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自证之问题与进路

付长珍

一般来讲，哲学的讨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冯契先生在其《〈智慧说三篇〉导论》中对此有明确的自觉：“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本文的选题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明确的问题意识。“德性自证”既是一个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源自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冯契的“智慧说”认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即“转识成智”要有一个德性自证的环节。所以，要论述德性自证的问题与进路有必要首先简述冯契“智慧说”的缘起及其内在学理逻辑。

一 冯契及其智慧说

20世纪下半叶真正创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有两个，牟宗三和冯契。冯契师承金岳霖先生，是金先生四大弟子之一。冯契不仅逻辑学成就斐然，而且学贯中、西、马，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深入研究。冯契被称为“智慧的探索者”，他毕生执着于追求理想，不懈地追寻智慧。冯契智慧说的宗旨就是探求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强调理想就是走向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点和牟宗三是一样的，都强调最高的哲学境界一定是真善美的统一。不同之处在于，牟宗三是从唯心论的立场出发走向真善美，而冯契则是从实践唯物论的立场走向真善美。在追寻智慧层面，冯先生指出，“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因而，其所谓智慧是形上层面的。在此，他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我把它称为后圣贤时代的人格追寻，这是冯契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推崇的都是成圣成贤，而冯契关注的是普通人如何成就自己的人格，即强调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要有创造性。至于普通人何以达到成人而非成圣，容后详述。这里我们主要是梳理德性自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中产生的。

2015年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整个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就是因为他是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有自己真正的哲学体系。冯先生的主要贡献在哪里呢？就在于他经过一生的艰难探索，创发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冯契先生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是一个文学青年，后来到了西南联大，师从冯友兰、汤用彤等先生。从金岳霖到冯契，事实上形成了注重逻辑分析的“金—冯学脉”。方克立先生在《哲学分析》上撰文称，由于冯契及其后学的努力，冯契学派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冯契后学沿着冯先生智慧说的路向传承发展，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冯契早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智慧》。从此，“智慧”成了冯先生一生的哲学思考，直到晚年完成“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他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一生都沉浸于对“智慧”的艰难探索，最终为当代中国留下了一个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体系，就在于冯契遵循“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原则，建构了一个哲学和哲学史相统一的体系。冯契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就是其“智慧说”的自觉展开，从而使“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哲学体系。正如郁振华所讲，冯契的“哲学史两种”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友兰、胡适等哲学大家都就古代哲学有过著述，但对近代哲学的梳理，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可谓做出了独创性贡献。冯契阐述古代哲学时讲的是逻辑发展。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圆圈，比如说从先秦到荀子，整个的中国哲学史从古代到王夫之。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阐明近代中国不只是伦理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革，整个哲学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型。不止如此，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之伟大在于他提出了问题，从而构成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冯先生在这部书里提出了很多值得后学深思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从冯先生的思想中去寻找哲学问题和理论的生长点。

冯先生的中西马结合立足于实践唯物论，他是结合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德性自证命题就是冯先生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融合中国哲学对于天道和人道的学说进行哲学思辨而提出的。他认为认识世界是为了认识自己，对天道、人道的认识最终要在自己对德性的培养中获得自证，因此，德性的培养不像古代圣贤一样追求完美的人格，而是要获得自我的确证。何为自证？简言之，就是在德性涵养中体认这个道，体认这个元学，体认这个智慧，所以他强调，真正的人格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由此可以看出，冯契的智慧说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同时参照了西方哲学，其中很多哲学概念是对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包括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家思想的吸收和批判。我所考察的德性自证就呈现在这个脉络中。概言之，上述我们对冯契思想的回顾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冯契讲的认识论是广义认识论，也就是认识不应该只限于知识，还要考察智慧，要讨论元学如何成为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要言之，即从广义认识论到智慧说。

二 冯契“德性自证”命题的提出

大家知道，近代以来，哲学上困扰了像王国维、金岳霖等一代哲学家的问题便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可爱和可信的矛盾问题。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是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是冯契提出智慧说的根本出发点和动力。他说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会把时代的问题化为自己的问题，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感到心有郁结。驱使冯先生探索一生的正是可爱与可信的矛盾问题。他不同意他的老师金岳霖把理性看得太片面化了，认为要把情和意纳入理性的考察，所以他说理性并非干燥的光，理性的背后是整个的人。本文所讲的“德性自证”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考。德性的背后是整体的人格，所谓整体的人格即跳出传统单一的圣贤人格，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即敢作敢为、面向未来，具有多样化和创新性的新型人格。问题是，冯契在广义认识论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源流中所定位的德性自证何以成为可能？又如何实现呢？

