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利缺失是中国问题的根源——读张英洪新著《农民公民权研究》

李昌平

张英洪出版了不少书，《农民公民权研究》是他的代表作。

认识张英洪有10年了，他这10年所写的文字都只与农民权益相关。一个学者十年如一日地为一件事而坚持是不容易的。

2000年9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这应该是国内媒体上最早的公开为农民权利呼吁的声音了。但此后我除发表过《农民贫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外，几乎再没有系统关注过农民权利问题了，而张英洪却像一名战士一样十年如一日地为争取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而战斗。

张英洪是我尊敬的学者和朋友。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农民公民权研究》对农民权益缺失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对农民获得平等权益的意义和如何获得平等权益做了非常深入的探索。张英洪的探索对解决中国严峻的“三农”问题有重大意义。

当下中国很多棘手的难题，基本上根源于农民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譬如：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问题是过分依赖国外市场，根本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实际就是农民（包括农民工）收入太低、福利太低，农民收入太低和福利太低实际就是没有获得平等国民权益所致。再如，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分化，根本原因也是农民没有获得平等国民权益。《农民公民权研究》构建了农民获得平等权益是解决中国所有重大问题的起点和终点的完整体系，对深入认识中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重大难题的成因和探索解决之道也有重大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就是由农民向公民转变的一个过程。总体上看，是不断解放农民、赋予农民权利，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给农民获得平等国民待遇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应该是农民逐步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过程。但近100年来，中国农民在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权利在某些阶段往往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有些时候还是下降的，如在20世纪90年代。

这个过程，应该是农民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但近100年来，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往往不是持续上升的，有时反而是下降的，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和农民工所占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尽管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将农民的代表权由城市人的八分之一提升为四分之一，但此后的10年间，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中的农民代表和委员数量比例也一直是递减的。即使是在乡镇一级的人大、政协里，这10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数量也是下降的。

这个过程，应该是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市民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赡养老人的义务，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二的规则。但改革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2亿多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既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真正进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既无平等受教育、医疗等公民权利，更无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

这个过程，应该是农民数量绝对减少的过程。但近60年来，有农村户籍的农民数量有增无减，由4亿人变成了9亿多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打拼数十年，不能在城市市民化，在年过半百之后不得不返回农村度过余生，这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过程，还是分散小农由依附家族、士绅、豪强转向依附小农共同体（村社一体化农民组织）并主导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但最近数十年，小农的村社共同体一直在瓦解之中，政策扶持私人龙头企业替代小农村社共同体，并鼓励小农依靠资本家（公司带农户）。农民主导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治理的主体性地位正在日渐边缘化。

这个过程，农村治权的总趋势应该是一切权利归“农会”，是党领导小农逐步当家做主的过程。但最近100年，这个趋势是不连续的。党在农村的政治基础和执政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民权利不断扩大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实现农民平等国民待遇的过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动力源泉。如果不是，现代化就不是惠及绝大多数国民的现代化，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就可能只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的代名词，甚至中国的现代化就仅仅是服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进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在解放农民、扩大农民权利、实现农民平等国民待遇上坚持始终如一。

主流人群对农民、农民工的无意识歧视，其实是更可怕的。

《农民公民权研究》的出版，为我们认识中国问题打开了一扇窗，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