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企业互补资产与技术商业化理论研究综述

一 技术商业化研究的理论背景

研究技术商业化的理论视角很多，与本研究相关性较大的主要有三种：基于资源的观点（Zahra ＆ Nielsen, 2002）、基于制度的观点（Li et al., 2008）、动态能力理论（Lin, Lee ＆ Hung,2006）。下面将对这三种研究理论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资源理论

（1）基于资源的观点研究演化

Penrose是最早认识到资源对企业竞争地位重要性的学者之一。在1959年的论文中，她指出企业的成长，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是来源于企业的资源，只有资源的潜在价值在企业中得到发挥和利用，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后有影响力的研究还有Rubin（1973），与Penrose类似，Rubin提出除了仅仅占有资源之外，企业还需要利用原生态的资源，要使其发挥作用。

在Penrose和Rubin研究的基础上，Wernerfelt（1984）第一次正式地在战略管理领域提出“基于资源的观点”（Resource Based View，简称资源观）。他指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和产品可以说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换句话说，当企业的产品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绩效时，企业的资源通过聚集于产品上而间接以及最终地提高企业绩效。Wernerfelt（1984）在论文中指出企业可以通过识别以及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获取超额利润。他研究了资源的内部开发、资源的本质以及开发资源产生企业利润的多种渠道。因而，企业可以发展自身的机制或者建立资源特有的壁垒来获取经济租。Wernerfelt（1984）推进了资源观研究，引导战略管理学者将关注的重点转回企业，但是该论文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抽象，这一理论观点并没有立即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基于资源观点学派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篇论文，是由Barney于1991年发表于《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上的《企业的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这篇论文被公认为，将零散的基于资源学派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丰富而可以实证检验的理论框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Barney（1991）提出了基于资源理论的两个基础性假设，分别为：企业各自的资源（以及能力）是具有异质性的，而且企业间的资源是难以完全流动的。这两个假设共同使得企业能够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因而使得基于资源的竞争优势成为可能。Barney（1991）提出，企业持有有价值且稀有的资源将获得竞争优势，并且在短时期内实现企业绩效的增加。他同时指出，为了使得这些优势成为持续性的优势，企业的资源还必须具备不可模仿性以及难以替代性。与此类似，Peteraf（1993）阐述了资源和经济租间的关系，提出了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四个条件：资源的异质性、事后对竞争的限制（Ex Post Limits to Competition）、资源的难以流转性、事前对竞争的限制（Ex Ante Limits to Competition）。

Wernerfelt（1984）和Barney（1991）这两篇论文是基于资源观点的奠基之作，相比较而言，Wernerfelt（1984）的研究重点是强调了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而Barney（1991）则为企业资源视角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致和规范的研究准则。Barney（1991）对企业资源的定义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也就是“为企业所有，并提高企业运营效率（Efficieney）和效果（Effeetiveness）的所有的资产、能力以及组织流程、企业的属性、信息、知识等等”。本研究采纳了资源的这一定义。

资源观理论在Barney（1991）的研究之后，至Barney、Ketchen和Wright于2011年在《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上举办的“资源观提出二十周年”的专刊为止，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观被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被应用于解释企业的实际问题，并由此而推导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其中理论分析方面的代表研究主要有：Grant（1996）基于资源观的研究，从中总结提出了基于知识的观点（The Knowledge-based View）作为一个分理论视角；Oliver（1997）从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资源观和制度理论的整合，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Teece、Pisano和Shuen（1997）在分析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基础上，发展了动态能力这一新的理论概念，特别的，他们用动态能力理论解释了企业的资源如何通过一个进化的过程来为企业创造持续性的竞争优势；Combs和Ketchen（1999）探索了如何统一资源观和组织经济学在组织形式选择上的不一致；Coff（1999）最先将资源观与议价能力相关的研究结合，研究了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占有了企业资源所带来的收益。实证研究方面的代表是Miller和Shamsie（1996），他们通过直接地度量资源，以美国的电影行业为背景检验了组织资源和财务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对资源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管理学界顶级期刊之一的《管理科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该年的最佳论文殊荣。Priem和Butler（2001）也在论文中探讨了资源观作为战略和组织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对研究的有利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资源观主张拥有稀缺并且难以被竞争者模仿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超额利润和持续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资源观认为在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在企业之间“非完全流动性”的情境下，如果资源具有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则这些资源会为企业创造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观的实质就是以企业为分析单位，而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所关注的行业背景，研究者着眼于分析企业拥有的各项资源，以企业内部资源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通过探讨企业独特的资源，实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获取超额利润这一目标。尽管也存在着不足之处（Priem ＆ Butler,2001），但资源观为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立足点（Lavie ＆ Rosenkopf,2006）。

