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概述

国外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生态伦理学、生态马克思主义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主要包括生态立法、环境教育、循环经济、生态科技、智慧城市等方面。

一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国外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源于人们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资源枯竭、森林退化、土地沙漠化、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和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代价，为解决日益凸显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出现了各种生态理论和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生态伦理学、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现代化理论。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起源于人们对生态危害的研究。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历时4年深入调查化学杀虫剂对环境的危害，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全面揭露和剖析了滥用农药带来的生态危害，促使美国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害，有力证明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还将会使人类继续不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首次得到认真反思，该报告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促使人们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思考，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反思和批判，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目标是既要使人类需要得到满足，经济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使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二）风险社会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生态和社会灾难引起了人们对风险的重视。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的《风险社会》和1989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联系的，风险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当今世界是一个包括生态破坏在内的高风险社会，其中核辐射和核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减少、土地退化与沙漠化、石漠化、粮食危机、淡水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物种灭绝加速等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生态风险的表现。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应该在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现代化，通过重构社会的理性基础和进行制度转型来规避风险。

（三）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以探讨人类生态价值观为中心的理论。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学术界又称为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共存的道德学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人不应该是自然的主宰者，而应该是自然的看护者，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的直接批判。生态主义者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生态主义者主张人们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将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系统，并主张在一元论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中心主义。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生态伦理学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界，赋予它们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考虑自然界的价值，生态中心主义忽略了人的主体地位，由此产生的生态整体主义主张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单一把人类或者自然界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生态整体主义将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发展行为的根本尺度，主张站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复合整体层面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旨在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相结合，探索一种指导解决生态危机及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双赢理论。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做出开创性的论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经过奥康纳、福斯特和岩佐茂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的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1972）]、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1998）]、法国的安德烈·高兹 [《经济理性批判》（1988）]、英国的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等。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又不满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力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们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阿格尔明确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稳态经济模式”和采用“小规模技术”。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的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技术”。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而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果就是生态恶化，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消除生态危机，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模式的生态文明。他们系统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出人与自然的对抗是现代化的后果之一，但并不否定现代化本身，而把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生态危机缘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利润至上和资本逻辑。而生态危机造成了劳动异化、消费异化和人自身的异化，因此，必须确立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这一核心，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建立一个生态化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西方学者采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生态危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这不但超出了生态主义关于采取转变保护自然的观念等技术层面的观点，而且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层面，逐步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将生态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生态社会主义对近几十年西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缓解生态危机的压力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五）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等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荷兰学者阿瑟·摩尔（Arthur P. J. Mol）、美国学者戴维·索南菲尔德（David A. Sonnenfeld）等。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得到迅速发展，该理论对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生态现代化涉及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关系，提出环境保护不应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应该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同时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该理论认为，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破坏了生态环境，需要对这一模式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政策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其核心要点在于，要克服环境危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或者“超工业化”来实现，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经济重建与生态重建。

二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实践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较为典型的主要包括美国的生态立法，日本的环境教育与循环经济，德国的环保科技与生态民主，丹麦的循环经济工业园以及澳大利亚的生态城市等。

（一）美国的生态立法

美国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和先进的国家，其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动物保护法、区域生态保护法、生态安全保护法和全球生态保护法等。在管理的机构上也进行了划分，主要包含了联邦层面的生态保护管理机构和州政府层面的生态保护管理机构。美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包括建设生态工业园、自然保护区管理、运用生态保护的市场机制和生态补贴政策、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

1．美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在环境污染治理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对环境污染治理认识程度上的不足。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的同时，也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并在立法上制定了与环境各组成要素相关的法律。如重新修订水、空气等与环境相关方面的法律，对野生动物、濒危物种、噪音、生物多样性、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土壤和臭氧层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立法。1969年，美国制定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基础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该法的颁布，意味着美国率先通过先进的立法技术来改善生态环境，这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治理阶段。美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总统行政命令、环保局及有关生态保护部门制定的规章和国际条约、美国国会制定的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这都是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美国生态保护的具体措施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于197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该法分别于1970年和1990年被美国政府修订两次，并制定了有关排放许可制度、泡泡政策和排污权交易等先进举措，这些成为控制大气污染的基础性法律文件。2009年，美国通过了《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并提出自2012年起，国内要开始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体系，尝试建立市场机制以推动企业的低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将排放控制的目标落实到排放实体。截止到2012年底，美国绝大部分的州都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计划和政策。美国环保局于2010年通过了PSD许可程序，其中包含了温室气体与温室气体最大排放源的排放许可授予规则。建设生态工业园。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具有新兴工业理念的“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园与传统工业园最大的区别在于“工业共生”的理念，生态工业园以达到资源节约为目的，降低废物的排放总量，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保障。生态工业园的要求是尽可能地使园区污染物排放为零，并期望企业之间通过清洁生产，达到信息、废物和能量的交换，目的是使自然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是最早提出建设生态工业园的国家，生态工业园发展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为大力推进生态工业园的发展，美国总统可持续委员会还下设了“生态工业园特别工作组”。

