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农村占中国国土空间的绝大部分，它不但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的重要功能，而且是保障生态安全和城乡居民生活、休闲的重要空间。农民是农村的主人，至今仍占中国人口的半数以上。2016年，虽然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但仍有6.9亿人口常住在农村；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则高达8.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8.8%。即使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8%左右，仍将有4.54亿农村人口。在当前农村全面转型的新阶段，要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必须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和提高农民福祉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并在通过城镇化大规模减少农民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全面振兴农村产业，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8月，是专门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国家级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为党和国家农村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努力建设成为集学术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编辑出版于一体，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国家“三农”研究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和新型高端智库。本书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第10卷，共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在2013～2015年发表的31篇学术论文。按照主题和内容的关联性，我们把这些论文分为5个部分，包括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农村改革与农民组织、农民福祉与社会进步、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反映我所学者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

（二）

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部分共选入6篇相关论文。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张晓山在《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几点思考》中认为，农民拥有的最大的财产是他们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共同拥有的农村土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改革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尽快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李周的论文深入考察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认为中国农业进入常规增长阶段后，依靠良种、农机、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地膜覆盖和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等因素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同时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民福利逐渐改善。但是，中国农村发展也面临农业竞争力下降、耕作强度降低、规模经营和农民合作难以推进等一系列挑战。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中国“三农”难题的关键。魏后凯的论文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并从传统发展理念、资源配置偏向、市场极化效应、农民迁移意愿和政府调控失效等综合视角考察了其形成机理，探讨了重构城镇化规模格局的科学基础和战略选择。他主张实行差别化的人口规模调控政策，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等级有序的城镇化规模格局。

闫坤、刘陈杰对中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的测算也考虑了城镇化因素。论文从人口红利、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增长率等方面入手，采用新古典增长方程，对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的合理增速目标进行了测算。作者认为，综合考虑政治层面的要求、新型城镇化进程和面临的各种约束，中国在新常态时期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2014年的7.5%左右，降至2016～2020年的6.5%左右，且逐年下降。

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还涉及一个基础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党国英的论文《论城乡界定及其政策含义》，讨论了城乡概念模糊所引起的诸多政策操作难题。他认为，城乡人口流动均衡的形成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依据这种均衡分析可以勾画出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分布的基本态势。对城乡界定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为调整城乡关系政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金融教育是普惠金融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孙同全和潘忠的论文总结了国内外金融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先进的经验和理念，认为普惠金融教育非常重要，其重点对象是“两低一高”人群、农民、农民工以及金融经营者与监管者。普惠金融的理念和要求是要使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都能公平地享受相应的金融服务。

（三）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部分共选入6篇相关论文。张元红、刘长全和国鲁来的论文从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概念出发，构建了包括供给、分配、消费、利用效率、保障结果、稳定性、可持续性和调控力8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现状、趋势、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多重优势，自给率、人均热量和蛋白供给等多项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较高且近年不断提升。

李国祥的论文根据中国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量变化等因素，估计2020年中国居民粮食消费总量大约为6亿吨，其中口粮和饲料粮消费量大约分别为2亿吨和4亿吨，按照粮食总产量与居民粮食消费量保障系数1.2的要求估算，需要国内形成大约7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

翁鸣的论文讨论了中国粮食市场“挤压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中美小麦、玉米生产成本和国际粮食海运费用的变化。论文认为，“挤压效应”主要源自国内外粮食生产成本变化，其中主要是人工成本及土地使用成本，国际粮食海运费用下降则促使进口粮食到岸完税价格进一步降低。

张瑞娟、孙顶强、武拉平和Colin Carter的论文利用河北省2004～2009年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分析了不同粮食品种（玉米和小麦）农户存粮行为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量是小麦储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牲畜饲养数量是玉米储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张军的论文聚焦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竞争力提高的意义。他认为，以分子生物技术、物联网和电商平台为代表的农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是继前工业化社会传统农耕技术，工业化时期以机械和化学为主的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技术之后，农业发展出现的又一次技术浪潮。利用这次技术变革浪潮顺势推进中国农业进步，具有关键性意义。

杜志雄的论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瓶颈约束：豫省例证与政策选择》，提供了关于提升农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一个案例分析。作者认为，近年来，河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了较大发展，已由产中服务逐步向产前和产后服务延伸，其对农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但至今仍面临体制和制度环境、政策、金融、人才等方面的瓶颈约束。

徐鲜梅的论文《生猪价格涨跌“诱惑”下的农户选择和风险——调研发现与深层思考》，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考察和分析了养猪农户的竞争能力问题、现实需求、市场选择与风险价值。她认为，养猪农户的“市场选择”与其习惯性、职业性、经营方式、猪业属性和市场特性等密切相关。

（四）

农村改革与农民组织部分选入土地制度、合作社、村委会选举等方面的5篇论文。刘长全的论文对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框架下的承包地处置权能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具有独立的价值与价值基础，承包权与经营权可以具有各自独立的权利人，经营权人具有完全处置权能，承包权与经营权处置权能相互独立。

农地的自由流转是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前提。郜亮亮、黄季焜和冀县卿的论文采用2000年和2008年6省1200户的追踪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村级流转管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村级流转管制显著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受管制农户的转入农地概率要比自由流转的农户低7%。