关于德性自证，冯契并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而是贯穿于他整个的“智慧说”之中。“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也被人们广泛引用为座右铭。这句话最早是冯契在20世纪50年代对哲学工作者说的，就是说不要把理论当作外在强加的东西，要将其化为自己的方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工作领域中体现，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将其化为自己的德性，化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人格，所以这两句话又可以说是冯先生一生的写照。他说不能把哲学仅仅当作一种理论的活动，而应该是一种实践方式。我们把哲学当作一个饭碗，会觉得很失败，它不能当面包吃，我们赚钱不会比别人多，我们的就业也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呢？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曾在一次《哲学教育的意义》讲座中讲道：“只要这世界上还有冯契这样的哲学家，哲学就将是人类生命最崇高的见证。”冯先生的“德性自证”正是很好的例证，他的学说不纯粹是一个体系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写入了他的人生，是他人格的写照。

对于一个哲学家最好的纪念就是对他学术思想的批评与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讲，冯契先生的德性自证命题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他看到了什么，而是对我们有何种启发，它还有哪些拓展的空间。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不仅要照着讲，更重要的是要“接着讲”。按照这一逻辑，对德性自证的研究自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德性自证何以重要，具体为何，又如何可能。此外，我们也需要在诠释其意义与价值的同时，反思其理论的限度和发展。

德性自证何以重要呢？它不仅是冯契先生具有原创性的个性化的理论表达，而且是我们走向真善美、走向德性的主要环节。这要突破冯契的“智慧说”来讲。所以在我看来，真正自由的德性，一定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过多地强调了道德的自觉原则，即服从理性的法则和既有道德规范，较多忽视了自愿原则和个性发育。德性自证就是强调德性的自我证成和自我实现。在我看来，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就是把中国哲学重在“立德”“求德”“立德树人”和西方哲学重在“求知”的传统在广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所以这个命题是一个真正的时代问题。

那么，这个时代命题是如何具体转换成为冯契的哲学命题的呢？换句话讲，就是“德性自证”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呢？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是它关于社会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而个体精神如何发育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弱项。冯契所做的工作，就是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绵长的“人道”学说，研究个体精神与德性成长，可以说弥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学的一个价值空场。“人道”学说就是关于人格的培养的问题。我们考察一个哲学家的“人道理论”，其实是考察他对于真善美的见解，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专业术语讲就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作为轴心时代东方文明主要代表的孔子虽然很少谈到性与天道的问题，但是性与天道确实是贯通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到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等其实都是在讨论“性与天道”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性自证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个体精神的发育问题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认识自我的问题。如何认识自我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难题，中西哲学皆是如此。就中国哲学来讲，儒家和道家在认识自我这一问题上是两个方向，儒家更多关注本质，认为个人应该从属于社会、群体，因此，人的个人价值也应该从属于社会价值。与之相反，道家更多是从存在出发，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特别强调自我价值，忽视了人的社会价值。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各持所见，因而冯契认为，有必要把这两种哲学传统都放在德性自证的问题视域中加以重新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对自我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自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始关注“新人”培养始，近代中国思想家都在强调自我的多样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然而，这个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得以延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忽视了考察认识自我的这个课题，只是注重社会价值，忽视自我价值，注重自我的本质规定，忽视了一个个具体存在的自我，过多强调了自觉原则和自我批评，忽视了自愿原则和自我实现，最终导致对自我个性意识的压抑，从而在理论上留下了关于“人学”的空场。理论的缺场造成了实践上的惨痛教训，具体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鲁迅笔下的“虚无党”，那种毫无节操的人格蔓延到今天，使人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加之市场经济功利取向的催化，金钱崇拜和权力迷信无疑成为今天社会伦理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从个体精神的发育和如何认识自我这两个角度来讨论德性自证非常必要。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只有在行动时握有完全自由的意志，才能对其行为负完全责任。“德性自证”命题构成冯契“智慧说”中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病痛，所以他主张要把人的自由、自愿原则放在第一位。个人只有具有独立选择权，才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由此，对自愿原则的强调构成了德性自证的首要任务。

