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一个未完成的“成品”

——《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考论

周海波

摘要：郭沫若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是郭沫若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应忽视的一篇重要文献。研究这篇文献需要关注两个背景，一是整理国故，二是郭沫若加入中华学艺社。这篇文章是郭沫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但这篇文章并没有按照作者的设想写完，在《学艺》发表时也标明“未完”而结束。从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提出的问题来看，主要涉及古代思想的“玄学的”、“宗教的”和“科学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分别延伸引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因此，这篇文献只是作者研究的一个“略图”，这个“略图”后来通过其他不同的论文得到了补正，并最后完成了“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的构建。

关键词：郭沫若 思想史 文化研究 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留学日本时期，郭沫若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论著，诸如《三叶集》中有关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信，《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这些论著既是我们研究郭沫若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文献，又是探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可或缺的文献。其中，《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是不应忽视的一篇。这不仅在于这篇文章是构成郭沫若研究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篇，而且在于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郭沫若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上篇 缺憾：也许只是一个思想史的略图

考察《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有两个不能忽视的背景。一是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这两篇文章是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掀开了“新国学”的历史性的一页。整理国故或新国学对郭沫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这位新诗人在新诗创作兴趣逐渐淡漠的时候，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二是郭沫若受邀参加中华学艺社。为什么郭沫若在创办了创造社的同时，又要参加另一个社团？这里不仅仅是友情，也是这时郭沫若的人生趣向有所变化。中华学艺社的前身是丙辰学社。丙辰学社创办于1916年12月，是中国近代三大民间科学机构之一，主要成员多为留学日本的学生，如陈启修（陈豹隐）、王兆荣、吴永权等。该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交换知识、促进文化”为宗旨，在1923年6月改名为“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创办之初，创始人吴永权和陈启修就曾邀请郭沫若入社，郭沫若接受了介绍状，并且使用了丙辰社的“一大卷原稿纸”。从这些材料来看，郭沫若加入中华学艺社的愿望比较强烈，他的想法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女神》之后郭沫若思想、情感及其发展方向的某些变化。郭沫若不想空手入社，“我因为想做一篇文章，做成了后和我一齐入社，然而至今犹未做成；所以把入社的机会失掉了。后来曾慕韩君又介绍我入社，我因为有前一次的蹭蹬，所以又推卸了”。郭沫若在信中所说要写作的文章，就是《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并没有在当时写作完成。一直到半年之后，郭沫若才完成了文章的写作，并加入中华学艺社。

《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发表在1921年5月30日出版的《学艺》第3卷第1号上，是一篇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生史的文章，主要以意大利的澎湃城为借鉴，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考察秦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此前，在给张资平的信中，郭沫若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描绘了这篇思想史论文的大体框架。郭沫若认为，“我国古代思想之运命与澎湃城的相同”, “嬴秦焚书正等于维苏勿喷火”，将中国文化传统焚烧并掩埋于地下。所以，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有“甚么经解、清谈、训诂、笺注，都是些熔崖灰”, “我们的传统思想埋没在地底者已两千余年了”。在郭沫若的文化史思想构建中，秦以前和秦以后，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分界线。从这封书信中，能够看出郭沫若文化史研究的大体构想，这就是要通过文献整理和历史发掘，探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而且“在前五六年便设定了个发掘计划”，而且“自信颇有为前人所未见到处”。在这个比较系统的计划书中，郭沫若几乎涉及了先秦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上篇“泛论之部”，主要涉及“滥觞时代之社会组织”“哲学思想之宗教化”“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政教专制时代”“神权思想之动摇与第一次平民革命之成功” “我国之 ‘文艺复兴’”等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研究先秦以前中国思想的发生、发展，在与欧洲古代思想的联系与比较中，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之黄金时代”。下篇“各论之部”则主要涉及“易之原理”“洪范中之思想”“文艺复兴之先觉者——老聃”“孔子之晚年定论”“墨子之宗教改革”“唯物思想之勃兴”等，主要讨论春秋战国时代诸多百家的学术文化思想。从这个计划书中，可以看到留学时期郭沫若所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郭沫若复张资平的信写于1921年1月24日，与他的《湘累》同时发表于《学艺》第2卷第10号（1921年4月1日）上。1921年5月30日出版的《学艺》第3卷第1号又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和《艺术的象征》两篇文章。随后，郭沫若在《学艺》上连续发表《苏武与李陵》（第3卷第2号）、《洪水时代》（第3卷第8号）等作品。如此密集地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论文，既说明郭沫若与中华学艺社的关系，在他加入该社后，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该社的活动，为社刊撰写文章，也说明郭沫若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爆发。

