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现状

对于美国二战后的东亚或者亚太政策的演变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借此我们得以管窥美国东亚政策的全貌。并且还有学者将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演变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刘建飞所著《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的演变（1899—1999》就对中美日百年关系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战略层面上总结了中美日三国合作、冲突的历史。在此基础上，针对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对日政策这一论题，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解释模式。大致来说，有下面四类理论解释模式，分别是：对中美日三国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的三角关系理论和三边关系理论、以美国战略理念更迭为分析中心的视角和国内政治视角等模式。

（1）零和博弈：从三角关系理论视角出发理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并试图以此作为理解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出发点。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国家体系》一书中，以专门一章研究三角关系。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在1981年发表于《世界政治》杂志上的《战略三角：博弈理论基础分析》一文中，清晰地界定了三角理论的概念、内在逻辑和动力，并富有创意地提出了三种形式的国家间三角关系。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认为：尽管美中日三国仍然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去思考自己与其他两国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三角，但这三角并不对称，且变化不定。在1972年至1991年，美中日三国基于对抗苏联的共同战略目标而联结到一起，而后苏联解体和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则使三角关系发生了转变。但无论如何，东亚地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地区组织，东亚要实现和平与繁荣必须依靠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合作。1998年，傅高义依据三角关系理论提出：只有中国、日本和美国取得了力量均势的稳定，并在应对这一地区的危险方面高度一致，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才有可能实现。20世纪90年代美日同盟调整的政策设计者、前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在1999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东亚的稳定取决于中美日三国关系。”

与此相呼应，相当多的学者认同中美日三角关系这一观点。吴金平提出，“冷战结束到现在，中美日三国之间的确已形成一种三角关系。这一三角关系从冷战结束之际便已萌芽，到1996年日美新安保协定签署时定型，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维持一种三者既相互斗争又妥协、既相互冲突又合作的三角关系。”张蕴岭等学者对此也持类似观点。

三角关系使国际关系成为零和博弈，三国中任一国都倾向于怀疑另两国会共谋以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根据三角关系的分析视角，美国的东亚战略目标首先是要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相对于中日两国的超然地位。对此，曾在布什（George H. W. Bush）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的道格拉斯·帕尔（Douglas Paal）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蓬勃发展的中国同日本建立起同盟关系。这样，美国的东亚政策逻辑就表现为通过加强美日同盟使日本继续留在美国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内，并防止出现中日携手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利益的局面。相对应的是美国的东亚政策重心应当是寻求重新定义和强化美日同盟，对日关系成为美国东亚地区战略中的主要关注点。

但学界对于中美日三国之间是否真正形成了三角关系尚有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美日三角关系正在形成，贾庆国认为，有关国家决策的自主性、有关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和三组双边关系的互动性是判断三角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中美日关系还不能满足三角关系的所有条件，但种种迹象表明，它正在朝三角关系演变，而且就现在的势头看，这一趋势将很有可能继续下去。⑤

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美日关系属于联盟内部的双边关系，所以另一些学者对中美日三角关系持否定态度。唐世平认为：“一个正常的三角关系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针对剩下的一方的可能性。但是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中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或者中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可能性……因此，中美日关系不是一个三角关系，而是一个联盟（美日）对另一个国家（中国）的关系。”与此观点类似的是，时殷弘通过界定国家间交往层次和国家层次的五个条件而得出“中、美、日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这一结论。也就是说，因为日本坚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许多重大外交问题上均唯美国马首是瞻，所以通常情况下的三角关系概念不适用于中美日关系。

三角关系分析方法是研究中美日关系的一种重要思路，但美日同盟的存在和中美日三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以及美国相对中日的绝对优势地位，使中美日三国并不能构成真正的三角关系。所以，三角关系解释框架并不能充分阐释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的转变，也不能对中美日三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密切合作关系做出解释。

