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建构的方法论原则

通观我国哲学界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激烈争论和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不懈追问，可以看出，这些都深化了人们对哲学本体论的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争论各方基本上还是各执一词，具有某种片面深化及局部合理性的特征。要想取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合理解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各种本体论观点进行方法论整合，批判吸取各方的合理性，同时，要深入细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结合当代的实践，特别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出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著作来看。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并没有专门阐述本体论这一问题，但在其哲学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本体论思想。

第一，在发生学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物质本原说。在物质与精神（意识）的发生学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物质产生和派生精神、意识的观点。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就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在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人本主义不懂得社会物质实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相对于人类的感性的物质生产实践，“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尖锐批判了杜林的“原则在先”的先验主义观点，同时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原论观点。他指出：“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

第二，在本质论和基础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提出了物质本质论和基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社会的生活在其本质上也是物质的，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没有任何脱离物质关系的精神和意识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世界统一于存在”的折中主义时明确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承认世界统一于物质，就是承认物质是一切认识、思维、精神、思想、意识的基础和承载者。

第三，在逻辑起点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提出了物质实际出发点论。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时，提出了物质生产出发点问题。他声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物质实践不仅是科学的新唯物主义及其历史观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首先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亦即人类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即地质、水文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亦即那些使人“能够生活”的物质条件。可以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对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和他的哲学出发点的不同，认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他相反，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不是从想象的抽象的东西及人出发，而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思辨哲学观察问题的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察方法则是“符合理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这种考察方法的现实前提，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第四，在本体论建构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运用辩证法，把实践观、运动发展观、历史观融入自然，找到了自然物质与社会物质相统一的杠杆和桥梁，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旧哲学，颠覆了18世纪机械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实现了自然物质与历史和社会物质与历史的有机统一，从而建构了自然物质、社会实践、客观实际相统一的系统整体本体论，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哥白尼革命。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本体论思想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既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承认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又承认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性、决定性，把社会生活实际和实践作为哲学的逻辑出发点。在有些学者看来，两者相互矛盾，物质本体和实践本体是互相冲突的。如果我们进行视角转换，把辩证法引入本体论，通过现实的实践的人的活动这个实体性中介架起一座从自然物质到社会物质的桥梁，就可以看到，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不同表征或者说是视角不同的表述罢了，二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

首先，把实践辩证法引入物质本体，使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区别于旧唯物主义自然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新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现实和感性的事物，在于懂不懂得实践。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或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实践，只是从纯客体的方面来理解人和事物，他们只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不了解人也改变环境，否定了人的能动性，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片面地发展了；而新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人对世界的改变，凸显社会实践的现实性，人的主体性。早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指出纯粹地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对人来说也是一种无，毫无意义。只有把自然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认识和改造第一自然，创构第二自然，实现自然的属人化，才能达到自然与人的真正统一。

其次，把实践纳入物质本体，体现了世界的辩证发展。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由于不懂实践，因而也就并不真正懂得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分子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费尔巴哈也讲了生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仅此而已，他们的自然观带有明显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不懂得劳动实践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着人类社会。他们把自然史和社会史割裂开来，把社会看成非历史的、纯主观的、杂乱无章的、偶然现象的堆积。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把劳动实践引入自然史，把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找到了由此达彼的桥梁，论述了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观点。他们指出，费尔巴哈的缺点正在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而且，过去的一切历史观都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发现了实践在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自然看成历史的，把历史看成自然的，看到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实践是自然向社会过渡的桥梁和客观手段，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立。

再次，把实践辩证法引入物质本体，把自然物质、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创造了多层次物质相统一的系统整体客观实际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不能简单地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将其归结为自然本体，不能像卢卡奇等人那样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存在本体，也不能像葛兰西那样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实践一元本体论，因为他们都只是抓住了哲学本体的某一方面特征，加以夸大，走上了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道路。只有把几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形成系统整体本体，既体现本体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又体现本体的内在层次性和辩证性，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质。

这种多层次统一的系统的整体实际本体论，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整体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以“物质实践”“感性”“现实”“实际活动”等术语表现出来，坚持以自然世界为前提，以物质实践的实际活动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即革命阶级对现实世界的革命批判为导向，改变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实物的总和”的物质观，既包括自然的总和，又包括社会实践总和，还包括自然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相和谐、相统一的思想。他一方面批判了自然科学界的神灵唯心主义，强调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又论述了劳动实践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谆谆告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注意与自然的和谐，以防止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客观实在”的物质观，分析论述了自然界相对于思维和意识的本原性、先在性，强调了实践活动相对于人类认识的基础性和第一性，阐述了人类自由的社会制约性。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了“实际”的哲学本体观，并把实际解读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其中包括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即客观规律性，同时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求”，体现了实在本体、关系本体的整体统一性，批判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从实际出发，通过具体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把改造自然同改造社会、改造主体的人统一起来，把改造物质实体对象（即“实”）同改造关系客体对象（即“际”）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三个世界”即自然界、人化自然世界、主体世界（人）的关系，使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地、人、道、法达到和谐统一。

最后，这种自然、社会实践和人化自然相统一的系统整体实际本体观，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和走向全球化的哲学世界观基础。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时多次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本本出发。“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观点是本本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在生产关系上盲目地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大跃进”这种“左”的观点，也是主观唯心主义，是教条主义；不顾中国的历史，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脱离中国实际，也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的国情这个实际。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是，虽然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改善，但总的来说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人口多，底子薄。这既包括了现实中国的自然本体即自然地理条件，也包括了社会本体即生产力和生活发展水平，还包括了生存本体即现实的人的素质条件。从中国自然本体条件来说，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单靠中国自己的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打开国门，利用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从市场来说，中国的市场有限，难以完全容纳现代化过程释放出的能量，也必须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利用两种资源，利用两个市场”理论的本体论依据。从中国的社会本体条件来看，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从生存本体条件来看，中国人口基数大，文化教育水平低，科技素质差，因此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大力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四有新人”。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本体贯穿、统一和显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实践中。这个实际本体比哲学史上的任何本体更加呈现出活力，体现了有机生成、变化、发展、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自然本体、社会本体、生存本体有机而和谐地结合、统一在一起，通过对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恰当运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各方面的活力尽情显现和发挥。在这种显现过程中，起着突出协调、制约作用的当数关系本体，它是实际本体中的协调、联结因素，可以分为主体际、客体际、主客体际关系。这些关系实体组成“际”本体。在实际本体中，既要关注实体，也要关注“际”，只有通过处理各种“际”即关系，才能改造好各种实体，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世界的各个主体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谁也脱离不了“际”和关系本体的纠缠。要想更好地发展自身，必须自觉融入其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全球竞争，就是正确处理世界关系本体（主体际、实体际、主客体际）的典范。

当前，我们只要坚持实际本体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办事，就一定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