，并产生资源进行消费和社会再生产。

一些学者也根据研究需求强化了框架中的部分内容，在Scoones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Ellis（2000）提出了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Ellis（2000）通过总结扶贫、脆弱性、可持续性和生计策略等相关研究认为，农户为了应对外界存在的各种风险，如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往往采取多样化的生计策略。生计多样化被定义为农户为了生存或改善生活而构建的多样化的活动组合和社会支持能力的过程。Ellis认为，生计的多样化并不单纯是收入的多样化，也指农户从事多样化的社会行为。

Soussan等（1991）受DFID资助，在对南亚进行的生计过程和生计政策动态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生计的概念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尼泊尔的中部山区。模型能够提供一个农户生计过程如何受农户资产影响及其生计活动如何被干预影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生计活动进行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划分。生产活动指生产商品或服务、能够产生收入（实际上的和潜在的可以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活动。再生产活动也可称为农户的生活活动，如照料孩子、做饭、洗衣等不能交易但是对于农户成员的福利是不可缺少的，是家庭生存所依赖的生活条件。

（六）简短总结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概念模型，展示了生计构成的核心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框架图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风险性环境中，在资产与政策、制度相互影响下，作为生计核心的资产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从而导致某种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资产，影响资产的性质和状况。

这些生计分析框架的共同点是这些机构和组织都采用以资产为基础的生计途径；它们强调理解微观和宏观政策层面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并促进二者之间的联系；认为向穷人赋权是生计途径的重要特征，是生计途径追求的目标。不同点是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组织本身的差异，关注和解决问题的层面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可持续性的理解、干预生计活动的起点以及分析过程等方面。

总之，学者们（如Carney, 1998; Ashley和Carney, 1999）普遍认为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所处风险环境的基础，也是针对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和发展项目设计与实施、政策制定的切入点。

三 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多样化生计

生计策略常常指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的选择与某种组合，包括生产活动、投资策略、再生产选择等（DFID,1999）。在许多研究中，策略和活动两个概念可以互换（Babulo、Muys等，2008）。生计策略是人们对资本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以便实现他们的生计目标。其中包括了生产活动、投资策略、生育安排等。在考虑制定农户生计时，人们考虑了脆弱性环境/背景的影响，以及从制度和组织的外部环境可能得到的支持或遇到的阻碍。农户生计策略是动态的，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改变着对资本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种类、比例的构成。

大多数的研究和实践仍然将生计活动和生计策略的内容局限在农户的生产活动上，有代表性的如Scoones（1998）和Orr（2001）等把生计策略大体分为三大内容，包括农业的扩展和集约化，多样化和迁移等。Ellis（2000）等也用类似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多样化生计对于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研究中对这种意义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争论。多样化生计策略既可能是农户基于一定经济条件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对于脆弱性环境的被动适应。关于多样化生计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论，比如它是否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的稳定性（Stark,1991; Adams,1994; Davies,1996），是否扩大了农村的贫富差距或降低了农户的风险（Evans和Ngau,1991; Adams,1994），以及是否加强或分流了农业生产资源等（Low,1986; Carter,1997），但作为一种能力，农户能否从事多样化活动本身也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元素之一。构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能力，对于提升生计安全，增加农户收入等有着积极作用（Ellis,1998）。

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两大类。一方面，农业多样化生计策略能够使农户在新的机会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获益。研究表明，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生计的构建，相关政策应当为这类多样化行为提供帮助（Ellis, 1998;Perz,2005）。另一方面，许多贫困农民很难从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往往被市场排斥，生产方式仍然为自给自足，生产种类仍然以传统的粮食作物为主。市场的扩张既体现在生存农业向商业农业的过渡上，也体现在农户资本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上。非农活动是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农业多样化和结构多样化，收入多样化意味着非专业农户资本被用到与农业无关的非农生产活动中。在经济转型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土地相对不足，劳动力过剩，非农活动既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其风险规避的一个重要手段（Giles,2006）。可以说，非农多样化生计方式代表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前景（Xia和Simmon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