经过近20年的发展，Barney、Ketchen和Wright（2011）在论文中指出资源观的研究逐渐成熟，已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被称为“资源理论”（下文使用这一名称），资源理论成为描述、解释以及预测组织间关系的主要理论。

（2）资源理论研究述评

资源理论将企业看作资源的集合体，那么作为“集合体”的企业应该包括什么资源呢？Rangone（1999）总结提出，企业的财力资产、实物资产、人力资产、知识资产、组织管理流程等关键资源，是企业创新、生产和营销能力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企业可以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Chen（2009）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组织资源分为：财务、实体、人力、技术以及组织自身的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禀赋。可见这些资源是被广泛认可的企业资源范畴。

学者们普遍认为，管理理论所取的研究视角综合性愈强，包容度愈大，抽象度愈高，则可解释性和实践意义愈强。如相对于产业竞争论而言，资源理论对企业战略的解释性更强。关于资源理论的验证，Newbert（2007）统计了ABI/Inform和EconLit数据库中55篇与资源理论相关的实证文献，发现文献中涉及了549个独立假设，其中过半数（292, 53%）的假设得到了统计的支持。虽然这一支持率不是很高，但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对其他理论的实证研究统计也大多得出相似的结果，例如，David和Han（2004）对交易成本理论实证文献的统计显示，仅有47% 的假设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尽管如此，统计后的数据显示了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与资源理论的理论逻辑存在着一些不一致，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企业不仅要持有资源更要合理利用资源这一论断。

对于资源理论研究的方向，学者们也进行了归纳。Newbert（2007）整理发现，资源理论相关论文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①资源异质性方面，主要研究特定资源（与能力）与企业绩效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这涵盖了目前绝大多数资源基础论的研究；②组织方面，主要研究资源和组织情景组合与竞争优势或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③ 概念层次方面，主要研究资源的价值、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与企业绩效和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④动态能力方面，主要研究资源和能力组合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Finney、Lueg和Campbell（2008）提出了企业资源论的新框架，探讨了入行时间、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四步骤的资源管理程序（Finney, Lueg ＆ Campbell, 2008）。Barney、Ketchen和Wright（2011）对资源理论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整理，提出资源理论的主题包括：对资源测量方式的研究，将资源理论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展开的研究，对资源获取和开发过程的研究以及资源理论对企业持续性发展的解释及研究。

许多资源理论学者在研究中强调了资源的整合，Penrose（1959）认为在不同企业间，对于相同的资源，企业的独特性在于自身的运用方式和整合途径，也就是说Penrose强调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提升和整合。Mahoney和Pandain（1992）也提出，成功的企业在利用资源方面具有更高的能力，这也是企业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因而这两位学者建议企业重视所持有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盈利能力。随后，关于资源应遵循什么方式来开发，大量的理论研究因此展开（Newbert, 2007）。

但是，Barney、Ketchen和Wright（2011）意识到Barney在1991年的论文中提出的基于资源的观点：企业因为特有的资源而具备了竞争优势，依然是研究中的一个“黑盒子”，并没有涉及企业如何应用这些资源。Sirmon、Hitt和Ireland（2007）和之前对资源与绩效间关系的直接研究不同，打开了资源和企业绩效间未被仔细研究的“过程”，或者说是“黑匣子”，提出了资源管理的观点，认为要注重对企业所持有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与整合。

Nerkar和Roberts（2004）指出，技术性知识是企业特定的技术开发经历的产出，而互补资产是企业特定生产制造运营经历的产出。换句话说，发展出这些高度特定的知识、能力和互补资产需要成本，而这种成本的实际水平不仅由投入的时间和资金来决定，还由进入的时机决定，所以难以模仿，由此可见互补资产符合资源理论对资源的定义。Verona（1999）就基于资源观研究了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建立了涵盖企业技术能力、营销能力、外部整合能力与内部整合能力的资源与新产品开发效率与效能的整体模型。该文中，Verona认为企业的技术能力（包括技术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设计能力、技术实施能力）会直接影响新产品开发的效率（领先时间和生产效率）；企业的营销能力（包括市场研究工具、战略性营销管理能力、营销整合政策以及营销实施能力）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有效性（对于市场需求满足的契合以及生产的质量）。同时Verona指出企业的外部整合能力以及内部整合能力都能提高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效率和有效性。但是在该研究中不仅仅没有区分制造能力与技术研发能力，更是缺乏对制度因素与新产品开发间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将重点研究技术商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生产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对技术商业化绩效的作用。