任晓和胡永浩合著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一书是国内较早从国际政治中三角关系的理论层面对中美日关系进行剖析的著作，尽管该书从三角关系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入手，但在著作的最后，两位学者却提出了“发展建设性的中美日关系”这一观点，即防止三方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以“零和三角”告终，应把这种关系发展为具有增量的“正和三角”。其中既有利益增量（寻找和发现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又有信任增量（相互信任的增长）。这一观点与中美日三边关系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2）追求赢集：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互动出发理解美日、美中关系，进而从中归纳出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和重心。有的学者从中日美三边关系互动或者回应的视角理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吴心伯提出：在不同的时期中日美三边关系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从尼克松访华到80年代末，在共同应对苏联扩张的基础上，中日、中美和美日关系良性互动，平衡发展；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或是选择亲中疏日，或亲日疏中，或同时与中日两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其下限是不能同时疏远这两个东亚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会使中日美三边关系出现良性互动的局面，也就是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会促进而非妨碍其他两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张鸣（Ming Zhang）和罗纳德·芒达帕都（Ronald N. Montaperto）在合著中通过实例论证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全面诠释中美日三国间复杂的关系组合，转而使用“回应（reciprocal）模式”来概括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组合。他们认为，中美日三国间的关系模式不是二敌一的博弈模式，而是一种积极或消极地回应对方先前行为的模式，因此各国的行为是克制和回应式的。这些观点都推动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的研究迈向三边理论模式，相对于三角关系解释框架的零和逻辑，三边关系框架则更多地强调各对双边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所带来的双赢或多赢态势。

一些主张巩固和强化美日同盟的美国学者和官员，主张以美日同盟为中心开展东亚外交，自然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就成为美日同盟的第三方因素。当然，美日同盟包含有平衡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考虑，但如果认为美日同盟完全是针对中国则也不符合事实。因此，主张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美日同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中美日三边互动的分析观点，尽管这种三边关系是以美日关系为基础的。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从美国发挥区域安全保证者的视角出发，建议美国通过对美日同盟的合理的定位与管理来实现“缓解东亚安全困境”和“推动中美日三方良性互动”两大目标。

同时，另有学者将中美关系与美日关系进行对比，例如美国学者坎特·卡德（Kent E. Calder）基于历史考察的深邃视野，应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军事安全、经济、文化和非官方交流网络四个领域对美中关系与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其不无忧虑地指出，看似稳固的美日同盟实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力量上升所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巨大的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和跨太平洋投资将会对美日两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冷战后安全因素影响力的减弱和日益多元化的国内政治考量使得更为重视经济利益的国内利益集团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美日关系框架，因此，美日关系应该进一步深化以跟上美中关系不断深入的步伐。对此，卡德建议美国的日本政策也应该从美中关系的发展中有所借鉴，不断拓展美日交往的维度并深化密切程度，以使美日同盟成为服务和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真正基石。卡德同时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既对美日同盟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美日同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例如，卡德指出，中国的崛起、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的紧张因素等相关内容也使得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被紧密地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一类观点的要旨在于，提醒美国决策层既要与不断崛起的中国保持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同时也要不断拓宽美日同盟的合作领域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以保证美国在中日美三边互动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三边互动分析视角否定了三角关系的零和思维，追求三边良性互动的多赢局面，比较符合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深入对合作的需求。其所主张的美国东亚政策逻辑是美国在促进中美日三边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通过对美日同盟的合理定位来保证美国在中日美三边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对应的政策重心表现为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合理定位和优化以使其不断适应东亚地区快速发展和变革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态势。

三角视角和三边视角都将美国东亚政策的研究聚焦于中美日三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很多研究声称不否认其他行为体影响的存在，但其却将研究重心置于中美日之间关系的内生变量，而将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其他事件的影响视为外生变量。这一研究的范围局限在于忽视了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未能体现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趋势。

（3）从美国战略理念更迭的视角理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和重心的转变。

第一，从“多米诺骨牌”理论到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冷战期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针对朝鲜战争后的东亚地区，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任总统均将中国视为亚洲共产主义扩散的策源地和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但是到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对苏联的核优势日渐式微，经济独霸地位也不断受到欧洲和日本的挑战，而原来被视为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已开始出现严重裂缝，中苏分裂公开化。为摆脱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不利态势，尼克松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全球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即世界上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这五大力量中心将决定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世界前途。基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尼克松政府决定在五大力量之间开展均势外交，并在战略均势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新世界秩序，以确保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这一全新的政策理念，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地区战略和对华外交中提出了“大三角”的外交政策，把中国视为有助于遏制苏联势力的一个战略资本而向中国靠拢。在中苏之间爆发两次边境冲突之后，尼克松加紧与中国进行接触，以形成对苏的联合战线，这使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策略的关键因素；同时，美国还需要中国帮助说服北越接受和谈条件以实现从南越体面撤军，推动越南战争以体面的方式结束。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尼克松政府将其东亚政策重心置于中国，这既可以防止中国为苏联所控制而增强苏联的实力，又可以形成中美联合反苏的有利态势。

