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从1930年开始，国外学者就对产业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Wahur Lewis（1984）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Wheeler和Moody（1992）研究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依据产业规模和集聚经济的不同，决定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Smith和Florida（1994）发现日本制造业选择美国地区是因为产业具有空间集群特征；Paul Krugman和Anthony Venables（1995）则引入空间因素，建立模型动态模拟产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产业扩散现象；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和J. Venables（2002）提出了更具普遍性的多个国家多种产业的产业扩展模式；Anselin（2005）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空间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部门间的集群效应有明显的差异性。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概念、动力机制、转移模式以及转移效应几个方面，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成果。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现有研究尚无统一界定，但对产业转移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产业转移是产业的空间移动或者空间迁移现象，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卢根鑫（1994）认为，产业转移是一种新质经济运动过程。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区域比较优势转化的必然结果，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实现发达地区不断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实现衰退产业退出发达地区的现象（陈计旺，1999；王先庆，1997；郑燕伟，2000）。

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陈建军（2002）提出产业（区域）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是当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或生产所需资源的供给发生变化后，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区域）转移是一个包含商品流通过程以及不同国家之间与不同地区之间贸易与投资活动的综合性的要素流动过程，是具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的一个动态过程，是转移国或地区与承接国或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产业分工在国际和地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魏后凯（2006）基于企业区位论视角，认为企业空间扩张以及企业区位调整的过程是产业转移的本质所在。羊绍武（2008）则从两个方面解释产业转移的过程。一方面是从产业纵向转移的角度出发，即从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转移出发；另一方面是指产业的区域间转移，是某一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移动，是产业的横向转移。陈晓涛（2009）则从产业演进角度，认为产业转移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即从低要素报酬、低市场容量、高成本的“两低一高”区域转向高要素报酬、高市场容量、低成本的“两高一低”区域。任金玲（2010）则将产业转移定位为市场需求变动后必然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经济要素的趋利性是产生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张公嵬（2010）认为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产业区域转移，一般来说是由于资源供给和产业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杨敏（2012）认为产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劳动力供给等生产要素发生变动，或因产品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状态、产业发展状态等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国内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国内的另一个地区）转移的活动或现象。周戈（2013）将产业转移分为主动性产业转移和被动性产业转移。主动性产业转移主要是指那些在原有区域仍有潜力的产业，出于扩大市场或规模等原因，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的过程；被动性产业转移主要是指那些在原有地区属于衰退性产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或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发生的产业转移现象。陈芬（2014）认为，产业转移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资源供给和市场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动后，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按照区域的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经济行为，从而完成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过程的经济现象。总之，产业转移的定义在不断演化，由单一的衰退型产业逐渐扩大到扩张型产业，分别从性质、效应、方式、范围等不同角度给予更加全面的描述。

