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3期），第16～33页。

G20 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与中国战略选择

黄超◎

2016年G20杭州峰会召开，中国利用此次主办峰会的契机，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列入峰会的4个重点议题，重点讨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问题。此次G20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联合国发展议程制订集体和国别行动计划。发展问题将成为G20整体框架中的主要问题，而不再仅仅是G20框架下的发展工作组的主要议题；同时G20还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实现G20与联合国主导进程的统一。一方面，这有助于增强G20的政治合法性、推进G20的机制转型；另一方面，G20这一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参与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中，将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政治动力和资源，并有力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其发展能力的一种协作性努力，它既是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发展议程的重要保障。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种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在积极构建。这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与千年发展目标确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相比较，更为全面和深入，它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G20作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补充机制，一直关注发展议题，它的发展共识与包容性伙伴关系理念等促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它的跨年度行动计划尤其是其在动员国内资源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等方面的行动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中国应当积极利用举办2016年G20峰会的时机进一步促进G20在管理全球公共资金、协调多个利益攸关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

（一）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目前，“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一概念不仅出现在诸多双边和多边发展组织的官方文本中，也出现在几乎每个受援国的文件中，它已普遍存在于各种有关全球治理的争论中，主导了发展词汇，是当前国际发展领域内一个主流话语和主导模式。究其根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理念引入国际发展合作中来，而联合国系统则利用2000年峰会的时机，成功地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纳入《千年宣言》中，使之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八项目标，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随后，2002年的《蒙特雷共识》及200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成果文件》则进一步细化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内涵。

1. OECD将“发展伙伴关系”引入国际发展合作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冷战期间发展援助作为获取战略优势的政治工具的意义下降。发达国家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对发展援助的认知发生变化，对外援助在各主要援助国的议事日程中呈普遍衰落态势，官方发展援助总体水平急剧下降。到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开始批判援助的有效性，一些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批判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关系是强制性的，是家长式作风，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援助机构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它们的财政预算急剧下降，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失去了政治地位与合法性。时任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吉姆·米歇尔（Jim Michel）指出：“整个发展援助项目可能处于危险境地。”对此，援助机构的一些专家提出，援助行为体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故事（story）来建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以重新鼓舞人们对发展援助实践的普遍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伙伴关系”成为援助机构重新证明援助的重要性以及游说国内选民支持的重要理念。

1995年，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召开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新全球背景下的发展伙伴关系》。该报告同意将减贫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目标，认为发展合作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开支；指出“贫困国家缺乏资源推进增长和社会发展，富裕国家需要增加援助，使其更加有效”。“发展伙伴关系”清晰地作为该报告的标题，成为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援助的一种指导性概念。

为进一步建构这一关于援助的令人信服、有说服力的框架，获得不同行为体的支持，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于1996年发布了《塑造21世纪：发展合作的贡献》。该文件提出了后来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6项发展目标，虽然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是其中的一个目标，但文件也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进行了内容与意义的界定。文件明确提出：“通过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我们能实现包括减贫、减少儿童和产妇死亡率等有雄心的目标”;“伙伴关系必须看成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它们发展能力的一种协作性努力。家长式作风在这种关系中没有立身之处。在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受援国应当积极发挥领导作用，而外部的伙伴国支持这种努力，以让受援国在自身发展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且文件还提出了实施发展伙伴关系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援助有效性、国际贸易和投资、信息和技术等方面。因此，发展援助委员会框定了伙伴关系的工具性价值，并用这一理念来重新证明援助的重要意义，回应对援助有效性的批判和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自此，“发展伙伴关系”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国际发展的话语中，伙伴关系理念开始被发展领域内不同行为体接受，援助国和受援国也都将这一理念纳入自己的政策文本中。

2．联合国将“发展伙伴关系”引入“千年发展目标”

20世纪末，联合国改革处于关键时期，联合国大会和秘书处都在考虑利用2000年峰会的时机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联合国应借此时机构建一个广受认同的国际发展议程，同时联合国对该议程应享有领导权。“发展伙伴关系”理念开始被联合国接受，并被纳入千年峰会所确立的发展目标中，成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第八项。

2000年1月，安南在千年峰会召开之前向联大提交了《我们人民：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报告。报告在“免于匮乏”一节中明确提出“要表现全球团结”，指出“由于全球化，国际社会对穷国进行援助的承诺应逐渐加强，这不仅是道义上所必然的，而且也是共同利益之所在”。报告强调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并对贸易机会、减免债务和官方发展援助提出了相关建议，成为联合国千年大会谈判的基础。

