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

一 发展与发展理论研究

（一）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关系有了转折性变化，由紧张显著趋向缓和，这两大主题中，发展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了，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今天，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已不可能隔离于国际环境之外孤立地自我发展。所以，发展问题是全球的共同问题，只是已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内容上有着阶段性差异：对于已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回答工业化实现以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和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仍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又是相互关联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

广义的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地理）上看，都是从西方开始的。相当多的学者认为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化的始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有些学者则把14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作为现代化的起点，至今已近7个世纪。还有些权威性的学者把16世纪在荷兰和英国开始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世界性现代化发轫的标志，那么也有500年的历史了。由西方涌动的这一现代化的潮流跨洋越洲、波澜壮阔地推进，现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40%、占世界总人口25%的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东亚日本已属发达地区；其他占世界陆地面积60%、占世界总人口75%的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1987年最发达国家瑞士为17680美元，是最低的发展中国家埃塞俄比亚的120美元的147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亦呈梯度水平差别，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相差也很悬殊。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综合16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测算，中国在有数据可比的116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居第70位。

（二）国外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如何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发展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中，“发展”（development）一词系特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化，其内容包括经济、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研究这种由不发达向发达过渡和转化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的学说即为发展理论。由于发展如上所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多层面的问题，发展研究也就必然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事实上发展理论也正是包括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多门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理论。社会学中的发展理论通常叫作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在国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发展要求，从而努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摸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同时战后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将第三世界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和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力图将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和体系。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便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首先开始了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的探讨，接着发展中国家本民族的学者成长起来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而汇成了一个发展研究的世界潮流。

从学科看，发展理论最初是从经济学发轫的，它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旨，以后迅速扩展到其他相关学科。国外社会学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末，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狭义的）现代化理论兴起于1950年代末，盛行于1960年代；代之而起的依附论产生于1960年代末，衰落于1970年代中期；接着是世界体系论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兴起，并取得了优势地位；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后发展效应问题。

我们说严格意义上的国外的发展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是它的理论来源却要久远得多，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和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著作，他们的有关理论被称为古典的现代化理论。

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学本身可以说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最紧迫的课题以及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解决这些课题的条件而发展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August Comte, 1798～1857）、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欧分别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的草创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日本的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把资本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在实践上以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指导取得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西欧出现了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迪尔凯姆、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韦伯、帕累托（Vilfred Pareto, 1848～1923）五大理论巨匠，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推向了第二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阶段；而在西方，美国上升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中心也相应地移向美国，形成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默顿（Rob-ert king Merton, 1910～2003）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已成为过去。在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互相关联的课题——和平与发展——中，和平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发展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学在跨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构成了复杂的国情，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世瞩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各国社会学家及其他学界的学者普遍关注的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典型的发展理论的研究，也许正是呼唤世界社会学发展第四期的最大理论热点，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三）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探索

中国自1840年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坎坷道路，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了。其间内忧外患，动乱不已，现代化步履艰难，代价巨大，而成效积累甚少。经过几度挫折，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当十年前中国经过长期封闭，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重新走上被称作“第二次革命”的现代化征途的时候，从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看，起点都很低。

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历史看，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就开始了通过学习西方、自强图存的理论探索，并逐步深化，到21世纪30年代初已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和现代化的基本方面。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经过对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后指出的：“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但是，长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禁锢，使中国学者不仅对国外的发展理论知之甚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国的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也早被尘封在故纸堆中被人遗忘了。所以，当1985年各有关学科开始酝酿提出“七五”期间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研究的课题时，竟很难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有关书籍做参考。然而，实践迫切呼唤着理论，作为跨学科综合研究对象的发展问题同时吸引了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多学科的学者与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兴趣。短短几年工夫，便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国外发展理论的著作和资料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有关学者接踵而来进行讲学、考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有关现代化探索的文献被重新审视；大量有关现代化的论文、考察报告、发展方案和各种探讨现代化问题的报纸杂志，令人目不暇接；综合的和部门的、全国的和地区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规模的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会、报告会热烈非常；有一定分量的研究现代化的专著和系列丛书也开始陆续问世。而且，这种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正日益向深广发展。

（四）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维新派引进中国的，目的就是用以认识和革新中国的社会，所以也可以说就是适应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引进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学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对中国社会的实证调查研究和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培养等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学大师严复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打破了中国守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为中国模仿西方和日本进行革新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后除了孙中山这样一些政治领袖人物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外，像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和陈序经等社会学家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都是相当著名的代表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获得了进行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在1952年取消了社会学学科，社会学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因此而中断。

1979年，中国的社会学借着改革的机运从废墟中复兴，一开始就把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实践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展中国现代化的调查与研究。费孝通领导的小城镇研究就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之路的实证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确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社会学学科的13个国家重点课题的中心也正是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革中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中的观念变化和社会问题，城乡社区发展与城乡关系，家庭功能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

社会学界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指“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是1980年代中期从译介国外发展理论开始的，由翻译到综述，到有自己见解的初步分析，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到论文集和专著的问世，清晰地呈现了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学园地上迅速向纵深发展的轨迹。其中已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孙立平的专著《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陈一筠、严立贤、冯钢、李路路、方宏进、吴忠民、张静、姚刚等人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论文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87）以及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上的有关论文。来华讲学的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和十时严周也分别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1988年第2期）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论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1989年第2期）。各种有关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有《“社会发展研讨会”第一次会议纪要》（《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社会学组理论座谈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和《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综述》（《理论与现代化》1989年创刊号）。这些综述已大致反映了近几年有关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情况和基本观点，本文不拟赘述。下面仅就理论讨论中形成的五个“热点”做一些介绍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