三 “德性自证”的进路

那么，何为“德性自证”？冯契在讲自我能对自己的德性有反思和体验时，引用的是佛教偈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描述性语言无法清晰展示命题的内涵。我们的任务就是尝试把冯先生没有讲清楚的问题进行一些拓展。讲德性自证的问题首先要讲自证的问题。中西方都有关于“自证”的讨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概念。因为唯识宗的自证是指识体四分中的一分，这个自证分就是自身能证自身是认识活动的自体，在唯识宗这里意义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冯先生认为，“我讲的德性自证不同于唯识宗，指的就是主体对自己具有的德性能作反思和验证”，也就是说里面有个作为“德之主”的自我存在，这就是冯先生对德性自证所进行的表述。但是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要对“自证”有更清晰的阐述。在西方哲学中，自证即self-evidence，就是自明性。如果从英文意思来看，后面一层反而是最重要的。他讲要proved by practice，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唯识宗。通过实践和认识的交互作用来达到的不光是自我反思，更重要的是证成。这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冯契“自证”概念的完整内涵。那么，这样界定的贡献在哪里呢？就在于讲德性的时候凸显了本体性。本文的意旨也正是要揭示出德性的本体论意义。这可以用两句话来概述，即“德者，道之舍”和“我者，德之主”。此外，我所讲的德性自证还将包含第三层意思，那就是理性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

第一，“德者，道之舍”。“德者，道之舍”一语，出自《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章。《管子校注》曰：“谓道因德以生物，故德为道舍。”撰者解释为：“道为虚位不可见，道即寓于德中。”德性之所以能够自证就在于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伦理学的意义与本体论相结合使得德性自证能够成为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是有基础的，但它并不仅存于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或道家思想中，在《管子·心术》篇中也能找到。我所讲的“德者，道之舍”，是从本体论来讲“道”与“德”的关系。“道德”二字，我们现在认为是moral，其实在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本为“道”加“德”。道和德的关系是“德者，道之舍”。“道”是一个虚无，这个虚无不是没有，而是全有、虚有，它通过德来体现，所以德是道的家（舍），是寓所。冯契用“德者，道之舍”就是要说明他赋予道德理论本体的原因，人的德性才是人道最好的处所，人的德性修为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根据。德性之所以重要，我们之所以要立德，就是因为德体现了道，是道德处所。所以我们常人要以德为修道之舍、修道之径。这给了我们很深的启示，德性不仅靠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自证，因为道是要靠自己去体认的。德是修道的处所和途径，从这个出发点看，道德应该和moral有很大的区别。

从“德者，道之舍”视角可以看出儒家更加强调人道原则，也就是说要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而道家正好相反，道家认为德性的培养不能依靠于人伦关系，应该复归于自然，强调的是自然原则。德性的自证就是要把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统一起来，真正的德性是化天性为德性，从天性自然到德性自然。所以化天性为德性，因为天性是人的第一自然，德性是人的第二自然。自由的德性一定是出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所以这种德性不是外来的，不是强加的，从天性自然到道德性自然就是体现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统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第二，“我者，德之主”。冯契借用王夫之的说法，“我者，德之主”，强调“我”是德性的主体。王夫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哲学自孔子的“为仁由己”和孟子的“居仁由义”起，都在强调作为精神的我在德性养成中的关键作用。冯契思想中“自取自用”也就是自我、意志和主观的力量在德性养成中具有的主体性地位。自证之所以能，可能就在于它是主体的自觉地活动。所谓自证就是化天之我为我之我，以德合道，由知德而敬道，体现了道与德的关系，且德性才是能够体认道的一个途径，自证就是要在德性的培养当中来体认人道。

第三，自明、自主、自得。理性自明、意志自主、情感自得，这三者统一才能构成自由的德性。任何我们要提倡的人格都应审思其是否体现了这三个维度，是否体现了自觉自愿的统一，是否有情感上的自得。传统哲学推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颜之乐、曾点气象，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三者合一。从心所欲，是指行为出于自愿自主；不逾矩，就是自觉服从理性规范；而孔颜之乐则是自得，这就是天道合一的精神。“乐”体现了一个道，合道合一。这三个维度可以作为后面解释的基础。

这里有必要引出“德性之知”命题。所谓德性之知，出自张载对“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见闻之知”就是经验、知识等，而“德性之知”则是体认天道。而所谓德性自证就是要把天道化为人道，把“德性之知”在自我心中凝为德性。因此，“德性之知”是讨论德性自证的一个重要命题。“德性之知”不仅重要，而且是中国哲学里面的一个难点。杜维明在讲“德性之知”时，虽然是从“体知”这个角度出发，但在讨论知识和智慧时，把知识和行动问题纳入了视野。当下知识论的研究重在讨论知识和行动的关系问题，已不限于哲学领域，而是与认知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我们在讨论“知”的问题时要想到知与行，知与行也不是纯粹认识论问题。所以德性自证的问题还有一个“德性之知”维度，在此不过多赘述。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何为德性自证”。简单总结就是特别强调德性的本体论意义。我之所以用“德者，道之舍”和“我者，德之主”来概括，就是因为这些资源来源于中国两千年传统哲学的智慧长河，其言简意赅，更能彰显言不尽意之妙。