2000年9月，《千年宣言》得到了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的一致通过。《千年宣言》在提出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男女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等各项发展目标的同时，强调决心创造一种有助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国际环境，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等。随后，2001年9月，安南公布了《千年宣言》的实施方案——《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文件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包括8项目标、18项具体目标和48项量化指标，被称为“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八项目标就是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至此，发展伙伴关系的理念开始脱离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主导，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但是，也正因为发展伙伴关系是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引入国际发展合作当中的，发达国家避免使用精确的语言来承担责任，因此，它的含义比较模糊，这也导致第八项目标备受质疑，缺乏强有力的量化指标，也没有时限，实施与承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国际社会难以对它的执行状况进行问责。

3．联合国体系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发展

2000年《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达成后，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流并没有反映这些承诺，这一现象一直到2002年《蒙特雷共识》这一全球协议达成，才有了改观。《蒙特雷共识》讨论了发展融资的挑战，强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将千年发展目标变为现实的国际合作体系的基础，并列出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概念的不同方面，为其落实奠定了基础。

2005年9月，世界首脑峰会作为审议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进展的会议，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一目标进行了多方面的重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目标，譬如“到2006年通过并开始实施综合国家发展战略，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增加发展援助，促进国际贸易以推动发展，按照彼此商定的条件转让技术、增加投资、更加广泛深入地减免债务，支持发展中国家制定和落实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加强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促进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方面的贡献”。

在OECD和联合国的推动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逐渐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它包含一些关键要素：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技术支持，并给予这些国家贸易优惠；受援国需要接受援助国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因此这种发展伙伴关系本质上是援助国推动的，是一种“以援助国为核心”的不平等伙伴关系。

（二）联合国框架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构建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政治动力减弱，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受到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倒退的迹象。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开始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行为体。南南合作、三方合作等新型发展援助模式的地位日益凸显。国际发展合作出现的重大变化导致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转型迫在眉睫。联合国于2015年9月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成为构建的重点。

“当前，国际社会正在确定一个关于发展议程的真正普遍性的变革方向。从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2010年首脑会议，到‘里约+20’大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报告，已经形成了非常一致的愿景。”其中，2015年后发展议程系统工作组提交的《实现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交的《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提交的《成果文件》、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文件逐步使联合国构建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目标趋于明确，“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开始成为重要内容。

2011年9月，潘基文秘书长设立了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系统工作组，以便通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协商，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为2015年后议程所做的准备工作。系统工作组于2012年6月提交了《实现我们憧憬的未来》。报告批判了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并对重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出了具体的设想。报告强调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应该谨慎对待以援助国为中心的危险，强调不应当继续认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是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要求通过广泛的协商过程，来确保整个议程的目标，具体目标的设定关系到所有国家，为实现这些共同目标，需重新定义全球伙伴关系。同时它还提出“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应该是真正全球性的，并包含对所有利益攸关方设定的目标”。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括在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建立一切形式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应当涉及为弱势群体和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采取具体行动并提供具体资源。国际社会应当以透明的方式、在与推定受益人的共同协作下、根据一个清晰的监测和相互问责框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种新的伙伴关系包括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以及三方合作，是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以及慈善事业广泛参与下的伙伴关系。

2012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指定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成立，并于2013年5月提交了名为《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报告。该报告强调2015年后发展议程是一项普遍性议程，需要由五项重大变革来推动实现，其中一项就是打造新型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它强调要将更强大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视为全新发展议程的核心，并以这种新型全球合作关系为根据制定所有的对策，强调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包括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关键目标。它还指出2015年后发展议程所强调的改革是将新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融入国家和国际政策之中，并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强调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2013年1月“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成立，并于2014年7月提交了《成果文件》，制定了供未来联合国大会有关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参考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一系列具体目标及量化指标体系。《联合国发展峰会成果文件》申明致力于振兴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并为落实这一伙伴关系调动必要资源，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取决于各国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联合国系统都积极参与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目标包括筹资、技术、能力建设、贸易、系统性问题等多方面的19项具体目标，其中，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力建设、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和体制等系统性问题成为重要的新内容。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将成为下个15年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纲领，也是指导各国决定发展优先事项的重要蓝图。议程包括17个大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主要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安全和伙伴关系五个方面，其中第17项为“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这种新型的、更强大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是实现议程的关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变革性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能否顺利实施，取决于振兴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其执行的手段。这种伙伴关系应通过援助和贸易、税收和投资，调动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所需的必要资源（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来支持执行2015年后发展议程。