（二）制度理论

（1）制度理论基本论点

North（1990）对制度进行了经典的定义，认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制度的存在能够带来社会行为的稳定。制度理论的主要主张为，任何企业都存在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由企业必须服从的各种规则和要求组成。企业的各项活动都会受到制度和制度规则的影响，企业的生存与演化从来都不能完全只考虑竞争的压力和行为效率等因素来开展经营活动。企业需要服从这些规则，以获取发展所需要的支持和合法性（DiMaggio ＆ Powell, 1983; Getz,2002）。

目前制度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Bruton等，2010）：一是从政治科学与经济（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起源出发，关注的是不同制度选择的效率，例如North（1990）；二是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出发，关注制度选择的合法性和制度对战略管理的启示，例如Peng（2003）。政治科学与经济流派聚焦于与政治和经济体系相关的规则，这些规则激励拥有一定偏好和认识能力的管理者探索如何聚拢组织的各种产出。而制度理论的社会组织流派，强调的是组织如何适应制度环境中的制度性压力。企业战略的制度观是最近兴起的一个战略视角，Peng多次提出战略的制度观与资源观和产业观并列为战略管理的三个重要支柱（Peng,2002; Peng et al., 2009）。在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背景下，资源理论和制度理论比交易成本理论等更适合研究此背景下的企业战略，Hoskisson等（2000）特别强调制度理论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战略研究提供更为深刻的见解。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企业，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的很多行为应该是内生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的（Hillman、Kein ＆ Schuler,2004）。

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1983; Oliver,1991; Scott,1995）显示组织被鼓励通过确认组织所处的环境情况中其他组织的行为来强化它们的合法性。即使与其他组织保持一致的行为，也不一定会提高组织内部各项活动的效率，但是这会使得组织与同行业竞争者更为相似，因而制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其他战略理论难以解释的企业经营问题。

（2）制度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

制度理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制度理论认为理性行为本身的选择偏好来自制度；其次，制度理论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最后，制度理论承认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会影响结果（沈洪涛、苏亮德，2012）。交易成本理论是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另一重要理论，Yiu和Makino（2002）比较了制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区别。首先，制度理论对制度性环境的情境变化关注更多。虽然交易成本理论也试图将制度性约束纳入它们的分析框架（Williamson,1991），但它们的关注点仍被限制于“管制”（Regulative）体系内，而忽视另外两个制度的主要构成：“标准”（Normative）和“认知”（Cognitive）领域的制度环境。其次，制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于组织结构选择方面的不同建议构成了另一个主要区别因素。交易成本理论对组织来说关键的是强调“效率”（Efficiency），制度理论则将“合法性”（Legitimacy）视为主要的标准。基于合法性的准则，同一场域的企业会逐渐变得相似，而这一相似会使得组织之间的交易与交流变得更加容易（DiMaggio ＆ Powell, 1983）。

Yiu和Makino（2002）基于制度的视角，强调了制度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新企业的成长环境，即国家环境中嵌入的制度力量影响，以及对企业决策制定者意识的限制。因而Yiu和Makino（2002）从制度视角认为，组织行为的选择是对企业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实践与惯例所带来的同质性压力的回应。但是由于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存在着反作用，企业的经营也并不是由外界环境所决定的（Geels,2004）。已有的组织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技术性和（或）市场性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然而制度理论提出，组织的生存受制度性环境和技术性、市场性环境的共同影响。所以探讨制度与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重要活动——技术商业化间的关系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制度理论在管理学领域中的应用，学者间存在争议。例如，Kostova、Roth和Dacin（2008）就提出，制度理论，特别是制度理论中的场域分析方法，不适宜于国际管理领域的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Kostova等认为制度理论的应用，会使得跨国管理研究中出现“过度”重视环境压力的情况，从而相对忽视跨国公司所处的复杂环境，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说服力不高。对此，Phillips和Tracey（2009）认为Kostova、Roth和Dacin的论断过于片面。他们主张，只要研究者给予企业能动性和组织同构过程同等的重视，制度理论在管理领域应用中的质疑就可迎刃而解。本书赞同Phillips和Tracey（2009）的研究主张，既充分重视制度理论对企业技术商业化行为的作用，也注重从多角度，结合资源理论或结合动态能力理论，探索技术商业化影响体系。

