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代心学对当代精神虚无症之启示

雅斯培认为造成当代人存在的焦虑、苦恼和意义的虚无感知原因来自身体、心理与灵魂三种界限。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文明危机形成的原因，理解为当代西方文明系一技术文明发达，工具理性盛行，专业分工及系统化工作模式，过度膨胀的社会。影响所致，人的知识主体排挤价值主体，人的人文生命意义逐渐迷失，社会整合的整体观和功能作用逐渐失灵而面临失序的社会，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过度膨胀的理论霸权，普遍化、客观化的知识准据，且由之衍生出人对社群生活的外在规范及标准作业的规则，持有共同的否定态度。就深一层而言，他们拟放弃作为规范与规则之基础观念，例如真理、实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甚至知识理性、逻辑理性等作为理论活动之基础的观念，都试图破除哈贝马斯对“后现代”诸论的批判乃是将一切反对现代化的理论，视为反以客观化理性为主的启蒙运动之保守主义的一种。他甚至认为“后现代”几乎与“反现代”是同义词。

劳思光（1927～2012）一生都关注哲学与文化危机以及中国文化的新路向，他晚年以研究文化哲学为主。他认为现代化中资本主义的物化人性和后现代的否定一切理论建构，都导致当代精神文化的动力迷失，产生当代文化的危机。他举出“物化”（reification）一词来解释当代精神文化虚无化的主因所在，该词在现代英文中指“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使得人逐渐变成一种货品”。扼要言之，“物化”指人的心灵经不起外在抑或而陷溺在被一系列条件制约的感性欲望中。因此，“物化”意指人丧失自己灵性生命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而屈服于一己的私欲，沦丧了自由意志的精神力量和人性尊严。人若不能行使自由意志的抉择权，则在缺乏道德人权的行使下，价值判断无着落，价值之实现无从说起，人对自己的行为无所谓责任的追究问题，劳思光认为一切人文价值都显发于人的价值意识之觉察和自由意志之抉择，随之而来有道德伦理或法律上的责任，这是他一贯的哲学立场。

因此，现代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偏执于知识论取向的理性主体性而疏忽了灵根自在的价值主体性，即道德主体性，审美主体性及宗教生活上的信仰主体；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孕育出以个人消费至上的享乐人生观，在不自觉的物化下，贪婪地追求身外有形的世俗价值（如食、色、财富、权力、名牌、豪宅等物质享受）而产生对道德真我亦即明代心学所重视的四端之本心本性、天植良根的良知本体之自我觉察、认同及高尚其志于致良知且止于至善的典范人格——成圣成贤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理想。就宋明理学而言，若对人人天赋的仁心仁性缺乏自觉性的体验之知、本体之知，无法深层的自我理解、认同，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根性不明，不但产生了瑞士人文心理大师荣格所谓的“自我疏离”现象，而且人性的物化，偏执于情根欲种的世俗性人欲之贪婪和盲目追逐，疏离了人的道德灵魂，困执于自我意识的牢笼，必然导致与历史文化疏离，与其他人疏离，产生精神生活无法安顿的状态。抑郁症普遍化存在的荒谬感、意义的虚无感，使现代人成为内心企求灵魂之追求，寻觅如何突破存在之困限、落实安身立命之要求。

明代心学从陈白沙到王阳明都在经过知识理性之路无法落实成圣成贤的精神终极价值理想后，乃由务外而转向自己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由道问学而反转至自我道德心性主体之深刻自我了解后，终于由明道以来所开示的《识人篇》中找到陈白沙与湛甘泉所实存性体验之“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之仁心仁性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世界和终极价值的存在感。从白沙、甘泉、阳明一以贯之的有志于成圣之学且知行合一的“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之痛”。他们在本心本性的道德世界中体现了精神世界终极的意义和价值，例如陈白沙所谓：“断除尝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元来无两个。”阳明在56岁发表《大学问》阐释其心学统摄万有的极富饶之精神世界，亦即“一体之仁”。白沙与阳明的心学学界已多论述，居此两人中间环节的湛若水实居承先启后的中介地位，具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他将程朱读书明理的理学特色和陈白沙“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特质兼容并蓄地冶为一炉，在心学上也充分反映了他自己兼具“变化气质”与“万物一体”的特色。

他阐释心性关系时，谓：“夫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故性之为义，从心生者也。夫心致静而应，至动而神。至寂而虚，至感而通，……心也者，其天人之主而性道之门也。故心不可以不存，依存而四者立矣，故能为天地立心。”“心”在气化万殊的天地万物间有其虚灵知觉的感通万物之妙用，不但如此，心在感通观照万物的当下，能臻于“体物不遗”而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人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中不自觉地享受着精神上的自得之乐。换言之，学宗自然与大化流行相参相契的精神世界中，圆融无碍地体现了天地心、宇宙情，无言的自然喜悦乃有无穷韵味妙趣的真乐。这是心学最令人感到自足而不待外求的精神性之至福了。王阳明也肯认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所体现的本体之乐是真切感的真正快乐，即超世俗幸福的精神幸福，但是阳明说：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阳明对“良知”的理解不仅出于抽象思辨的概念化知识，而且是他自12岁有志于圣人之学，历经五溺与一生体验历程中的前三变、后三变，由曲折起伏的艰苦历练中蜕变出来的。他说“良知”有虚灵不昧的灵觉特征，但是良知的呈现不离开蕴含于心内的天理，他所说的“光景玩弄”是虚空无实物的状态，他强调的良知是有一体之仁、是非判断、辞让、羞恶等天理内容的实存。存在主义学家雅斯培在所著《四大圣哲》一书中精选了孔子、耶稣、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为人类伟大人格的典范，他说这四大圣哲在人生现实的事功上虽是失败者，但是他们的伟大处乃在于有崇高的人生理想，有终极意义之抉择与坚持。他们虽然历经阳明所谓的“百死千难”之患难，却激发出非凡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灵魂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功力。雅斯培认为人类的灵魂界限就在于迷失了人生崇高意义和深刻价值，导致存在的孤立感和精神力量的萎靡，即本文所说的精神的虚无化，灵魂的空洞化。明代心学的这三位大师内心的精神世界是有宏伟的天地情、宇宙心，他们的“随处体认天理”“体万物而不遗”“万物一体”的实存性体验足为治疗当代人精神虚无之萎靡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内发不已的功力根源。

当代倡导意义治疗的精神分析大师弗兰克把人文精神价值分为三种：

（一）创造性价值：指人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来增进个人的存在价值感。

（二）实存性的人生价值体验：指人在生活世界中切己体验出关于真（true）、善（good）、美（beauty）的崇高精神价值，活出个人生活的深刻意义感。

（三）人生态度之价值：指个人以存在的勇气面对其所遭遇的不幸命运且正视其痛苦的人生态度，仍能鲜活地活出其生命的崇高意义。换言之，若个体生命能承担其所不容逃避的受苦，仍然可以实现“态度的价值”（attitudinal value）。

我们依这三种人文生命的存在价值审视明代心学家们几乎都可满足其意义，特别是阳明艰苦而万分精彩的一生，对应这三种精神价值，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