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化投资趋势统计描述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时期，投资的增长决定着经济增长，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刘易斯（1994）认为，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过去某一历史时期中都经历过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每年的净投资率从不足5%增长到了12%以上，这就是所谓工业革命。在罗斯托“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就是生产性投资率大幅度提高，因为经济起飞要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作为物质基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本形成不足，而提高投资率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等理论都是在强调投资、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齐良书，2002）。

在罗斯基教授的著作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研究投资问题。罗斯基深信，“量化方法是构建总体框架最有效的途径，这能加深我们对战前（全面抗战爆发前——引文者注）中国经济增长与停滞有关问题的认识或理解。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里，产出、收入、投资、价格、税收、工资及其他方面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数据统计才能确定，其尺度不能靠从个人文字或其他轶闻事录式的资料中推断。”于是，罗斯基首先做了时间序列投资数据的估算，他对投资额的估算思路与前面提及的学者不同，他修正了英格瓦·斯文尼尔森的方法，通过构建水泥、钢铁、机械等资本品的表观消费量的时间序列，估算了中国各年度的近代化性质的投资额数据（见表1）。

表1 中国和东北地区部分资本品表现消费量全国指数以及近代化性质的（Modern-Oriented）投资额估算值（ 1903～1936年）

资料来源：参见〔美〕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唐巧天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245页。

图1 1903～1936年中国近代化性质的投资指数趋势

资料来源：本文表1。

利用表1的数据我们做了折线图图1，从图1的曲线来看，1918年之前中国的近代化性质投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且在此期间也有小幅的波动。从大的波段上看，1919～1936年时段的平均投资水平比1903～1918年时段的最高水平高出约150%，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是快速增长的。从小波段上看，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投资高潮，但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负增长的趋势维持到1918年一战结束。从一战后的191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具有近代化产业性质的投资高潮，1923年虽有所回落，但基本趋势是保持上升的。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近代化产业投资也未受太大的影响，虽在1929～1932年有小幅下降，但从1933年起其上升趋势依然比较强劲。罗斯基（2009）所做的比较研究结论认为，最晚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关内（指山海关以西，东北地区则称为关外或关东）在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近代化固定投资规模已接近日本。

从1903～1936年整个时段上看，近代化投资指数从7.8增长到了135.2，指数翻了4番还多，这是中国经济质量的一次巨大进步，是从前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