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研究，夏禹龙和冯文浚（1982）提出了“梯度”与“技术梯度”的概念，认为不同等级产品的技术含量是不同的，各区域应该选择与其经济、技术梯度相符合的产品进行生产。之后，谭介辉（1998）、马海霞（2001）等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曹荣庆、蒋文军和孙宏军（2001）提出整体迁移模式和部分迁移模式，其中部分迁移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市场拓展、商品输出、产业关联、人才联合、资本输出、要素嫁接和存量激活等。郑胜利（2002）提出“集群式”产业转移，即一些有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相继由某一地区转移至另一地区，是一种规模最大的产业转移模式，这种集群转移模式强调转移的整体性和网络关系的复制性。符正平（2008）认为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中心性越强，集群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性转移，而非复制性转移；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转移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网络异质性越强，网络联系强度越弱，集群企业转移越倾向于采取独立行动，而非集体行动。黄钟仪（2009）分析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体化、集群转移和园区模式等。张公嵬和梁琦（2010）通过测度我国区域间的产业区位变迁的情况，总结出我国产业转移模式主要有梯度转移和反梯度转移两种。其中，梯度转移模式的具体路径表现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一般来说主要先在本省内部转移，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进而产业开始在某个较大范围的区域内转移，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业在某两个区域之间转移；反梯度转移的具体路径表现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在相对发达地区建立并形成总部经济。郭元晞和常晓鸣（2010）认为不同模式的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特点，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配套型的产业转移模式、以淘汰为目的的产业转移模式、以扩张为目的的产业转移模式、延伸型的产业转移模式以及产能型的产业转移模式。陶良虎（2010）将中部地区产业转移总结为四种模式：资源导向型的转移、产业链集群导向型的转移、成本导向型的转移以及市场导向型的转移。傅允生（2011）考察了浙江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情况，进一步提出了分离式转移和集群式转移两种模式。刘红光等（2014）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区域间转移机理的分析，提出了原料指向型、成本驱动型、投资拉动型、集聚依赖型四种产业转移模式，并总结出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梯度模式。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的理论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雁行模式理论和梯度理论；从转移范围来看，关于城乡之间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比较欠缺，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从研究方向来看，缺乏产业转移模式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在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上，卢根鑫（1994）以价值链盈余为核心，从产业分化出发，深入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陈刚和张解放（2001）基于区际产业转移效应的客观存在，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产业转移效应计量模型，总结认为产业转移效应总体上有由产业替代带来的产业“优化效应”、转移产业引致的就业“扩大效应”，以及转移产业关联带动导致的产业“发展效应”三个主要来源，同时分析了影响产业转移效应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移入产业与本地已存产业的关联度、移入产业技术的先进程度、具体的产业转移方式、移入区域市场结构的合理程度、移入区域对移入产业的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陈红儿（2002）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会为这些地区带来如结构优化效应、关联带动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要素注入效应、优势升级效应、竞争引致效应、观念更新效应等各种正面效应。陈刚（2006）对产业转移带来的效应的研究非常全面，认为此效应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要素注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但是他指出的效应范围界定过于宽泛，将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观念效应混在一起，对产业转移的效应理解有一定的偏差。王先庆（2007）认为产业转移产生的效应体现在整合升级效应上，因为产业转移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局，产业转出方能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而承接产业转移一方则能够引入新的经济活跃成分，刺激产业变革。余慧倩（2008）的观点与上述学者不太相同，她对产业转移的看法不是很乐观，毕竟产业转移在带来正向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她认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可能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决定权完全掌控在强者的手中，如果处于产业转移的低端，对于发展来说意义有限，可能带来消极影响。李卫东（2010）以广西为例，认为在未来的10年中，产业承接对广西GDP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未来广西应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本地区的产业集群，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彭范（2011）对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和其实际效应。徐琍（2014）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或国家）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区（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体现在产业、科技及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和社会效应三方面。毛新雅等（2006）运用IOU模型及综合发展主义、经济K族主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论述了关于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观点，釆用面板数据方法，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展开了分析。付娟（2008）从量的效应和质的效应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效应。国内相关学者在产业转移效应进行研究时主要从经济因素方面着手分析，对社会效应、环境效应和政府的作用等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研究主要偏向于宏观层面，即大多数从产业状况、就业情况、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入手，很少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

