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藏羌彝走廊问题及现行的研究途径

（一）藏羌彝走廊问题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走廊的范围问题。即便是多次提出这一概念的费孝通也未能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地理空间概念。中国文化在投射到地理性的区域上时，费孝通认为可以被分为空间性的六大板块，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在这六大板块中可以分出三大走廊，即西北民族走廊、藏羌彝走廊以及南岭走廊。就藏羌彝走廊的地理位置及分布范围而言，除了横断山脉及六江流域是确定的以外，其他还尚待界定。

藏羌彝走廊的考古发掘自北向南，有过较多的新石器文化、石棺葬文化的发掘研究。在岷江、涪江上游的茂县牟托墓葬、理县的佳山墓葬也都引发了考古学界及人类学界的极大兴趣。另外，茂县的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研究也正在进行中。但就整个藏羌彝走廊以及青海、甘肃等关联区域的整体研究工作尚有不足，现有研究的整合也有待形成。在走廊中民族史及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上，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过于依靠汉文典籍。由于汉文典籍与王朝的政治视角关联较强，因此汉族正史及野史不仅存在着类似于萨义德（E. W. Said）所强调的“东方主义（orentalism）”现象，而且在可信度上依旧存在问题。石泰安大都借助藏族的传说资料来建构自己的体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以及口述史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藏羌彝走廊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的语言学家们的贡献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的研究尤显活跃。近年来日本学者的研究更是突出。在民族文化的研究方面，20世纪的各民族调查研究报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而且近年来的民族志也越来越多。然而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即空间被日益发达的交通所压缩，电话、网络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可以不受时间拘束，并且还出现了讯息泛滥的情况下，怎样研究走廊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方面。中共中央的十二·五规划中，“文化强国”的目标必将更加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发展。走廊中已经开展的观光产业也会给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局面。藏羌彝走廊的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经济与发展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涉及，但是研究视角往往是政府扶贫的角度。发展与生态问题的研究在走廊的南端起步较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将文化、环境与发展并论的研究，应该会是一个新的出发点。

（二）现行的研究途径

1．民族学途径

1999年石硕的《四川与民族走廊》（日文原题“四川と民族走廊”）应该是较早的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论文。在2008年出版的王铭铭的《“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一书中，可以了解到王铭铭初访白马藏族地区也是受费孝通所提“藏彝走廊”概念的影响，也能看出他在走廊研究中强调“整体研究”，他所建议的“走廊的总体形象研究”“族群互动的历史、口述史、民族志的考察”“物质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与发展文化研究”与书中所呈现的黄树民的民族走廊研究角度基本相似。2011年石硕就藏彝走廊提出了三个研究思路：一个是“人、地关系”，一个是“藏缅语分化演变角度”，另一个是“整体和多学科综合角度”。石硕所言“人、地关系”大意是讲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命题正好是人类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因此研究“藏羌彝走廊”的第一个途径就是，人类学及民族学途径。石硕本人的诸多研究其实也是这一途径的探讨。除石硕以外，日本学者松冈正子也贡献颇多。2000年出版的松冈正子的《羌族与四川藏族——中国青藏高原东部的少数民族》（日文原名：“チャン族と四川チベット族”）是一部详细的以理县蒲溪乡蒲溪村为实例的羌族民族志。但是松冈正子并没有孤立地描述羌族社会文化现象，而是提供了羌族周边的嘉绒藏族以及白马藏族的社会文化作为参照系，并探讨了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也为其现在进行的“西番”诸族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语言学途径

羌语研究出身的孙宏开在较早时期已经从藏缅语族角度的研究中，注意到了民族走廊的实质性问题。1983年出版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孙宏开根据自己多年的语言调查及研究资料，确认了除藏语、彝语、羌语、普米语、嘉绒语以外，尚有多种不为外人所了解的“历史遗留”语言分布在这一走廊中，最终孙宏开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新发现的7种语言，即尔苏语（多续语、栗苏语）、纳木衣语、史兴语、木雅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都应该属于羌语支，因此羌语在这一走廊中的作用也自然而然被彰显出来。

