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民工潮”的背后，是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农民工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居住场所流动性较大（“打一个工换一个地方”），再加上城市现有教育资源的有限及各种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交由老人或亲戚代为抚养。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务工，而自己不得不留在农村跟随长辈或亲戚生活的孩子们。留守儿童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祖辈，父母的其他亲戚、朋友，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从而形成单亲监护、隔代监护、近亲监护和同辈监护4种监护类型。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留守”只是父母外出务工后的一种暂时生存状态，“留守”与“非留守”（“流动”）的身份时常替换——当他们跟随父母前往务工城市生活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被父母送回家乡生活和学习，就又变成了“留守儿童”。2008年，人口学家段成荣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计算出2005年全国留守儿童总人数为5861万。2008年2月，全国妇联在“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发布会”上披露，在全国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为28.29%，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1个多留守儿童。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留守儿童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102.55万，主要集中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等省；在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已超过50%，即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是留守儿童。该《报告》同时还披露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数字：独居留守儿童（无长辈照看，跟随兄弟姐妹一起或独自生活）已达205.7万，占全部留守儿童比例的3.37%。《报告》还指出，与5年前的统计数据相比，低龄（学龄前）留守儿童的人数增幅较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收缩，大龄留守儿童人数显著减少。《报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年龄构成，如表2-2所示。

表2-2 0～17岁农村留守儿童性别年龄结构

续表

资料来源：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妇运》2013年第6期。

由于家庭关系的残缺、父母监管的缺失，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可供检索到的报纸文献中，《光明日报》较早关注了留守儿童问题。在2002年4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记者李陈续采写的报道《父母外出打工，待在家里的孩子如何健康成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报道指出，在农村，留守儿童面临辍学失学现象严重、德育智育发展滞后、心理生理发育失衡等问题。报道最后呼吁，社会各界应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温暖，政府应在政策、资金上扶持专门对农民工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社会办学，为留守儿童能够跟随父母在城市接受教育创造条件。

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于2004年5月召开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标志着留守儿童问题开始正式进入政府工作的议程。研讨会之后，报纸、电视等媒体开始大量报道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由此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如2005年3月29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三成“留守孩”直言恨自己父母——江西盘古山镇的这项调查揭示了解决“留守孩”问题的紧迫性》：60%以上的“留守孩”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还有30%的“留守孩”直言对自己的父母心怀怨恨。在新闻报道中，作者援引了心理咨询专家的担忧：当前农村一些“留守孩”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危机，对农村基础教育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患。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一时间，关于“留守儿童是否为问题儿童”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不可否认，媒体的新闻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问题置于公众关注的中心，但媒体报道多关注局部现象和极端案例，在立论的严谨性上尚待考量。与媒体报道有所不同，学术研究则通过更为科学、严谨的调查手段，透过表象探寻深层次问题，从代表性样本中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2004年5月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之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委托几家高校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成立课题组，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留守儿童情况的摸底和调查工作。课题组完成的调研报告，内容涉及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心理发展问题等，成为较早研究留守儿童的文献，被后来的研究者频繁引用。

2005年7～10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与《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在全国12个省市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其中包括8个农民工输出省市的农村和4个农民工输入的城市。8个农民工输出省市有重庆、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甘肃，调查在这8个省市的16个县的50个行政村展开；4个农民工输入城市为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东莞。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5个方面：

第一，缺少照顾，留守儿童身体发育需要关注。因母亲过早外出，三成的儿童得不到充足的母乳喂养；预防接种被忽略；因缺少母亲的指导，九成女童在青春期生理变化时感到无助和紧张。

第二，缺少呵护，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凸显。调查揭示，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的衣食住行得不到基本保障；在遇到突发事件和不法伤害时，留守儿童缺少应变技巧和自救能力，人身安全问题堪忧。这种情况在未成年人同辈监护和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身上最为突出。

第三，缺少亲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留守儿童遇到学业压力和人际交往上的问题时，缺少倾诉对象，心理压力过大，容易形成焦躁、孤僻的性格，并对父母产生陌生感。

第四，缺少指导，祖辈独撑责任力不从心。作为监护人的祖辈，多重视留守儿童物质生活的满足，而很少在道德和行为养成上给予积极指导；若是同时监护几个儿童，则年老的祖辈们更是感到力不从心。

第五，缺少关怀，学校与家庭协同教育不够。调查发现，多数农村中小学缺少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怀；50%的祖辈监护人亦很少或从不与老师沟通，对留守儿童的在校学习情况了解不够。

卢德平带领的“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与社会综合支持措施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5年11～12月在河北涞水县、江苏无锡市、江苏如皋市、安徽凤阳县、河北石家庄市共5个县市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根据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课题组发现：①留守儿童和外出务工父母之间存在“心灵沟通陌生化”倾向，即与父母日常亲情沟通不足或缺失；②学校教师与监护人之间联系与沟通不够，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基本处于脱节状态；③留守儿童的健康与卫生问题（如体检、预防接种）被忽略。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带领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11月对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四川共5个省10个村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上述问题的存在。课题组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后，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内心情感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生活上，留守儿童劳动负担增加，闲暇时间活动单一，多通过电视媒体获得消遣，少数儿童存在网瘾等不良行为；在学习上，由于思念父母造成的精力分散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在课外辅导上，留守儿童缺少有效指导，但他们有通过“读书”这一途径来改变命运的愿望强烈；在情感上，留守儿童与父母缺少交流，并对父母产生疏离感，较多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明显，对困难和挫折的耐受力较差。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急需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亦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