（3）国内研究评述

彭长桂和高俊山（2010）对2002～2008年的国内组织制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元分析。他们发现，虽然国内组织制度理论研究处于迅速发展过程，但是非实证研究居多。在2002～2008年国内期刊上与制度理论相关的45篇论文中，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的有35篇，占77.8%；占少数的实证研究中问卷调研的研究更少，只有2篇。非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依靠逻辑（或思辨）推理得出结论；实证研究方法则依靠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观察来获得研究结论，其中问卷调研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普适性较高的研究结论。因而非实证研究的结论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特别是通过大规模调研的方法进行检验。从研究主题来看，大多数研究仍然以组织制度理论的一般介绍为主，总体研究深度不足，没有结合我国的转型经济复杂特征展开理论适用性的研究，也缺乏在理论上与其他理论的比较与整合。相比于国外组织制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就使得国内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缺少严谨性、延续性和系统性。

然而，一方面，Lawton、McGuire和Rajwani（2013）提出，新兴市场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因而需要建议新兴国家的企业像西方国家企业一样，认识到政治行为是对它们市场战略的有效补充。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制度视角的研究也可以从企业管理者对制度因素的接受以及企业管理者对制度因素的影响来展开。其中，政治资产的运用是企业影响制度的过程，而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则更多的是企业对制度因素的接受。

另一方面，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可以预测由于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以及外国优秀企业的标杆作用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屈服于制度的压力而致力于开展技术创新。这是因为Peng（2003）以转型经济为背景，认为制度环境中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以及同一类型的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竞争或者合作），会使得特定制度环境下，企业间在战略选择上具有共同特征。创新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少有学者使用制度理论指导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技术商业化活动。

本书研究的立足点不是制度理论对于组织同构性的研究，而是制度理论对于制度环境与组织行为的研究。探索企业持有的政府资产对技术商业化的直接作用，以及制度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环境和社会公众等如何基于合法性认知来影响企业的实践活动和技术商业化活动。期待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发现利于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商业化的制度性因素，在丰富理论认识的同时对企业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动态能力理论

（1）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理论比较

前文介绍了资源理论及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资源理论主要强调资源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暗含了企业需要管理资源的观点，但基本没有对资源管理进行深入分析，没有提出企业具体应当如何管理企业资源从而产生竞争优势。因而在日益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竞争中，资源理论逐渐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仅仅从资源理论出发，难以解决企业在现实中遇到的以下管理问题：面临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进而维持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一直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有些企业却只能维持短暂的成功？因此，为建立对企业技术商业化过程的完整认识，为给企业开展技术商业化活动提供更好的指导，本研究在以资源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结合动态能力理论，试图进一步探索企业各项资产之间在促进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2）动态能力理论发展述评

近20年来，学者们逐渐拓展了资源理论的研究，在对传统资源理论（Resource-based View）的质疑和反思中诞生了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强调动态能力在复杂变化环境中对组织绩效的重要作用（Teece, Pisano ＆ Shuen,1997）。作为一种正在迅速发展的战略理论（Eisenhardt ＆Martin,2000; Helfat＆Peteraf,2003; Teece,2007），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企业不仅需要拥有资源，还需要具备开发资源、整合资源以及重构资源的能力（Eisenhardt ＆ Martin, 2000）。动态能力理论的两大支柱分别为：环境具备动态特性；企业要具备获取资源、整合资源以及重构资源的能力。

“动态能力”这一概念，是Teece、Pisano和Shuen（1997）在研究中首次正式提出的，是“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者重构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从动态能力的经典定义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动态”是指企业的变革竞争力，企业需要及时保持与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一致；而“能力”则是指，企业应用或管理资源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整合与重构组织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为了辅助说明，Teece、Pisano和Shuen（1997）还构建了“3P”的框架，认为动态能力包括工作流程（Process）、地位（Position）以及路径（Path）这三个构面。也就是说，动态能力体现在企业的日常工作流程中，企业的地位和路径又决定了企业的日常工作流程。Teece对资源观的这一拓展，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