在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研究上，吴少平和王先庆（1999）认为，空间之间存在经济“成长差”，不同区域产业主体也存在“利益差”，而我国产业转移的基础正是由“成长差”和“利益差”共同构成的“产业差”。陈建军（2002）结合浙江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了特定地区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现象，认为影响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市场扩张因素和资源利用因素。戴宏伟（2003）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种产业梯度与要素禀赋的差异带动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组合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产业在区际的转移。魏后凯（2006）认为，导致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来自转出地的推力因素、来自转入区的拉力因素；企业迁移与否取决于现在区位的推力因素、目标区位的拉力因素以及促使企业留在现在区位的阻力因素。王忠平和王怀宇（2007）提出区域间比较优势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力，并从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角度提出区际产业转移的定量衡量指标。周江洪（2009）提出区际产业转移力的概念，即指作用于产业转出主体和承接主体，促进或阻碍产业区际转移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推力（主要来自转出地）、拉力（主要来自承接地）和阻力（来自转出地和承接地）。刘友金、胡黎明和赵瑞霞（2011）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了分析，获得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势以及价值链优化升级优势是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丁建军（2011）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原理，主要从“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这两个方面对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接近市场、降低转出地和承接地的生活成本，避免市场拥挤。胡运禄（2013）从区域、产业、企业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因，具体表现为：不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企业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企业生产、运输及制度因素。苏华等（2014）认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包括产业转移动力来源以及约束条件。产业转移的动力来源是转出地推力和承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来自转出地和承接地的阻力又形成了产业转移的约束条件。国内对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虽然个别研究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竞争理论和价值链，但研究不够深入、系统，并且研究方法倾向于定性，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

1.2.2 专业市场研究综述

1.2.2.1 国外专业市场研究

专业市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市场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学者Braudel指出，西方早在13世纪就有小麦市场形成。15～16世纪，葡萄酒、皮鞋、毛皮等专业市场在欧洲各国也先后出现；到17世纪，专业市场也是一种可以被普遍观察到的形态。国外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始于西欧工业化早期。西欧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地方，专业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尤其是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业市场在工业化兴起之后逐渐为大工业的专业化销售渠道或其他业态所替代乃至逐步消亡，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专业市场一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事物，也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尽管如此，因为市场与市场规模、交易效率、专业化交易组织等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无论是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还是杨格所提出的“分工与市场互动”的“杨格定理”，都揭示了分工与市场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交易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程度增强的正向关系。当前，国外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零售和电子商务、跨国贸易和管治、市场整合的动力机制、零售结构调整与消费者选择行为、专业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

国外地理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大型市场的空间分布方面，但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从搜索到的现成文献来看，有部分国外学者对相关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E. Hoover（1937）的“运费理论”指出，交通节点或运送中转点是专业市场布局的潜在区位点，而接近消费地（或市场）的最近交通节点是专业市场的最佳区位选择。从商品流通过程来看，专业市场是链接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零售商）的纽带。A. Ghosh（1982）基于“中心地理论”研究了商人在集贸式市场组织中的行为，据此提出了“商人流迁的生存策略模型”这样一个周期性销售一般化模型。G. W. Skinner（1964）认为，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往往存在多个集贸式的市场组织，相互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地区、周期、功能上的竞争与互补，构成了一定集贸式的市场组织等级体系。B. W. Hodder和U. I. Ukwu（1999）研究了西非地区集市组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该地区的集市中区位距离和发展时间间距之间存在计量意义上的函数关系，市场发展的周期性结果就是用部分时间竞争取代空间竞争。同样对于该问题，R. H. T. Smith和V. G. Fagerlund（1996）进一步做出研究并给出了“集市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分离将带来空间上的接近”的结论。这种区位的空间间距和发展时间间距间相互取代的关系被称为“时空协同效应”，且这种效应呈现一定的逆向关系，即两个市场分割的距离越远则它们赶集的时间将越长。R. E. Hall的“交易总数最小化原理”指出，在给定生产者和零售者的数量和交易总规模时，通过中介者批发业从业者可大量减少交易数量，从而节约流通费用，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专业市场的区位选择。M. Porter（1998）通过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专业市场区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了独自的地理理论，开辟了专业市场区位布局的新领域。Suma S. Athreye（2005）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的英国专业市场及其服务促进了英国东南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指出专业市场发育越好的地方，地方城市化率和竞争力越强。I. Clarke认为专业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从而促使了城市的兴起。D. Leah等从专业市场的组织结构角度分析了不同的市场机构有不同的商品销售特点，从而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2.2.2 国内专业市场研究