那么，德性又何以自证呢？德性何以自证有两个环节，从自我选择到自我主宰，这是最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何谈对言行负责。因此，讨论人的德性的成长，一定要考虑自愿的问题，就是自我选择的问题。然而，从传统哲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长期忽视自我，自我意识单薄。我们补上这一课的目的就是要重新讨论什么是自我意识，自证我们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而这里的自我意识就是人性精神结构的理性、情感、意志的发用所形成的精神自我。因此，精神自我就是由理性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这三个维度所构成的。这样的自我要有两种能力，即“觉”的能力和“思”的能力。“觉”和“思”都是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成就人格、德性自证的两个很重要的途径。

关于“思”，《论语》中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学》《中庸》中非常强调思与诚的关系，荀子也同样注重思和觉的问题。这里的“思”其实就是做理性的反思，它要和主体自我发生关联，它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在里面，而不纯粹是当代意义上的“思考”“思维”等。至于“觉”，就是在自我选择和自我主宰当中主体自身明确的心理状态。“觉”不仅是觉醒，还有觉之后的行动，就是要化为行这样一个维度。何为自作主宰？就是自我成为思想、情感、意志活动的主宰者，不是偶然的自发的，而是具有绵延的统一性，也就是形成具有恒定性的人格。它是德性自证中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这种德性要有恒定性，这样的自我才能自作主宰、发展自我。

德性自证的第二个环节是从凝道成德到显性弘道，这同样体现了“道”和“德”的关系。凝道成德和显性弘道都是在讲道和德如何在本体上统一起来，并在德性和德行当中渗透体现。冯契的“凝道成德”汲取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他在“人道”问题上深受张载和王夫之的影响。王夫之通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提出“成性说”思想。冯契认为德性自证首先在乎诚。张载《正蒙》曰：“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此处的“诚”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真诚，还可以从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三个层面来理解。冯契这里讲德性自证的“诚”不仅仅作为一种德性，更重要的是性和天道的统一，也就是有本体论的支撑。

凝道成德之所以可能，在于我是性情之所持者。我的性情我做主，天道的体认和持有最终都需要通过主体自我来完成。天道和作为道之主体的自我是一个相互生成的关系，用冯契的话讲就是“人的德性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就需要通过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反复，使道凝为自己的德性。反过来，德性又要通过我的实践来弘扬，从而显性弘道。由此，德性显现于实践并使道得以弘扬，这就是德性自证。德性是主体之我在体认天道后在自身性情中的体现，而主体之我又需要通过德性来践道、弘道，这才是德性的自由之境。

可见，德性自证其实就是天道化为人道，人道又来体认天性、天道，实质上仍是道与德的关系问题。德性自证的可能性来源于德与道的关系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人类要在实践中来弘道的话，这个德性就不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东西，因为体认天道后还需要在日常言行中来体现这个道，所以会有客观的表现。德性能自证，别人也能通过客观表现来加以权衡。冯先生此处的意旨是要人们自觉在德性自证后化为理想，形成信念，才会成为人的具体的德性。这个提示，对于今天人们德性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德性通过理想、信念环节转化为德行。考察今天的道德教育也可以从这两个维度入手，如今天的道德教育困境中所谓理想、信念的缺失。《新华文摘》2016第7期上发表冯契文章，题为《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这篇会议演讲稿虽然已时隔20多年，但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它提醒我们德性自证不仅关系个体的价值，和整个社会价值导向也密切相关。德性能自证，除了能反思，能体认，更重要的是能化为德行，在日用常行中体现恒定的人格。古人为何提倡气象？因为人格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结构，又可以外化为气象、风度。德性自证一定离不开人格这个载体，人格作为价值理想的物质承担者，最终凝结为具体的人格。冯契通过德性自证的界说和论证，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上，回答了智慧说中“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