（二）日本的环境教育与循环经济

日本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特点主要体现在环境教育体系、生态工业园建设和循环经济建设三个方面。

1．日本的环境教育

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1990年，日本成立环境教育学会，环境教育开始变得体系化和理论化。21世纪初期，日本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使环境教育的实施更为具体化，环境教育已经不局限于保护自然环境上，并已逐渐扩展到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环境教育就是为了加深人们对环境保护认识而进行的环境保护教育和学习活动。”现如今，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并使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也可以说，环境教育是一种以人和环境的关系为核心的教育活动。日本在环境教育中，充分地意识到保护环境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日本根据人们不同年龄和领域等特点，制定了系统化的环境教育内容，主要包含“学校的环境教育、社会范畴的环境教育和青少年设施中的环境教育”。

2．日本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日本政府于1997开始实施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工程，在日本被称为生态城市工程，它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计划”，经过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的承认，由中央政府统一向地方政府发放补助金，用于建设循环利用等需要设施的一项工程。其意义是实现推进零排放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零排放构想可以解释为：“将企业排放的全部废弃物重新作为其他领域的原料加以利用，是一种以废弃物零排放为目标的构想”。通过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实现零废弃物的生态工业园社会的最终目标。

3．日本的循环经济模式

建设循环经济型社会法律体系。20世纪90年代，日本采用了基本法统帅综合法和专项法的体系模式，开始建设可以包括基本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综合法（包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废弃物处理法》）和专项法（包括《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家电资源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法》、《汽车资源再生利用法》、《容器与包装物再生利用法》和《绿色采购法》）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型社会法律体系。日本拥有一套实施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估系统，并建立了循环经济型社会战略的研讨与评价机制。中央环境审议会定期评定循环型社会的发展成效，将评定的结果在《循环型经济社会白皮书》中向社会公布，并听取来自全社会和国民的意见。“管端预防”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实行循环经济模式，并提出了要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战略。在2000年日本制定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了要将整个社会建成循环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循环型社会是指使环境负担最小化和限制消耗自然资源的社会。随后，日本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环保之国战略”的计划，开始实施“最适量消费、最小量废弃”的循环经济战略。

（三）德国的环保科技与生态民主

德国对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其先进的环保科技发展和生态民主建设。

1．先进的环保科技发展

德国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之路。首先，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修复遭受工业和战争污染的生态环境。德国的生态环境遭受到工业化和战争的双重污染和破坏，但德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时30年修复生态环境，不仅恢复了碧水蓝天，还将二战残留的化工有毒物和重金属从土壤中排除。其次，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检测与控制。为避免生态环境再次遭到污染和破坏，德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完善的生态监控网络，通过雷达、飞机、卫星、水下传感和地面等系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检测体系。最后，进行环境教育。德国将环境教育分为环境专业知识和环保习惯养成教育两个方面。其中，环境专业知识的教育贯穿整个德国学历教育体系之中，在公民幼儿阶段就开始对其进行家庭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等环保习惯养成教育。在高等院校设置环境专业，德国政府还建立有关环境教育机构，以便对公民进行培训。

2．促进生态民主建设

德国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特征，这要得力于科学技术标准进入了德国和欧盟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德国颁布和修订了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可再生能源法》、《污水排放法》、《电-烟雾法规》、《环保行政法》和《自然保护法》等。企业与政府建立合作机制。德国通过企业参与合作、政府主导的方式来解决具体的生态环保问题，充分发挥民间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积极作用，取得了一系列治理成果。发挥环保NGO（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的作用。环保NGO具有代表当地居民的法定权利，有权参与当地企业和政府环保项目的经济规划；大众媒体可以发挥环保知识普及和环保监督作用。

