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动的社会条件

历史上，西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山高水急，道路险峻无比，交通和通讯十分闭塞，商业贸易及与内地的联系只有靠屈指可数的几条人马驿道。从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拉萨到内地，畜力和徒步单程往往就需要三四个月时间，一年内往往只能完成一次往返。因而，这样的长程远途贸易，需要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投入，需要相互间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极有能力的商业实体或集团方能从事和运作。

到近现代，在西藏地区和与之邻近的陕、甘、青、川、滇地区，由于人口的激增、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条件的成熟，颇具实力的商帮、商号纷纷出现，于是，西藏地区的商业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三大商贸群体：一是西藏的以官家、贵族、寺院上层三大领主主持并掌控的商业集团（由其专门设置的商业管家“聪本”负责具体操作）；二是西藏以外省区进入西藏从事长途贩运的商帮、商号；三是外国商人，如尼泊尔、印度商人。他们之间，尤其是西藏三大领主的商业集团与外省区的商帮、商号之间，形成了活跃的、密切的商业往来以及其他联系，不仅省区外的商帮、商号大量进入西藏地区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皮毛、山货等的贩运贸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信托关系和金融汇兑通道，西藏地区有实力的商号，如邦达昌、桑多昌、热振昌等，也纷纷在内地的西宁、成都、重庆乃至上海等地设立分号，相互间的往来交易达至新的层面和规模。

其中最突出的是云南商帮、商号。与此同时甚或更早一些，在与西藏相邻的云南，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也迅速崛起，加之英、法等国的殖民挤迫竞争，另外，由于“康乾盛世”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生存环境和资源需求的压力不断加大，人们也开始寻求更多发展路径和空间，于是，地广人稀并有着独特资源和特别需求的西藏地区，成为云南各民族商号和商人的首选。藏区无数的酥油茶筒，有着向上的引力，吸引着各民族的商人走向那广袤的高原。

一切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在滇西北，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在乾隆年间就已有端倪。丽江及其附近坝子里的人口在不停地增加，每个家庭都在膨胀，土地却不会像孩子一样生下来，再不停地长大；而且光靠那点有限的土地，即使饿不死，也不可能使生活产生更好的改变。生存和发展问题，其实在“康乾盛世”之时及之后，就已然摆在眼前。

早在1999年，笔者在研究丽江地区赴藏做生意的马帮商人的专著《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一书里，就对滇西北人民进藏经商的缘由进行了调查，发现并指出：由于地域相邻，世世代代生息于滇西北的各民族，要取得较好的生存条件，要发展经济，就只有进入西北方的西藏地区，用交换来进行资源互补，用贸易利润来补贴家用，并以此来扩展生存的空间，来拓展致富的途径和提高生活的质量。他们很难到山下，进入内地寻求融入他们的市场。因为，生性耿直、质朴而又为人老实的少数民族，很难跟内地那些精明的汉族商人打交道，甚至连语言都很难沟通。他们在内地赚不到钱，赔本贴钱的风险反而要大许多。所以，在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的生意大多往西北的藏区发展，那里才是他们驰骋的天地，那里才是他们如鱼得水的市场。用过去走西藏做生意的“藏客”的老话来说，这叫“熟门熟路，找钱更易”，或者说“一样的水养一样的鱼”。

笔者还指出：“自古以来，滇西北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生息地区，东北部居住有彝族，西北部毗邻藏族，南部与白族和汉族的势力范围相接，丽江就正好处于汉、藏、白、彝四大民族经济势力圈的交错地带，其间还杂有傈僳、普米、回等民族，这是对夹缝中的纳西族生存能力的考验，也为纳西族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商贸易条件。

“分居各地的各民族从各自的需求出发，自然而然要做各地间农作物和土特产以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交易，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特殊地域里的半游牧半农耕的藏族，特别需要与内地的交易活动，仅他们每日必需的茶叶一项，就完全靠内地输入。于是，在这一地区的大山大川之间，各民族的商号商人赶着马帮翻山越岭、过河渡江，来往西藏和内地两地的商业交易活动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起来。

“与此同时，也有西藏的商号和马帮来往于云南丽江、大理地区，但一般情况下，西藏的商号马帮来到丽江，就再不可能继续前行，自己到山下的内地去。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更适应不了山下那燠热的气候。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人也难以进入西藏，他们面临的正好也是藏族面临的问题：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然两样，高原的寒冷缺氧、山高水急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也只能走到丽江就打住。于是，处于内地与藏族地区交界地带的丽江成了西藏与内地之间交易的中间地带，成了这一带各民族中转交易的集镇。生活于这一带的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一方面了解熟悉内地的情况和文化，也熟悉西藏草地的语言、气候、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于是，在汉藏、白藏、纳藏等民族贸易交往中，各民族的商号马帮就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另外，滇西北一带频繁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也成为影响各民族互动的重要因素。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回族杜文秀反清活动，也使得相对僻远而安全稳定的藏区，成为商人们避乱趋利的地方。