据考证，我国早在唐代就有关于专业市场的记载。国内经济学者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并逐步深化的，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是专业市场主要的发源地，因而也成为研究区域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一片沃土。早期阶段，不少学者以专业市场与农村工业的互动为重点，对中国农村工业形成的动因、结构以及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费孝通（1986）指出，专业市场促进了农村的专业化分工，家庭工厂生产的“小商品”通过专业市场的渠道占领了“大市场”。何荣飞（1989）主要针对温州民间市场（专业市场）进行研究，据此给出了“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史晋川（2008）则将目光转向浙江地区，全面地和经验性地分析了浙江地区专业市场的发展情况，包括该地区专业市场的内部构成以及发展规模，分别描述了专业市场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及其对应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专业市场发挥作用的内外部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自有工业的发展与专业市场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冲突，该时期专家、学者对专业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部分浙江的经济学者基于专业市场运行的经济学原理，试图从专业市场的本质出发，探讨浙江省专业市场未来的发展问题。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专业市场兴起的特殊国情，从制度层面思考专业市场发展所涉及的机制和功能，认为专业市场已经成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条制度创新的路径。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把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研究专业市场的交易机制，在交易费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专业市场交易效率的数理模型，加深了人们对专业市场本质的认识，为后续专业市场的具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地区逐渐建立以交易方式专业化和交易网络设施共享化为基础的专业市场。学者更加注重对专业市场发展前景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着重探讨专业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少数学者开始认同西方工业化兴起后的“专业市场消亡”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认为持专业市场终将消亡观点的学者没有看到伴随专业市场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机制，以及据此产生的跨区域分工协作以及投资协同网络效应，因而“专业市场消亡”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在探讨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时认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带动了“块状”区域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一般认为，专业市场带来的需求引发了工业在地方上的集聚，反过来产业集聚的经济性则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低价格支撑专业市场的扩张。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关联强度受物流效率、技术水平及本地行政政策影响，一般在规模报酬递增且在专业市场有强需求的行业，往往会导致同类企业在市场周边的集聚，同时集聚经济的形成能够为专业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产业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效应能正向促进专业市场的发展，然而竞争或垄断程度过高的产业集群的市场结构不利于技术创新，阻碍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同样一个现代化水平高的专业市场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业集群内部过度拥挤和过度竞争问题，并促进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存在着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的动态互动关系，专业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国内地理学者认为专业市场生成的实质是“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服务业在某地集聚和壮大——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由空间因素产生的运输成本是专业市场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运输成本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因纯粹的物理上的运输费用而产生的成本；二是源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成本。邱毅和郑勇军（2010）认为经济融合度的提高（运输成本的降低）会对贸易集聚度（专业市场集聚度）产生显著影响，即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商品交易会不断向那些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专业市场集聚，那些交易效率不高的市场组织将走向衰退，或者成为前者的次一级市场，从而形成了市场组织体系内的“中心—外围”专业市场模式。石忆邵（2005）利用2002年专业市场密度（市场个数/省面积）和平均市场成交额密度（市场成交额/市场个数）分析了中国专业市场的空间差异，得出了中国专业市场存在东、中、西的地带性差异，并指出该差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任光辉（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剖析了“义乌商圈”的生成过程，即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的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近年来，其他地理学者以新经济地理的核心思想——本地市场效应为主线，阐述并构建了专业市场从实现本地市场效应到促进专业化产品及要素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基石，一些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视角认为中国专业市场空间发展不平衡源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从空间发展上看，中国专业市场空间分布并非简单地呈东中西递减的态势，而是呈现“胡焕庸线”弱带的格局。中国专业市场的布局与城市群在空间上存在区域耦合性。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布密度和分布强度层面，中国的专业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与中国专业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耦合关系。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城市区域来看，中国专业市场密集区与这些城市区域的综合实力有关，并且中国专业市场分布于这三大城市区域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的耦合性；从省域层面上看，专业市场的数量与距离各省域经济中心的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专业市场数量会随着与省域经济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少；从市域的角度来看，各市专业市场成交额与该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1.2.3 城镇化发展研究综述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城镇化问题在国内外——特别是在国内的经济学、地理学以及城乡规划等学科中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