（四）丹麦的循环经济工业园

丹麦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主要表现为循环经济工业园。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东75公里的工业小镇卡伦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当地的几家大企业自发演化形成的企业共生体系（Symbiosis）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物质代谢模式。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是面向共生企业的循环经济模式，是目前世界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作为一种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它形成了一个高效、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在世界环境保护界知名度极高，被认为是循环经济“圣地”。这个生态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石膏板生产厂。该生态工业园区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卡伦堡的循环经济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能源合作，在工业共生中，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诺和诺德制药厂和诺维信生物工程公司利用部分盈余热能作为生产所用蒸汽来驱动其部分生产，以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②副产品合作，从发电厂产生的烟雾被净化脱硫后，才能从工厂烟囱排出。净化过程需要石灰和回收的循环水，在此化学过程形成残留工业石膏。③水合作，在工业共生中的企业每年生产用水的近三分之一在共生中被回收并再利用，既降低了企业成本，又显著减少了供水压力。

（五）其他国家典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1．澳大利亚的生态城市

澳大利亚的生态城市建设是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之一。哈利法克斯（Halifax）生态城是澳大利亚首例生态城市规划，创立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哈利法克斯生态城，位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内城的原工业区。其规划改变了传统的直线思维，创新点是规划格网呈方形。1994年2月，哈利法克斯生态城项目获“国际生态城市奖”, 1996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人居会议的“城市论坛”中，该项目被作为最佳实践范例。其生态开发在开发的目标、原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传统商业开发明显不同：恢复退化的土地，尊重并适应生物区的生态因素，开发模式与景观、土地固有形式及其极限相适应，平衡发展，阻止城市蔓延，优化能源效用，保持并促进文化多样性。

2．新加坡的绿色城市

新加坡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主要体现为其绿色城市建设。新加坡的绿色城市建设措施主要体现在构建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绿色建筑”等方面。新加坡平均每人拥有1.6辆机动车，给城市交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998年，新加坡开始着手建造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通过对道路交通数据收集与测算来界定拥堵路段，汽车在交通拥堵路段通行要收费。新加坡致力于打造成世界清洁能源的枢纽之一。近年来引进许多世界级的重大项目，包括美国劳斯莱斯的燃料电池研发项目，澳大利亚公司兴建的世界最大的生物柴油制造厂项目，丹麦风力发电机制造商设立的研发中心项目等。新加坡通过立法管制、政策鼓励、市场推动和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推广绿色建筑。

3．荷兰的智慧城市

荷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主要体现为智慧城市建设。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代表，其区域面积为219平方公里，仅占荷兰国土面积的0.5%，而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荷兰全国的33%。阿姆斯特丹其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可持续生活战略。通过智能化的节能技术，可以大幅度降低城市居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②可持续工作战略。通过建立智能化大厦，降低商业领域的能源消耗。③可持续交通战略。在港口电站配备电源接口，为传统交通工具提供清洁能源。智能电话支付系统和清洁能源发电体系都是创新型技术。④可持续公共空间战略。启动气候大街项目，主要对后勤部门、公共空间和商户进行智能化改造。

三 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达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发达国家生态建设的主要经验有以下方面。

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的法律体系。发达国家首先是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如美国的《区域生态保护法》、《生态安全保护法》、《国家环境政策法》等；日本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废弃物处理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法》、《汽车资源再生利用法》和《绿色采购法》等；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污水排放法》、《环保行政法》和《自然保护法》等。瑞典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有系统地制定环境法律以保护环境，迄今已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环境法律体系，主要有：《自然保护法》（1964年）、《环境保护法》（1969年）、《禁止海洋倾倒法》（1971年）、《自然资源法》（1987年）等。通过制定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有效地推进了生态环境建设。

综合运用各种环境政策措施。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综合运用多种环境政策，包括环境税、排污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通过这些政策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瑞典在开征二氧化硫税（每吨3050美元）一年之后，硫化物的排放量比上年减少了16%，燃煤和泥浆中硫的排放也有相当程度的降低。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生态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进一系列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旨在将高能耗、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和低排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德国发展的重点是生态工业，美国的“绿色新政”包括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日本在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建设低碳社会。

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重视利用生态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德国通过发展先进的环保科技，修复生态环境。日本开发积累了大量的污染控制技术和节能技术，并在污水处理、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资源保护方面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研究成果为推动日本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重视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发达国家把对公众的环境教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因此，公民具有高度环境责任感和节约能源观。德国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形成了完整的环保教育体系。日本已经形成了针对中长期目标的专业和非专业性正规教育，分类实施对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公众的专门环境教育，对公众的社会性教育等，通过提高各界人士对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规范其在工作、生产、消费和生活过程中的环境友好行为，推进全社会各阶层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只有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达成共识，携手合作，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