这一新型的伙伴关系较之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伙伴关系而言，更为全面和深入，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首先，内容包括发展筹资、贸易、技术、能力建设和系统五大方面的19个具体目标，其中，加强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力建设、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的政策和体制等系统性问题是新内容；其次，主体更广泛，它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行为体等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最后，性质更平等，它更加强调伙伴之间的平等性，强调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基础，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自主性。

二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困境与G20机制作用

（一）当前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中存在的一些困境

联合国体系相关发展机构参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为联合国构建2015年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合法性。但是，联合国成员国十分广泛的现实，也导致2015年后发展议程构建中存在多个利益攸关方“意见不同、难以协调”的局面，导致其关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政治共识难以形成。在构建2015年后发展议程过程中，发达国家更关注通过规范设置来主导全球发展议程的设定，试图将更多的政治、社会条件嵌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倾向于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构建2015年后发展议程，强调继续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具体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上，联合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譬如就未来的融资责任议题，发达国家努力避免承担责任，甚至试图推卸责任，强调动员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重要性；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强团结，共同承担责任，但承担的责任有大有小；发展中国家在承认动员国内资源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仍然是不可减免的，它是诸多极端贫困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联合国将各种发展主张和意见融合成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并带领世界各国共同采取行动还面临着不少困难。

（二）G20机制对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补充性作用

1. G20机制对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政治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给予那些贫困国家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该目标存在对利益攸关方问责不足的缺陷，其具体目标与量化指标都不明晰。目前该目标的进展十分有限：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发展援助的目标远未实现，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一些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基本药物获取情况尚未得到改善，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不均衡，费用仍然高昂。

因而，传统地框定了富裕北方与穷困南方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进行改革，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已是大势所趋。随着新兴经济体、私有部门、慈善组织等行为体的影响逐步上升，贸易和投资在国际援助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南南合作、三方合作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模式。G20机制是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组成的非正式经济合作论坛，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它占据了全球GDP总量的90%，官方发展援助的94%，并囊括了全球70%的人口。G20机制将先进的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汇聚在一起，具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规模和范围。具体到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议题上，G20机制涵盖了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重要大国，同时规模较小，因而它能够更有效地协调立场，使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能够就发展合作的理念与具体模式有效达成共识。

譬如，G20机制达成的“以增长促发展”理念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这一理念有利于推动平等伙伴关系的构建；同时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强调以增长促发展的理念符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获得普遍认同。G20机制多次峰会的主题以及制订的行动计划，都是围绕“促增长”这一目标展开的。2014年11月G20机制第9次领导人峰会再次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三大目标之一，峰会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提出到2018年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这是G20领导人峰会历史上首次为经济增长设定具体的目标，并且计划在未来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自由贸易来实现这一目标。

2. G20机制的实践对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施的推动作用

发展议题已成为G20机制关注的重要议题。一些学者提出：“将发展议题引入标志着G20机制朝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长期以来把发展议题，至少是有关援助的议题，作为其议程的重要部分。G20机制作为一个参与国家更多、更具包容性的组织，更适合通过高级别论坛使各国领导人就一系列紧迫的发展政策挑战寻找和形成共识。”

2010年6月G20多伦多峰会授权成立了发展工作组（DWG），随后11月首尔峰会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作为发展工作组开展工作的具体指导。《首尔发展共识》明确指出“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有补充援助国、联合国体系、经合组织、多边发展银行和其他机构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强调“要推进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尊重伙伴关系的平等性，建立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更有力和更有效的伙伴关系，使私有部门、市民组织都参与进来”。《首尔发展共识》还确立了G20发展工作组开展工作的6个原则和9大支柱，并围绕9大支柱制订了《跨年度行动计划》。这六大核心原则是：关注经济增长、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关注全球或地区性系统议题、私有部门参与、补充性作用和成果导向。其中，“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原则强调要推进有力、问责、透明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要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作为平等伙伴国参与，强调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承认成功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国自身的发展政策。“补充性作用”原则则强调了G20对其他发展行为体的补充作用，指出要关注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的地位与作用，强调要通过G20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来推动价值增值。