随后，郭沫若将致张资平的信中所涉及的研究构想付诸实践，完成并发表了《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学艺》上的这篇文章最后注明“未完”。这个“未完”既是对于论文的写作框架而言的，发表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对于郭沫若计划写作而未写作的其他内容而言的。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这篇讨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论文都是一个等待完成的未完成品。

这篇论文所设计的写作框架除个别表述的方式有所变化外，其他内容与复张资平的信中所设计的框架基本一致。在已经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郭沫若只写了“导言”和上篇的前三个问题，即“上之一”（“滥觞时代政治之起源”）、“上之二”（“玄学思想之宗教化”）、“上之三”（“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黑暗时代”），这三个部分涉及郭沫若所发掘的“我国澎湃城之略图”中的一小部分，是对太古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与政治交错”的思考，但更多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而且，这三小节的内容以及郭沫若所设计的研究框架，也只是“前四五年时所得之表象以事描写，为余日后再加详细研究时之草案耳”。从这封信中已经看到郭沫若试图构筑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体系。这个构想是郭沫若加入中华学艺社交出的一份学术计划表，也是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不能不说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缺憾。杨胜宽就曾这样说过：“可惜这篇本来计划分十节系统阐述先秦思想史发展的论文，只写了导言和上篇的前三节就无限期搁置下来了，不知此时刚刚涉猎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宏大课题的郭沫若，将怎样分析论证惠施的唯物思想。”这种遗憾同样存在于郭沫若对孔子、庄子等古代历史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方面。

从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提出的问题来看，主要涉及古代思想的“玄学的”、“宗教的”和“科学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分别延伸引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上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与政治的交错，即在玄学、宗教和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史上进行基本的描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寻找思想源头，为其研究的思想人物打下思想的基础。下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玄学、宗教和科学方面的主要人物，这三个方面的人物除第一时期的伏羲是玄学的代表、第二时期的夏禹是宗教的代表外，其他人物基本都处于第三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就是玄学方面的老聃、庄周和孔子，宗教方面的墨翟以及科学的惠施。这个“略图”从纵和横的方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学术勾勒。

我们知道，郭沫若的性格比较活跃，兴奋点比较多，同时也比较分散，转移速度较快。但已经占据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初期兴奋点的，依然是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这兴奋点是由秦以后中国文化已经被埋没但基础仍在引发的，“汉以后学者之一切训诂伪讬等于灰质熔岩，其由喷火地震等直接原因已被焚毁消灭后之建筑物”，所以需要对秦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究，寻找到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郭沫若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是身体的原因开始静坐修养，阅读王阳明，并由王阳明而发现了庄子，进而开始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兴奋点由1920年初致宗白华的信引发，到他写作《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已经被燃烧起来，形成了郭沫若文化思想的主体部分，也是他以后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还远远没有达到郭沫若的兴奋顶点，还在“略图”的构想中。

当这个基础性的工程完成部分建构之后，他本来还要继续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他的注意力仍然在先秦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即“第一次平民革命”以及这次革命导致的古代神权思想的动摇。他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第一次再生时代”，或者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遗憾的是，郭沫若的兴奋点又转向了，因此我们没有看到郭沫若如何进一步建构这个“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在文章中只是一个大纲，一个雏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从一个侧面看到了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设想。

下篇 弥补：拓宽研究领域的疆界

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为主的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是郭沫若经过激情澎湃的《女神》时期在文学上已经占据一席地位之后，在文化研究方面所开垦的又一块处女地，是从诗的方式转向学术的方式的重要一步。也可以说，诗的写作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郭沫若情感与思想表达的不同形式，两种不同文体都同时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呈现出特异的文化立意。