而此时的日本却拒绝为美国分担义务，拒绝向越南西贡政权提供援助，这使美国感到不满，并且渐渐使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构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这标志着二战后美国东亚地区政策逻辑的重大转折。

第二，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到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护持理论。冷战终结后，美国挟冷战胜利之威而将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维系和巩固其所主导的霸权体系。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护持理论因此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由国际关系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所开创。其核心观点是，当一个后来居上的国家超越原有的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时，战争也就不远了，因为后来居上者取代原有霸权的尝试将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例如英德两国间的竞争通常被认为是一战爆发的根源。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兴衰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和规律。美国作为二战后的霸权国家，对于能够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保持着高度警惕，冷战中的美苏对抗毋庸赘述；面对着盟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美国国内对日本超越美国的忧虑也迅速蔓延，打压日本的呼声不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权力转移理论也开始被应用于与中国有关的政策分析，依据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逻辑，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会引起国际体系的动荡不安，甚至引起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对抗，美国需要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和关注。

同样关注美国霸权兴衰的霸权护持理论认为，霸权护持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其他对霸权地位的威胁和挑战，即维持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从而保护霸权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霸权护持理论认为，全球霸权不能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也就是说，从全球霸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区域权力分配的最佳状态是全球霸权国家同时在世界各个区域占主导地位，而区域内部各国则保持一种权力均势。为保持这些均势，美国必须支持弱小国家反对强大国家。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上述两种理论框架指导下的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可以表述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首要政策目标是确保中国不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和挑战，以确保美国在东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手段是强化美日同盟以制衡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意图和行为。

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护持理论，都为理解美国东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对国家间力量对比转换的重视使得众多美国学者和官员倾向于采用零和逻辑来分析和制定美国的东亚政策。但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护持理论都过于突出强调力量对比等物质因素，忽视了认知因素即本国对他国政策意图的判断和定位等内容；并且盲目地将相关国家对号入座，容易弄巧成拙，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些不足使这两种理论在被用来分析美国的东亚地区政策时，经常表现为漏洞百出，或是带有误导作用。

第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既然冷战后的美国最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巩固和维系其主导下的霸权体系，那么如何界定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和如何应对挑战便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此，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框架：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二者均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通常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两者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国家对此的反应以及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安全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从权力政治逻辑出发，提出了“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安全”“任何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支配其所在的区域，确保世界的另一地区不会有大国成为霸权国”等观点。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推理，崛起的中国随着实力的日益增长，最终会在亚洲提出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不可避免，因此中国就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潜在遏制”对象，所以美国会采用“离岸平衡手”策略来制衡中国而非采用接触政策。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另一些学者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怀有恶意的；除了武力和（暂时的）联盟可以获得安全之外，国家也可以通过安全合作来获得安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可能的。国家的安全战略根据对其他国家的意图的判定而定，对善意的国家寻求合作（包括制度化合作）；对恶意的国家，抵抗（但不发动战争）并寻求以和平方式改变对方；对态度不确定的国家，试图了解对方的意图，然后视情况而定。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将可能向积极的方向转化并最终融入国际社会，而接触政策则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遵循这一理论主张，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通过广泛参与东亚地区事务来实现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并反对将中国视为需要加以遏制的对象，主张通过接触政策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上与美国合作，但同时又要保持对华防范与威慑；对日政策则主张延续冷战时期的美日同盟体制，反对将对日安全保证与美日贸易逆差挂钩，以避免美日贸易摩擦影响美日安全同盟和两国的政治关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通过对比对华遏制和接触战略的后果，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对中国进行遏制是一项非常错误的政策选择，但是接触战略并非是政策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通过接触战略来推动中国认同和遵守现行的多边国际机制，简而言之，接触是手段，而将中国整合进现行的国际秩序才是最终的目标。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可以归纳为，美国东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继续维系主导地位和对美国有利的地区秩序，确保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在政策手段上，美国应把加强双边同盟作为战略核心，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同时积极参加和建立地区多边论坛以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作为双边同盟体系的补充。相对应的东亚政策重心也被置于日本，以强化美日同盟。克林顿政府的东亚地区政策在很多方面是上述政策逻辑的应用和实践，只是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随着对华全面接触战略的实施，中国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原来的政策重心——对日外交则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战略理念的取舍通常反映了政策理念的变换，不同的政策理念导向不同的世界观、地区观和对主要威胁、核心利益和自身角色的界定等政策内容。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都促使美国政府决策层在不同的政策理念中进行取舍，从而导致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也相应地发生转变。但目前从大战略视角阐述美国东亚政策的解释模式较多地偏向于静态分析，未能对中美重新接近以后历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转变做出动态跟踪分析并构建合理的解释框架。