20世纪80年代，日本语言学家长野泰彦在做了一连串的细致的嘉绒藏语研究后，认为藏缅语族诸语言的研究中，在探讨诸语言的共同源语言时，羌语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野泰彦甚至认为羌语是诸语言的“媒介语言”。2003年11月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作了题为“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及藏缅语族族群活动的假说”的发言。李星星在勾画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和数条天然通道之后，提出了“古藏缅语族母体发生分化前的原始区域在走廊数条河流的源头以上地区”的假说，而实际上这个假说在长野泰彦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被证明过了。2009年长野泰彦与铃木博之又发表了基于解释藏文化圈的语言基础层的《川西民族走廊·藏语方言分类语汇集》（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分類語彙集）。川西民族走廊藏语方言的调查地自东北向西南涵盖了四川的九寨沟县、松潘县、丹巴县、康定县、雅江县、理塘县、巴塘县、乡城县，云南的得荣县、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永胜县共24个方言点。尽管出发点是濒危语言的抢救性调查及研究，但也为走廊研究积累了南北诸分布点的语言研究材料。2003年京都大学池田巧的《西南中国“川西民族走廊”地域的语言分布》同样也属于对藏羌彝走廊的语言现象的宏观把握。池田巧所作图示，更是直观地展示了走廊中语言的分布状况。对于这些语言资料的分析，相信会获得更多的藏羌彝走廊中基础文化层的共通文化要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孙宏开对数十年羌语及走廊诸民族的语言研究了几十年，深知羌语与周边诸语言的相关性，他是极力主张“羌语支成立论”的学者。就目前的语言学学界而言，羌语支的成立已无悬念。在藏缅语族之下，羌语支包括羌语、嘉绒语、尔龚语、拉坞戎语、普米语、木雅语、扎巴语、却域语、贵琼语、尔苏语、史兴语、纳木依语，以及文献语言西夏语。孙宏开虽然承认羌语、嘉绒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普米语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时他也认为“羌语支语言在汉藏语系中是一支比较保守的语言，也是保留古老面貌比较多的一些语言”。这个语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的西北部沿六江流域的河谷、由北到南的狭长地带，属于藏羌彝走廊的地理范围。综上所述，由语言学研究作为切入口，在把握走廊中基层语言的同时，对于基层文化的解释意义也就十分明确了。

3．跨学科途径

藏羌彝走廊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地理空间呈河山并列南北通透的特殊性，就具体的较小地理空间而言，大致是峡谷构造所形成的山沟文化，往往会有海拔高度垂直上升的自然地理现象。这种现象又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生态区位，在这些不同的生态区位中又形成了各不相同但又存在着互补关系的生计方式。这些地域大致由农业、半农半牧、林下经济及狩猎形成传统生计方式。因而除语言文化领域相对独立这一特点外，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也是不得不重视之处。因此在研究藏羌彝走廊时，除人文科学以外，自然科学如动植物学的参与就变得异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推动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计划就是一个含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宏大的多学科合作计划。这表明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今天被称为“藏羌彝走廊”的六江流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的多元性及复杂性，研究者期望以广阔空间范围中收集的调查资料来梳理走廊内部民族迁徙、分化的历史过程。同时期望解决民族识别工作没能解决的诸少数民族历史问题。计划的推动者之一的李绍明在《六江流域民族考察述评》一文中，为这个计划建构了一个大的涉及地理空间、语言分布以及民族归属的框架。然而自然科学的缺失，仅靠人文学科的调研对于走廊中生态的实际把握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同时也很难彰显出走廊中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1994～1997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联合完成的中国四川西部人文历史文化综合调查，虽然受早稻田大学的学科影响，有些偏重于“东洋历史”的研究，但也可以看作是藏羌彝走廊北端的综合性跨学科的调查。考察所得也已结集出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材料。2002年我作为文化人类学学者也参与到丰田财团赞助的四川德格县德格印经院及周边文化的综合性调查计划中，该调查参与者有语言学者池田巧、植物学者山中胜次、建筑学者真岛俊一、井上えりこ、藏语文献学者贞兼绫子、影像人类学学者中西纯一以及两位建筑学助手，经三周的跨学科的调查，完成了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印经院藏族传统文化的一次综合性的研究。最终将以拥有雄伟建筑实体的德格印经院为中心的藏族文化，定位为金沙江流域的跨地域的，包含藏医、宗教、传统造纸、雕版等诸多文化要素在内的集合性的“Derge”文化。

除上述研究视角以外，民族史途径也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重要部分，但由于走廊地域分布太过宽泛，其间杂居民族众多，且历史也因时空的相互交错变得异常复杂，因而针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的民族史研究居多，形成了诸说杂呈的研究局面，而未能整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研究方向。台湾学者王明珂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新的尝试，积数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呈现出作者的一个很大抱负，即通过族群理论、认知论及民族史研究理论构建一个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态边界”。王明珂认识到羌族或古代羌人在叙述中国历史时不可或缺，因而以羌族为例来说明华夏边缘的飘移以及维持和变动。但是，即使是在藏羌彝走廊建立这样一个“生态边界”也还需要更多的整合性的研究。后来他又出版了《羌在汉藏之间》，该书一方面是《华夏边缘》中羌族事例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历史人类学角度的羌族的重新解读。在这本著作中族群理论、认知论及民族史研究理论依旧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对象范围被缩小至岷江、涪江上游的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的羌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