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
，生活着生活方式、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个民族，虽然他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却都以“中国”作为生存的空间与认同的对象。然而，当“现代性”的世界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那么，在“转型中国”的新语境下，各个民族如何重新集结，完成“内部的构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更具体地说，在各个民族之间，如何产生“普遍性的国民想象”？如何具有“共同体感觉”？如何形成“跨民族连结”？——进而实现“广阔丰饶中国的重构”，成为“多民族之巨大中国”？这些看似“大哉问”的问题，正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诚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叙事总是表征着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并且蕴含政治无意识。“蒙古历史叙事”正是如此。“蒙古历史叙事”描述的固然是过往的历史世界，但在看似简单清晰的叙事表层，却潜藏着作家们的现实诉求和历史想象。这些诉求和想象，又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整体构图息息相关。我们考察“蒙古历史叙事”，目的正在于通过诸多差异性的历史想象，重构中国历史的文学版图，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去和现在。
在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文化中，“历史再现”始终是一个大的题材类型；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历史再现”是一种重要的文本事件和文化现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期间，“蒙古历史叙事”的“原画复现”与“家族相似”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自新时期（1978年至今）以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相似，“蒙古历史叙事”早已构成了自身的文本序列和文学史脉络。对于如此繁多的创作，当代文学研究界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此进行的研究十分稀少，这导致了创作与研究的不平衡状况。本书的选题亦由此生焉：本书将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视点出发，通过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蒙古历史叙事”进行分析和阐释。
本书的主标题是“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之所以将标题定为“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是因为本书所关注的核心是处在民族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历史叙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就告别了原本僵硬的社会主义民族写作，走向了返还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成为普遍现象。同时，这种“回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身份认同建构就与中国语境下的民族国家话语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关系。那么，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内部，如何进行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又如何在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保持平衡，并在这种结构性的张力关系中完成自己的现实表述和审美超越？上述问题在“蒙古历史叙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本书将“蒙古历史叙事”作为现象域和材料域的原因。因此，本书的副标题是“以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称的“蒙古历史叙事”既有蒙古族作家的创作，又有汉族作家的创作，而重点在于考察此阶段多民族复杂交错的文学/文化关系。在“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中包括两个关键词，下面将尝试对这两个关键词分别加以剖析。
首先是“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中，历史、叙事与现实有着辩证关系，是三位一体的结构。历史不是冰冷的材料，而是带有情感温度的记忆。当作家在现实文化语境下重新书写与演绎历史，历史也就带有了浓厚的寓言意味，成为现实社会的隐喻。由此，“历史叙事”作为“一般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了作家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它不仅是过往历史的文学再现抑或美学建构，更是指向现实的表意实践。
其次是“蒙古历史”。蒙古民族既是相对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又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蒙古族是一个大民族，并且有着辉煌的历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族事实上还是一个跨境民族，在中国北方的国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蒙古国”。就此而言，在中国谈论蒙古族就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蒙古历史”更体现了这种跨国和跨区域的特点。“蒙古历史”是多重问题的综合体，它涉及了内亚、“新清史”、少数民族王朝定位等现在海外汉学中的热门话题，并且与“中国认同”问题紧密相关。思考“蒙古历史”问题，不仅有利于打破狭义的蒙古族定位，也可以打破既有的狭义的中国定位。
就此而言，蒙古族作家的“历史叙事”自然是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对象。蒙古族作家特殊的身份属性使得蒙古历史叙事不同于普遍意义的蒙古历史再现。在蒙古族作家的笔下，“蒙古历史叙事”是一个属于蒙古人的总体性的世界，这是蕴藏在小说文本中的“失落的家园”，其中有蒙古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通过回溯本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追寻祖先的丰功伟绩，“蒙古历史叙事”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情感的生产装置，它借由重温古代历史的方式参与了当代蒙古民族身份的重塑，带有“复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色彩。当代蒙古族作家正是通过历史书写来进行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声和本民族的文化复兴。
但本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是将“蒙古历史叙事”视为一个开放的场域。这就意味着“蒙古历史叙事”并不局限于蒙古族作家，而是题材化了，可以由世界上的任何作家进行书写。蒙古从内亚出发征战四方，曾经占有过欧亚大陆上最为广阔的土地，打破了地域的隔阂，扩大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蒙古历史叙事”是想象“蒙古”的方法，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蒙古族文学”的藩篱，把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野吸纳进我们的研究。换言之，这里所指称的“蒙古历史”是一个多重视线交错的场域。在本书中，笔者就用两章的篇幅研究了汉族作家——冉平关于跨族际书写的“蒙古历史”的小说和电影。
最后是“新时期以来”，指的是从1978年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节点象征着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也由此改变了中国整体的文学体制和文化生态，而少数民族亦由此时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社会主义性到民族性，从一体化到多元化，少数民族文学内嵌于中国整体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之中，也开始了自我身份的形塑和“复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进程。“新时期以来”的时间前缀的特殊意义，也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一时间节点中“断裂和跨越”的历史意涵，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更好地把握“蒙古历史叙事”的“文本的历史性”。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讨论的主题是“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蒙古历史叙事”。将“蒙古历史叙事”放回到“新时期以来”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类众声喧哗的文本，也是一个充满了“多重逻辑的复杂缠绕”的场域。它不仅涉及中国从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从“无限国家”到“有限国家”的转型，还涉及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内部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建构；它不仅涉及地方性传统中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遮蔽与压抑，还涉及这种地方性传统以何种崭新的方式“打马归来”；它不仅涉及少数民族族裔主体身份的自我隐蔽，还涉及这种主体身份的呈现。毋庸置疑，“蒙古历史叙事”发“思古之幽情”的背后，是各种话语之间的抵牾和置换。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正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