如果以《女神》的生命创造为起点，可以看到郭沫若突出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他在诗作中寻找生命与精神世界的自由状态，将情感抒发引向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凤凰涅槃》《天狗》等作品，不仅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而且是诗的精神探求和文化命题的朝代指向。在将视野引向洪荒时代的女娲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聂政时，郭沫若试图对历史人物进行挖掘，试图发现他们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命能量。在稍后出版的《星空》中，郭沫若同样将诗的激情倾泻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星空》《洪水时代》《孤竹君之二子》等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古代历史人物和思想文化的浓厚兴趣。因此，诗人、美学家宗白华于1920年1月3日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认为“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因为这其中的“清妙幽远的感觉”也正是宗白华心中常常有的一种“诗意诗境”。在这封信中，宗白华鼓励郭沫若“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 ‘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 ‘诗的构造’”。正是宗白华的这封信，使郭沫若写了一封关于诗的创造以及孔子与歌德的文化比较的长信。郭沫若于同年同月18日给宗白华回复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从论诗的创作出发，进一步论及诗人的人格，特别推崇德国的歌德和中国的孔子，认为他们都是理想中的“球形天才”。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主要不是论述孔子思想，而是借孔子论诗人的人格问题来回答宗白华所说的“完满高尚的 ‘诗人人格’”。也就是说，在郭沫若的眼中，孔子的完满的人格，落脚于诗人的感情世界，着眼于“诗人人格”。所以，郭沫若在这封信中论述的以下问题就值得关注：“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同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无论什么人，都是有理智的动物。无论什么人，都有他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诗人虽是感情底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对孔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是他对诗的问题以及生命哲学思考的延伸。《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正是延续了《女神》和《星空》时期的文化思想，或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角度，进一步思考完满的人格与诗人的关系。

可以说郭沫若在写作《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路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框架，这就需要有新的方式、新的论著，更深入、系统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应该说，郭沫若所设想的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是他在留学时期甚至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学术追求，正如蔡震所说，郭沫若如同他这一时期所写的介绍瓦特·裴德的《文艺复兴期之研究》的书评中所说，“也是借这个历史的再生时期以表示他自己性灵的复活”, “他不但要借赞扬孔子表示 ‘自己性灵的复活’——对于自我觉醒与个性解放的期待，他更要借此复活他认为早已经丧失了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因此，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的构想就不可能轻易放弃，只不过因为研究兴趣或因其他外力的作用而改变了写作的方式，原来的研究兴趣也进行了重新地文化编码。这个思想城被重新编码后，大体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中国思想文化的复兴时代；第二，中国文化传统的个案分析。

这些被重新编码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虽然没有成为他此后陆续发表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第2号）、《论中德文化书》（《创造周报》1923年第5号）、《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创造周报》1923年第7号）、《惠施的性格与思想》（《创造周报》1923年第32号）、《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载《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等论著之一种，但可以说，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中未能完成的文化探寻，在这些论著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的构造进行了补充、修正，将一个未完成的作品通过分解的方法，基本上完成了这座思想之城的最后构造。如果我们重读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文化论述，可以在他并不太成体系的著述中理出一个头绪，在零乱中整理出一个体系。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著述中，甚至在他的书信、诗歌、戏曲等不同文体的写作中，郭沫若都指向秦以前的思想文化，在展示一个中国文化历史的“洪荒时代”的同时，为我们建筑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

如果说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中，郭沫若着重探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着力于“澎湃城”的构建，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论著中，郭沫若则一改其构建的思路，更多的是为文化复兴而进行的发掘。如果说在“澎湃城”的构建中，郭沫若更多的是为了寻找一种完满的“诗人人格”，所以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思想自身为人类自由精神至高之产物，当超越于一切实际之上以引导人生；使思想而失去其自由，严为实际所束缚时，是为人类精神之化石时代”，那么在此后的论著中，他更多的致力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发掘，所以，他特别突出这样的观点：“我国的固有精神表现得最真切最纯粹的总当得在周秦之际。那时我国的文化如在旷野中独自标出的一株大木，完全没有受些儿外来的影响。”正如李怡所研究的那样，“郭沫若不仅执著地探索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探索更直达了古代文化的最前端”，从而建立起了郭沫若“三代以前”的文化渊源学术思想：“郭沫若以 ‘三代以前’作为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型，并以此为基点重新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流”。五四时期，当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表现出积极的反对传统文化的姿态时，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则持有保守传统文化的态度，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构建中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这也许只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面对异域文化时的文化姿态。所以，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叛逆的“凤凰涅槃”的“天狗”般的郭沫若，也可以看到创造新鲜生命的“女神”式的郭沫若，当然也可以看到尊崇传统文化的郭沫若。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姿态的郭沫若，都是一个与“五四”之风迥然不同的创造者、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