后续学者Eisenhardt和Martin（2000）也提出，动态能力是企业利用资源的流程，适应或者创造市场变化。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动态能力体现在两方面：适应外部环境，甚至创造有利环境。类似的，Zahra、Sapienza和Davidsson（2006）认为在本质上，动态能力强调的是企业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能力，应对的是顾客需求的发展和竞争企业的导向转化等。Helfat和Peteraf（2003）认为动态能力体现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胜任力，这一能力使得企业可以生产新产品和重构生产流程。更广泛的，Griffith和Harvey（2001）提出全球动态能力是难以复制的资源组合的创造，包括在全球基础上可以提供给企业竞争优势的组织间管理的协调。

（3）动态能力的构成

Teece（2007）把动态能力划分为机会识别能力、整合重构能力、组织柔性能力和技术柔性能力四种类型。按照对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的不同管理，内部动态能力和外部动态能力共同组成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其中前者，包括重构能力与机会感知能力（Eisenhardt ＆ Martin, 2000）；而社会资本的配置能力和对制度环境的影响能力则组成了外部动态能力（Oliver＆Holzinger,2008）。Wang和Ahmed（2007）在研究中提出新的分类方式，将动态能力概括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三类。划分的标准是不同的应用对象，例如，对应于企业内部整合的是适应能力，企业资源重组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吸收能力描述的是企业知识学习转化为新能力层面；而最后一种能力，创新能力强调的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与新产品（市场）间的创新路径或过程。虽然这些对动态能力的研究对动态能力的组成各有侧重点，但概括起来，动态能力有两个主要的研究分类：一方面是对资源整合的强调，致力于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Makadok, 2001）；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企业对外部急剧变化的环境的快速适应能力（Teece Pisano ＆ Shuen,1997）。

本书对企业各项资产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既涵盖了内部动态能力，也涵盖了外部动态能力。对动态能力的应用在于，强调企业“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修正运营操作能力，从而增强适应动态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也就是企业对各种资产的在促进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整合能力。我们认为引入动态能力理论，能够更深刻地诠释企业互补资产在促进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增加研究对理论的贡献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力。

（四）理论视角整合的必要性

虽然资源理论、制度理论是技术商业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每个理论只能对技术商业化这一复杂过程提供特定而不完全的解释。有时，不同的分析视角甚至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实际上，Oliver（1997）指出资源理论和制度理论是内在互补的，它们提供了相互补充的视角、假设和结论。如果需要更加全面地解释企业战略管理现象，特别是在中国等转型经济社会中展开的研究，整合资源理论和制度理论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此外，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的整合能力对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重要作用，能有效弥补资源理论静态视角的不足。

一些国外学者做出了相应的理论整合尝试。例如Lawton、McGuire和Rajwani（2013）的研究显示，理论的整合而不是理论的分解，才是对企业政治相关行为研究的未来趋势。他们指出在企业层面，制度观和资源观具有一定的联系性，特别是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下。Lawton、McGuire和Rajwani（2013）认为学者们在研究企业与政治相关活动时，需要更多地使用基于资源的观点来理解不同政治资源配置而产生的可持续的绩效。更具体的，他们指出对企业政治相关行为研究的一个潜在的未来方向，也就是通过资源观和组织能力理论来理解政治资源是如何被整合、重新识别与部署的，包括政治资源与能力，财务体系，劳动管理市场，企业特征（所有制、行业协会，价值链关系、供应链关系）等。

Wang和Ahmed（2007）也整合了企业的资源观点和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企业能力的阶层观点。他们认为企业的零阶能力是指企业的资源基础，企业的一阶能力是作为企业生存技能的狭义“能力”，二阶能力是与竞争优势直接相关的“核心能力”，三阶能力是指企业的资源更新、资源重构、资源再造等能力，强调的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动态能力被视为最高阶的三阶能力。

上述研究表明，某些视角的整合可能比任何单一理论更能有效地对研究问题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此外，文献中也有经验研究独立地支持每一个视角，但它也同时要求一个连贯和系统的研究来检测这些理论的综合效应。出于同样的考虑，本书认为应结合研究的目的和理论分析的需要，整合不同的理论以便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

资源理论、制度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这三种理论都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分别解释了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问题，据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同时考虑这三种理论并提出解决思路。Lawton、McGuire和Rajwani（2013）的主张是，使用多重的视角会提高研究的成果性，但他们也指出整合过多的理论反而不利于提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因而，根据问题分析的需要，本书接下来的研究将建立在资源理论、制度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之上，以期对本书提出的研究框架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