四 “德性自证”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拓展

德性自证的意义何在？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开创了德性伦理研究的新范式。冯契的价值学说是有根的，它的根就在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想，但他又对近代以来的伦理价值变革做了一个深入的反思，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性自证为打通不同文化传统意义的德性论确立了一个本体论的基础，为寻求人类德性共同性找到了一个支点。“德性自证”学说有一个儒家仁学德性论的内在情结，也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德性论传统有契合之处。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冯先生并无门户之见，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自觉融通中、西、马三种资源，从而使其哲学显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他的德性自证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其一，开创了德性伦理研究的新范式。冯契将本体论、伦理学和价值论问题统一起来，确立了一个以广义认识论为中心的研究新范式。他特别强调一个真正自由的德性要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是意志与理性的统一。他的“智慧说”力图解决当代德性论中自觉与自愿分离的问题。西方哲学注重讨论自愿原则，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包括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多关注自觉原则。如何在重建本体论的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冯契提供了一个探讨德性伦理的成功范例。

其二，为解决现代性道德难题，重建市场时代伦理秩序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当下中国正经历从市场必胜时代到市场全盛时代的转向。环顾周遭，市场价值观无孔不入，市场时代面临着异常严峻的秩序困境，即外在的伦理失序和内向性的心性失序。一个是生活世界，一个是意义世界。我们整个价值观都受市场机制支配，市场和金钱成为我们思维与行动的主宰，导致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双重危机。虽然冯契的德性思想形成于改革开放后不久，但是其对于思考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有很深的洞见。在冯契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他多次警醒我们关于权力异化和金钱崇拜的问题。他通过分析几个阶段，认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就必须反对金钱和权力的异化。

另一方面，就是造成主体道德直觉能力的钝化，这也是一个现代道德的难题。冯契特别强调德性的自证是要唤起道德主体的觉醒，要自我主宰，自我负责。培养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也是自我更新的一个要求。肯定德性自我的主体地位，强调自由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其实都是在强调德性自我的主体性体现才是当今克服这个市场带来的意义世界危机的途径。冯契特别重视中国传统的心性资源，注重其中关于人性自我理解、自我治理和自我更新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本质上来讲，而冯契更多是从心灵上来讲，所以他的“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心灵，认识心灵要怎样认识。这是因为，通过德性的自我开掘来唤起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破解人类意义世界的迷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正如冯契所讲对德性的自证需要历史的考察一样，德性自证理论本身同样需要在历史中进行反思和拓展。上述我们提到冯契的德性自证理论开辟了一个将本体论、价值论和伦理学结合的新范式，这个范式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转型的任务？具体来讲，就是以广义认识论为中心的范式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存在论的范式？这是冯契学派或研究冯契哲学思想的思考者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冯契哲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自觉，它主要是回应20世纪30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伦理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缺乏的对自我的关注。时代更替必然带来问题的转换，我们当然需要继承冯先生关注现实问题的根本学术精神，自觉抹去冯契哲学中的时代痕迹，在发展冯契哲学思想的同时解决当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市场秩序下的困境，存在论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思考的基本取向。在这种背景下，冯契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道德研究范式是否也应转换为以存在论为中心的范式？这种转换是否可行？对德性自证理论本身有何意义？这些都是今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实，除了我们通过范式转换来拓展冯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德性自证理论之外，冯契智慧说理论并非绝对自足或无可置疑，如他特别强调的自愿原则。从当今心理学的发展视角看，他探讨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因机制在哪里？这还需要寻求更深层的道德心理学的经验支持和理论论证。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规范伦理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仅要谈论道德应当，还要研究何以应当。这些未解的问题部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部分则属于冯契思想自身存在的盲点。就道德自愿来讲，现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我们在新的时代应该给自愿在德性自证中的位置一个新的更加合理的说法。

此外，冯契在德性自证理论中特别强调人类的本质和实践理性。以人类的这样一个属性，我认为应该关注到人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我们要把人放在和动物的关系上来看。冯契特别强调人作为人的灵性，但从存在论的视角，我们还应该关注人的脆弱性，包括人类的苦难，这些都应该加入考察的范围。承认德性的依赖性，才能充分实现独立的理性行动者的德性，揭示理性动物独特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框架有过强的人类中心主义意味。

冯契在德性自证理论中对具体的情境也有所忽视。如果我们要对德性自证进行考察的话，还应更多考察具体的道德生活和道德体验，化理念为实践，化建构为范导，为道德哲学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可能前景。因此，冯契先生的德性自证理论既是一个极富洞见的道德探究范式，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证成和完善的伦理学方案。我们既应该看到这个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思维的开放性，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尚需完善之处。最后借用冯契先生的名言与大家共勉：“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