《跨年度行动计划》的9大支柱是：基础设施建设、私营部门投资和就业、人力资源开发、贸易、普惠金融、抗风险增长、粮食安全、国内资源动员和知识共享。2012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将绿色包容性增长纳入其中，使9大支柱扩展为10个。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通过《圣彼得堡发展展望》，将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人力资源、普惠金融、国内资源动员等作为近年G20发展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为推进9大支柱的发展，G20通过一系列“承诺”与“行动计划”来推进《跨年度行动计划》，包括创设“基础设施投资高水平专家小组”“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计划等。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发布了《布里斯班发展更新》，对《圣彼得堡发展展望》中提出的五个当前重点行动领域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公报》中，G20领导人提出，制定和落实《G20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框架》以实现G20整体的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好地衔接。

G20这些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战略行动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实施注入了新的动力。具体来说，相关行动在进行筹资的国内资源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筹资方面的具体目标包括SDG17.1（加强筹集国内资源的工作，包括由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和帮助，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获取税收和其他收入的能力）和17.3（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财务资源）等。目前，G20在动员国内资源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等方面的行动对实现SDG 17.1和17.3有重要作用。例如，G20正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以平等身份参与到国际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规则的制定和落实中来，同时它还采纳了“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和“无国界税收稽查员”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税收情报的全球自动交换。在促进私人投资方面，G20采纳了“普惠金融全球伙伴关系”和“普惠金融行动计划”，为推进普惠金融等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利于推动私营部门在普惠金融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教育、消费者保护以及为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

三 中国的相关战略选择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中国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多次提出要通过“优化发展伙伴关系”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包括：“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加强南南合作，稳妥开展三方合作，支持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在伙伴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中国利用主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契机，将G20峰会精神落实工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有机统一，也有利于增强G20的政治合法性和推进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为进一步推进G20在发展议题尤其是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战略谋划。

第一，促进G20在管理全球公共资金中发挥更大作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项复杂的挑战，各领域内目标的实现将提出巨大的资金需求。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资需求每年达到3.3万亿～4.5万亿美元，当前面临的投资资金缺口为1.9万亿～3.1万亿美元。目前，虽然国际发展筹资来源多元化，非传统援助国和私人资金在国际发展筹资体系中的比例明显上升，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但是以官方发展援助为核心的国际公共资金仍然是有效减贫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发展资金来源。G20包括了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国际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应当积极推进G20成员国履行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关承诺。

第二，促进G20在协调多利益攸关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被认为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变革性的一个关键要素。只有让所有的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到解决共同发展问题的国家、地区和全球办法的构建及实施中，才能真正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要有效结合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行为体，建立强有力的资源伙伴关系，推进政府、民间社会、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针对问题的联盟的展开。G20已经形成了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框架，建立了发展工作组、增加框架工作组、能源可持续工作组、反腐败工作组等平台，同时除政府层面的架构，它还建立有企业层面的二十国工商峰会（B20）、学术层面的二十国智库峰会（T20）和民间社会层面的二十国集团妇女峰会（W20）、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Y20）等相关机制。这些都为协调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基础，G20应当积极利用这些平台充分发挥协调利益攸关方的重要作用。

第三，在G20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同时，应当考虑到OECD推进全球有效发展伙伴关系等其他相关机构所做的相辅相成的努力。

事实上，“发展伙伴关系”一词最先是由OECD引入国际发展合作中的。目前，在联合国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同时，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也正在“援助有效性”的主题下努力推进自身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理念，即“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一理念对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规范指导意义。2005年3月OECD第二届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通过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该宣言确立了一系列关于援助国与伙伴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包括受援国自主性原则、联系原则、协调原则、成果导向原则和相互问责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指明了受援国在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地位。随后2011年11月于韩国釜山召开的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通过了《釜山宣言》，构建了一个“新的、包容性的、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它确认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边和双边机构以及不同类型的市民社会组织、私有企业等行为体所形成的一个比以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新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促进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原则、共同目标和不同承诺的基础上；确立了包容性伙伴关系原则，强调“开放、信任、相互尊重和学习是有效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承认所有行为体的不同和补充性作用。

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在过去的15年里，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第八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行动方针。目前在面临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出现了很多深刻的变化，例如南南合作的发展壮大、新兴经济体与私营部门等新兴援助者的崛起等，这些都要求构建一个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并且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和落实将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保障。G20机制对于在联合国体系下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与G20机制本身的特征相关，也与G20机制的有关理念与实践相关。

2016年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之年，也是中国承办G20峰会之年。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G20的全球首要经济合作平台作用，不仅将大大促进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也将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国际社会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后，关注点转向了目标的实际实施以及如何衡量和监督下个15年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的关键。在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构建与落实上，中国应当积极利用G20机制，推进自身倡导的“更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当前国际社会构建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有效衔接，积极倡导设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执行和监督机制，努力树立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