1.2.3.1 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研究综述

在经济学领域对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最先展开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其代表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等的“以城带乡”发展模型（W. A. Lewis, 1955; Fei, C. H., Ranis, G., 1961）、速水佑次郎的“东亚模式”（速水佑次郎，2007）等。国外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主要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城市化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例如美国学者帕辛（M. Paecione）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思想、观念通过乡村城市化这一变动过程向乡村地区扩散”，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城市人口向乡村的逆向流动。法国学者安尔·麦兰（Pierre Merlin）则认为乡村的城市化是指隶属于乡村的空间缓慢转向城市的过程，这种城市化发生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其中乡村城市化区的居民是从周边城市内迁移而来。但是，国外学者只是将农村作为城市向乡村延伸的一种区域，没有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变量予以研究，从而忽视了农村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大多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而鲜有将农村城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予以检验。

1.2.3.2 城镇化道路选择研究综述

我国城镇化的研究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中共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强调这一点以后，我国出现了研究城镇化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热潮，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侧重点集中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对此我国学者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小城镇优先发展论。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1996）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观点，在此之后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数量激增。小城镇优先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模式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支持，优先发展小城镇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论调。其次是中等城市论，该观点认为中等城市同时具备大、小城市的优点，也避开大、小城市存在的弊端。中等城市既没有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不存在小城镇的资源浪费、生产要素流通不足以及集聚效应低等缺点。发展中等城市，一方面能够得到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另一方面可以将这种辐射作用通过中等城市这一纽带传送到农村，这种方式既发挥了大城市经济效益好、生产要素快速流通、资源利用率（特别是土地利用率及投入产出率）高的优势，同时保留了小城镇贴近农村、便于农民进城等较大城市更为灵活的特点。发展中等城市在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论，认为大中城市应该得到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其本身存在的“扩散效应”实现城镇化。小城市较大城市相对缺乏活力，而且城市越大，规模效益的存在导致的内耗越小，个人和企业的自由度较小城镇也可得到很大的提升，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大。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相对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其基础设施以及土地的利用率就越高，同时也有利于处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在大城市，产业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产业链加长会带来就业增加，消费增多。最后一种是多元道路论，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大、中、小城市的共同发展方能更高效地推进城镇化，个中关系如下，通过大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以中、小城市的发展引导扩大大城市的规模。大、中、小城市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进而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1.2.3.3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该模型存在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为此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首次把城市化的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其中心内容是城市化水平提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加快地区经济增长（Lucas, 1988; Romer, 1986）。他们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教育投入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会高于不向城市迁移的人口。Black和Henderson（1999）通过建立内生城市增长模型，以集聚经济为基础随机抽取了一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得出：城市数量的多少和城市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均资本累积决定的。Henderson（2003）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找出每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口城市化率数据，并做对数处理，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平均可达到0.85。美国地理学家贝里（1965）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城镇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研究证实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城镇化的推动。陈淑清（2003）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是产业、需求和供给，通过比较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地区迁移，从而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其次，随着城市的发展，地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得到解放，可以扩大内需；最后，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得到再次发展，促使地区产业升级，不断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钱陈和史晋川（2006）通过改进内生城市增长模型，将经济系统中的单位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得到了一个仅有两部门的动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城市化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人均GDP。

张景华（2007）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发现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会产生供不应求的现象，而且人力资本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程开明（2008）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得出：第一，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第二，集聚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第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阳立高和廖进忠（2009）选用了我国1983～2006年的城市化、人均GDP、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相关指标数据，借助计量模型得出：在上述几个因素中，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最大，通过测算得出，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加54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