杨一介的论文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他重新解释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宪法基础，认为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难点在于建立具有科学法理基础的成员权制度，实现成员资格的开放性，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和现代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律规则，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潘劲的论文发现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中有不同的特点。在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由于村干部在合作社中的多样化角色认定，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非村干部领办的合作社中，依合作社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村两委的执政能力，合作社与村两委的关系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各种关系类型演绎出不同的行为逻辑。

白描和苑鹏的论文采用山东、陕西、河南3省6县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做了实证分析。作者发现，从统计角度来看，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普遍较高；农民在选举中拥有的自主权越大，其实际参加选举的概率就越大；参与态度对参与行为亦产生显著影响。

（五）

农民福祉与社会进步部分共选入7篇相关论文。吴国宝、檀学文的论文在多维福祉框架下分析了作为居民福祉的客观维度的时间利用的决定。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生活时间的选择具有经济理性，家庭收入的提高会使人们享用更多的个人生活时间；个人生活时间也深受社会身份、家庭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文化娱乐设施和组织的存在使人们有更多的个人生活时间。因为这种关联性，作者认为，个人生活时间可以成为时间利用维度一个适用的表征福祉的指标。

廖永松的论文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利用2012年三省农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农民确实具有“小富即安”的生活观念。他认为，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有生活变化程度、在村里或亲朋好友参照群体中的生活水平及以家为本的文化观念；农民在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所保有的“小富即安”的满足感和感恩心，恰好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高贵品德。

崔红志的论文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做了研究。论文发现，除了健康条件和婚姻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与过往生活条件的比较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有无儿子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显然，这些影响主观幸福的因素，只有在人际比较中才更能显示其价值。

李静、王月金的论文《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相比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对农民主观福祉影响更大。

社会联系是构成农民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部分。苑鹏、白描的论文采用农户问卷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联系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民的社会联系主要依赖地缘、血缘、亲缘等“黏合性”社会资本，而与自愿参与的社团组织的“桥梁性”社会资本无显著性关系。农民社会联系资源的广度越大，其个人幸福感越强；而是否加入社团组织，与个人幸福感无关。

谭清香和张斌的论文利用2013年辽宁、宁夏、江苏、江西和贵州五省（区）农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住房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明显受到住房质量的影响，同时改善农村整体生活环境也是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卢宪英的论文通过对山东省3市10村的调查，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考察了农村攀比现象。她认为，当前农村攀比现象非常严重，攀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攀比的对象主要是熟人、本村人以及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农村大众阶层和弱势阶层更喜欢向上攀比，而精英阶层则更多的是向下攀比。过度攀比、盲目攀比、虚假攀比等行为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总体上看，关于农民福祉与社会进步的这组论文，比较大地拓展了农村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提升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水平十分有益。

（六）

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部分共选取了7篇相关论文。檀学文、杜志雄的论文分析了位于北京郊区的41个中小型生态农场的主要特征，结果发现这些农场在社会和生态维度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但在经营层面存在较大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比较大。这个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果一种农业业态的财务表现比较差，主要靠政府支持维持，恐怕难以说它具有可持续性。

孙若梅、杨东升的论文采用228个样本村三个时点上的面板数据，从耕地数量可持续、耕地利用可持续和粮食生产可持续三个方面，考察了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0～2010年，尽管样本村中存在一些耕地面积减少的村庄，但总面积和粮食产量则呈现显著增加特征。作者认为，耕地面积减少主要发生在城区周边的村庄，而具有平原、农区、贫困和滩涂面积大等特征的村庄则对粮食生产有正向促进作用。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资源管理手段，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操建华、孙若梅的论文讨论了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论文从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个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架、具体的构成科目以及每个科目的核算方法，并从会计核算、监测制度、数据管理、统计制度和评价考核五个方面对相关的制度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

包晓斌的论文则讨论了西部地区农业用水与节水效率问题。他对西部地区170个地市的农业节水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业节水技术效率递增的地市数量在150个以上且呈上升的态势，其农业节水全要素生产效率递增的地市数量所占比重保持在85%以上，实施农业节水措施体系获得显著成效。

于法稳和李萍的论文《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基于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论述了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总体问题，并剖析了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存在的不同问题，据此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性建议。

王昌海的论文分析了陕西朱鹮自然保护区内外社区农户特征及国家政策对生态保护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人数占比、人均水田面积以及是否有经济补偿在不同水平上对保护态度有着显著影响。与保护区内农户相比，是否有经济补偿对保护区外农户保护态度的影响更为显著。作者认为，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对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至关重要。

马翠萍、史丹和王金凤的论文对中国、美国、欧盟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欧盟、美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以N2O为主，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则主要来自动物肠道及粪便管理、水稻种植的CH4排放。从未来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看，欧盟将进一步减排，美国将会继续增加，而中国将会更快地增加。

（七）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每2～3年组织编辑的系列研究报告。报告所选论文的观点反映了各位作者的独立思考和认真探索，并不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观点。本书所选论文的征集、筛选和编排工作由闫坤、苑鹏负责，党国英、谭秋成、李国祥、崔红志、潘劲、于法稳、檀学文、张海鹏、孙同全、刘长全、郜亮亮等参与了部分论文的审读，党国英、吴国宝、崔红志、檀学文、包晓斌、刘建进等参与了篇目编排的讨论，秦彩凤负责一些具体工作，任常青、陈劲松、彭华、张斌等也承担了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学术进步。

魏后凯

201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