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复兴对玄风升降的影响

晋宋时期社会思想变动较为巨大，对文学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多数情况下集中在对佛、道两种思想的探讨上。的确，佛教在刘宋时期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对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道家道教思想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元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基本被学术界忽视，笔者认为，儒学在晋宋时期文学变迁中起到重要作用，对玄风的淡化尤为关键。

刘宋儒学复兴是当时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东晋政权在士族的支持下建立，渡江之初“王与马共天下”，中央王权实际服从士族安排，所以东晋一朝实际并没有集中的王权。而儒学发展恰恰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因为它的政治功能适应于集权政治。所以在东晋时期，儒学虽然有人提倡，但在缺乏中央强权支持的政治环境中，地位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宋王朝与东晋最大的不同是，从刘裕执政开始，就非常注意对政权的控制，因而中央集权程度逐渐加强。在政治活动中，宋武帝、宋文帝都重视儒家思想的贯彻，这对恢复儒学社会地位极为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衰败已久的国学在刘宋帝王提倡儒学的政策中得到了复兴。刘裕曾想把国子学建立起来，可惜未成。文帝即位以后，为建立国学进行了长期准备。元嘉十五年（438）、十六年（439）又建立四学，在国学尚未建立的时候，四学显然具有国学的特征，只不过在制度上还不完备。到元嘉十九年（442），社会已经得到将近二十年的恢复，建立国学的时机成熟，本年正月文帝下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敩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圣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十二月又下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第二年，国学建立，何承天任国子祭酒。国学建立对儒学地位的上升影响深刻，对此，沈约在《宋书》卷五十五传论中说：“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元嘉时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儒学在六朝时期的一个高潮。

元嘉儒学的恢复对文学思想的整体转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政治生活中的儒学活动频繁，刺激了文学的创作。政治活动中的文化活动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宋书·乐志（一）》记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十二月，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又记元嘉十八年（441）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又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太子释奠，祭礼完毕，文帝亲临国学宴会，太子与群臣参与，这次活动有很多宫廷文人参与，并进行了文学创作活动。其他带有儒学色彩的文学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大量的文学作品得以产生。宫廷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儒学观念影响文学创作起到关键作用。

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儒家思想在知识阶层思想中地位上升，直接影响了社会审美风尚的转移。东晋玄言文学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士人思想受到玄学的指导。在元嘉时期，作家思想中的儒家思想重新占据了重要地位，玄学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性减弱，而儒家思想的指导性加强。这使得元嘉作家的创作，在整体倾向上与东晋文学明显不同。

儒学的复兴促进了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扩大了作家队伍，改变了东晋以来士族作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对文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南渡以来“学在家门”的局面非常明显，当文化被士族控制时，封闭性特征就非常突出，玄学实际就是士族文人独占社会文化的一个表现，因为没有深湛学术背景的寒族士人是无法参与其中的。而儒学的普及，逐渐消除了士族对文化的控制。元嘉时期寒族作家队伍壮大非常值得关注，鲍照、汤惠休、区惠恭、戴法兴、苏宝生等都有一定成就，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士族文人不同，文学表现自然也有所区别。寒族作家队伍的壮大改变了元嘉作家队伍的组成，有利于廓清文学中玄风的影响，也有利于文学观念的多样性发展。

此外，儒家思想在元嘉政治中的积极实践，改变了玄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士人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东晋政治思想受到玄学名教自然合一观念的指导，因而玄学能够深入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但儒家思想在元嘉时期的兴起，源于统治者对儒学政治观念的积极实践，改变了东晋政治松散状态，玄学的政治地位被儒学取代，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转折。

从《宋书》中可以看出，刘裕通过强权形式改变了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失去对政治控制能力的士族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被迫进行思想调整。他们一改对寒族的鄙视，汇集到刘裕周围，并为刘裕代晋积极奔走，如《宋书·王弘传》记：“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又如《宋书·傅亮传》: “宋国初建，令书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领中庶子如故。从还寿阳，高祖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再如王诞，《南史·王诞传》记：“诞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尽心归奉，帝甚仗之。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诞密白帝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使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帝纳其说。”到刘宋建立之后，集权趋势更加明显，所有涉及权力争夺的事件都以皇权对立面的失败告终。很多士族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主动维护集权政治格局，成为皇权的支持者、维护者。从这个角度看，士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玄学名教自然合一的政治观念，重新接受儒家政治观念。玄学仅仅流行于个别士人的小圈子里，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在两种思想交替的过程中，部分世族成员出现不适应。从《宋书》《南史》各传中不难发现，元嘉士人在行为上既有顺从皇权的一面，又有狂狷的一面，与正始文人在行为上颇为相似。如谢灵运，他“多愆礼度”“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为司徒徐羡之等人所恶，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狂”的特征愈加明显，简直肆无忌惮。后来任职京城，“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谢灵运的“狂”与他的处境有直接关系，“狂”只是他对自己政治地位不满的行为表现。再如颜延之，《宋书》本传记其：“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 ……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明显看出，很多士人还没有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还存在玄学政治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思想矛盾的存在是文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得以感人的重要来源。当作家处于思想无矛盾状态时，文学创作基本失去了情感基础。东晋时期，士族完成了对政治与社会文化的控制，士族作家在政治生活中较为顺利，政治观念与士族群体观念一致性很强，他们的精神与现实很少出现冲突。即使有冲突，他们也有意识地用玄虚取代对现实的理解，放弃对现实的反映。玄言诗的质木无文反映了作家主体观念的淡薄，导致了诗歌文学性丧失。但元嘉文人尤其是文学家，他们适应了玄学带来的精神自由，与政治现实存在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无法用玄虚消除，除非心甘情愿退出政治舞台，这恰恰是元嘉时期士族作家所不愿做的。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政治的压力，感到了人生艰难，并由此产生了强烈情绪，这成为文学创作的真正基础。如谢灵运，他因为思想难以与现实同步，多次受到打击。他的诗歌虽然有玄言残留，但总体上反映他在现实中志向难申、备受压抑的精神状态。其他作家如颜延之不惧权臣，用诗歌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鲍照坎坷一生，用诗歌尽情表达壮志难申的苦闷；傅亮、范晔等人也都用文学表达自己在现实中的真实感触。元嘉文学中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增强，文学重新成为作家精神世界的反映。

罗宗强先生认为：“当（元嘉士族）门第虽仍高华而权力已不再无可争议时，人生之多艰的感慨也就随之而来了，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发人生之感慨而淡忘了玄思冥想。”但政治地位改变的实际原因是儒家政治观念对玄学政治观念的取代。两种政治思想的交替，影响了作家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玄言文学存在的基础，恢复了文学反映主体精神、表达个人情志的功能，促进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元嘉时期的复兴，改变了社会的主导思想，扩大了作家队伍，改变了作家的精神基础，推动了社会思潮中玄风的退化，使文学重新回到建康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