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中的文化残存·“毒药猫”

前言

民族走廊如果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会是一条狭长的地理空间，大多会与一条重要的河流发生联系。但是如果考虑到融入这条河流的支流流域，走廊就会在地理意义上扩展为一个大的地域空间。因此，走廊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通道。北接巴颜喀拉山南麓，南临滇西北横断山区，东傍川西平原，西至藏东雅鲁藏布峡谷的“藏羌彝走廊”因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再加上“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茶马古道”等历史，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社会、族群景观。若要从总体把握走廊的历史、文化、族群互动，自然需要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然而就微观角度的研究而言，民族认同、文化传承，甚至民俗宗教内容也完全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1978年费孝通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中曾说过“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活着的历史遗留”这一概念，正是费孝通极其敏锐地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研究的具体路径，并且这条路径也绝非是历史学及语言科学所独有的。与“历史遗留”相似的概念，马长寿在1936年研究“花甲生藏”文化现象时也使用过。马长寿将“花甲生藏”也称为“文化遗留（cultural survivals）”，并将其解释为“有些文化质素在古代的文物制度丛位里有凝固的结构和活跃的功能。一旦古代的文物制度灭亡了，它的结构便会瓦解，他的功能便会停息。它在现代的密集的文化丛位里成为一种游离的残物”。运用这一概念，马长寿认为贵州威宁县的“郎慈苗”的“妇人生子、男人坐月”的风俗，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残留，这种文化残留也是“郎慈苗”的社会形态变化即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一种仪式，表明了现代的父权是男人通过“此种魔术的诈术由女方骗夺而来”。

在文化人类学的诸概念中，时期早于“历史遗留”“文化遗留”的有“残存”（survival）概念。“残存”是人类学泰斗英国的泰勒（E. B. Tylor, 1832—1917）在19世纪70年代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的“适者生存”论（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中援引而出并将其概念化的。在泰勒看来，残存即是“因习惯的力量，向与原来居住地不相同的社会状态转换的过程、习惯、见解等，是古老的文化向新的文化形态进化中留下的实例及证据。”利用此概念并结合岷江、涪江上游羌族民俗信仰“毒药猫”的文化传承来审视“藏羌彝走廊”中的文化事象，相信有益于认识走廊的旧时文化形态以及理解在其基础上演化而出的走廊的现时文化形态。

图1 藏羌彝走廊河流简图（张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