（4）从美国国内政治视角出发解读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冷战结束后，因为缺少直接的类似苏联所构成的安全挑战和威胁，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凸显，影响美国东亚地区战略的因素也开始日益多元化。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内各类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也广泛地参与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来，使美国的东亚政策逐渐失去一致性，从而使得国内政治也成为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重要变量之一。例如，唐世平强调，从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社会习得、建构到群体认同、哥本哈根学派、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所有的过程影响国家目标界定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途径都是国内政治。

第一，国会、行政当局和利益集团三方博弈的视角。美国学者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认为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以及利益集团三方之间的博弈构成了美国对华、对日政策转变的国内政治原因。例如，在美国对华政策上，“铁三角”的互动与博弈就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美国对日政策制定中，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中设计国家安全政策的官员，坚持认为在与日本的关系中国家安全利益比商业利益更重要，因此，他们为了避免美日安全关系遭受破坏，尽力顶住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压力。

第二，比较中日两国推动与美国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国内政治侧重点。国内政治是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重要考量，因此中日两国都意识到国内政治是美国东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相比之下，两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努力方向却各有侧重，归纳起来，中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努力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其次，注重与商界、国会议员和州政府的沟通和联系，借此深化与美国平民的经贸联系；最后，高度重视一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民间团体的角色和作用。相比之下，日本方面则主要将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着力点置于美国联邦政府。同时，中美之间的民间团体数量要比日美之间的多得多，且官方级别和受重视程度也较高。因此，中日两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动向的努力及其侧重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第三，通过分析总统外交决策团队中外交政策顾问间的争论及其人事变动来理解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的形成与转变。这一分析视角立足于国际政治分析层次的第一层级——个人作用来探讨个人层次的因素如何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从而弥补国内政治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的不足之处。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上，盖瑞森（Jean A. Garrison）通过聚焦外交决策顾问团队的构成及其相互间的互动来探究美国总统如何做出对华政策的相关决策。这种分析视角认为，总统的个人性格或者偏好会对其外交决策顾问团队的构成模式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内部互动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总统的核心决策顾问团队的成员则致力于对某个问题进行界定并为其特殊的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政策的最终出台源自总统——决策者在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所带来的约束与机遇背景下对个人、国内政治和政策收益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也就是说，在总统的外交决策顾问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着多种东亚政策逻辑，而哪一个付诸实施或者新的政策逻辑如何取代原有的则取决于外交决策顾问团队内部的辩论、互动和总统本人最后的权衡与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国内政治的确是影响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和重心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视角开辟了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出发理解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以及对华、对日政策的研究路径，但其不足在于：面对飞速变化的国际格局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一现实，片面地从国内政治的角度阐释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变化的动因，常常有失偏颇。例如，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里，尽管面对着巨大的国内反对意见，仍然坚持主张与中国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访问中国而未经停日本的行为也在国内招致众多非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克林顿政府的东亚政策逻辑较之于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初发生了转变，相应地使其更为重视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不影响国内政治议程的情况下，克林顿会通过自己所认为对美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东亚政策逻辑来确定东亚政策的重心，进而制定和实施对华、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