清末，清政府任命强悍有为的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任上的几年时间里，赵尔丰推行了在川滇边设流官、练边军、屯垦、开矿、贸易通商、建立学校等措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经营川滇边事务，号称“新政时代”。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就是大力扶植川滇边的地方商业，积极拓展滇康、川康和康藏间的商业贸易交流通道，甚至派出护商队保护往来于康藏地区的各地各民族商队，因此吸引了大批滇籍各民族商人前往西藏地区经营，使近代滇藏间的商贸交流达至一个新的局面。

其实，在滇藏之间的高山深谷地带，也存在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在谈到长城地带时所说的“过渡性”: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疏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这些精辟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滇藏间的过渡地带经济。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突然圆寂，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赠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决定派遣以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团长的致祭代表团由内地入藏。派员入藏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蒙藏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参谋部人员合拟《大员入藏训条》，分为外交、政治、军事和其他四个部分，其中就有一条：“汉藏各族人民通商、旅行，应准绝对自由。”“绝对自由”的政治、经济条件的设立，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罕见。这种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的自由宽松，无疑也为滇藏贸易铺平了道路。

更何况，一次巨大的商业际遇突然降临到滇西北和西藏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其延续，中国各出海口及海上通道全被封锁，更由于日军侵占了东南亚尤其是缅甸，中国唯一一条通往盟国的道路滇缅公路于抗日战争中后期被截断，一时间，从滇西重镇大理、丽江和西康雅安、康定，经由西藏拉萨转道至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大西南后方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国际商业通道。尽管这条道路遥远险峻，耗时数月的行程千辛万苦，但由于能赚到很大的商业利润，许多商家和各民族民众便无所畏惧，纷纷涌上这条道路寻求机遇，在滇西北商业史上掀起了“拉萨热”，有能力的人们大多踏上了这条吉凶难卜的道路，进入西藏地区经商贸易。

这样看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种中国人眼中的成功的条件，都降临到了云南各民族商号的商人头上。

《纳西族简史》精要记载了这一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滇、藏贸易十分活跃，维西、宁蒗等纳西族地区，成了重要的商道和过往马帮们的歇足地。各种货物由内地经过这里远销西藏和印度，这就使纳西族中原来从事季节性赶马活动的人，逐渐转入以赶马经商为主要职业。由于赶马经商获利甚厚，引起了人们的羡慕和向往。不仅大多数家庭抽出男子从事赶马运输，就是那些缺乏骡马的人户，也有人通过押出土地来购买骡马，以便从赶马经商中谋利。‘汉人发财靠买田地，摩梭发财靠买骡马。’这一当地民谚，生动地反映了纳西族对赶马运输业的重视。连永宁土司和总管也派有家奴和佣工，组成马帮商队，常年从事商业活动。据1956年的统计，在宁蒗的永宁和维西的永兴等地，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主要成员兼营赶马运输业。赶马运输业的兴起和繁荣，给纳西族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使没有走过这条经商贸易路线的其他商号和商家，也不得不转而走上这条艰难无比的商路。他们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别无选择。

周智生曾撰文指出：“藏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滇藏印间路途遥远，而且沿途‘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能到’，不仅交通条件极差，生存条件也很恶劣，加上藏区特殊的民族文化环境，所以内地商人一般很难适应，也因此使得这条线路的运输成本和困难程度都奇高。依凭自古以来滇藏之间商贸交流积累下的地缘优势和各种商贸交流渠道，以丽江商人为主体的滇西北等地商人群体就成为滇藏印国际贸易运输贩运中的重要角色。抗日战争时期，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云南商人从事滇藏印陆上国际转输贸易的高峰。其中与藏区藏族有着密切文化渊源关系的以纳西族为主体的‘丽江商人便成为天之骄子’，与其他藏、汉、回、普米等民族商人一起，为缓和大西南后方物资紧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实，在这场“拉萨热”之前很久，滇西北各民族的祖先早就在这条古道上走动了。

那时，滇西北的大部分人家都是这样安排一大家人的生活的：种地的种地，进入藏区经商的经商，里外配合，构成了当时滇西北各民族的基本生活格局和经济发展形态。在那一时期，他们不可能还有别的生活方式。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社会条件，西藏地区，尤其是滇藏间的各民族商号贸易和互动，具有顽强的自然生命力和持续不断的动力，有着商业选择的理性，而且具有某些机制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