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1951年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逐渐形成了深厚互信的双边友好政治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诉求的变化，中巴双边合作的重点逐渐由地缘政治领域拓展至地缘经济领域。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签署了51项双边合作文件，预计投资总额达460亿美元。在看到中国在巴直接投资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更多学者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国内存在很高的制度风险。世界银行发布的通常用于衡量一国制度质量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数据显示，1996～2013年巴基斯坦的腐败控制、政府有效性、政治稳定性与暴恐控制、法规质量、法治程度等指数值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性与暴恐控制指数值更是自2008年以来持续低于-2.5，意味着巴基斯坦不仅政治稳定性差，而且对暴力和恐怖事件的控制能力较低。即使在2013年巴基斯坦民选政府实现建国后的首次平稳过渡，谢里夫政府同军方和司法部门之间的矛盾走向缓和之际，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性指数也仅高于索马里和叙利亚，属于风险显著偏高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却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以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存量额为例，其从2004年的0.36亿美元迅速增至2014年的37.36亿美元，在十年时间里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9.08%，远高于同期（2004～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增长速度（34.73%）。

一般而言，东道国的高制度风险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然而巴基斯坦的高制度风险不仅未让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还在不少年份见证了中国投资更大规模的流入。到底该如何解读巴基斯坦高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同向变动关系？是中国投资者特殊的投资区位选择偏好，还是其他因素在其中扮演“减震器”的角色？考虑到中巴建交以来两国形成的特殊友好互信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巴双边政治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巴基斯坦高制度风险与中国在巴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不仅可以增强中国投资者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信心，还有助于形成政府推进双边投资发展的动力，进而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向务实阶段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将有助于形成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进而为中国在制度风险相对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利推进直接投资提供经验与启示。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探究中国投资巴基斯坦面临的制度风险类型，并进一步分析2005～2014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与巴基斯坦制度风险水平之间的变动关系及其特征；第四部分在回顾中巴双边政治关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中巴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风险的平抑路径；第五部分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