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年9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父亲莫里斯·邓迪斯（Maurice Dundes）是律师，母亲海伦·罗思柴尔德（Helen Rothschild）是钢琴家。综合父母双方的家族世系看，邓迪斯身上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的血统。

按邓迪斯自己的说法，他的一生包含程式化的经历和让他走向民俗研究职业道路的一次转折。与其说他的早期人生经历处处都为他后来的民俗研究埋下伏笔，不如说他以民俗研究的眼光来剖析自己的人生，他的民俗研究处处都折射出自己的人生经历。

邓迪斯一生中的程式化经历可以用三个矛盾对立来描述。

他出生于城市，却在乡村长大。邓迪斯父母都是纽约当地人，邓迪斯也在纽约出生。但他9个月大时，父母从曼哈顿移居到纽约以北65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场上，他的童年就在这个农场上度过。父亲每天乘火车到纽约上班，晚饭时给家人讲在火车上听到的故事，启发了邓迪斯对民俗的兴趣。

邓迪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他却在非宗教的环境中长大。他认为全家移居农场的原因是父母想躲避宗教信仰。他回忆说，尽管整个家庭的朋友都是犹太人，尽管他为自己的出身骄傲，他却对真正的宗教习俗了解不多，对犹太教的宗教内容也知之甚少。他认同弗洛伊德，不仅因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力量，还因为弗洛伊德身为一个不信宗教的犹太人，总是去解释犹太人的身份和反犹太主义的问题。这与邓迪斯的人生际遇有关。邓迪斯还深受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影响，而博厄斯也具有犹太人背景。

邓迪斯对民俗的兴趣得益于父亲的故事家天赋，而父亲却在他18岁时去世。邓迪斯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每读100本书可得到父母1美元的奖励。1952年父亲去世，这让正在读大学的邓迪斯陷入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困境。父亲的早逝促使他在后来的民俗精神分析中思考和研究父亲形象，也让他在职业生涯中像父亲一样对待学生。

邓迪斯人生中的那次巨大转折发生在1958年。邓迪斯因受母亲影响爱好音乐，1951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音乐，可两年后又转而学习英语文学。邓迪斯1955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先到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海军服役两年，1957年回耶鲁大学继续攻读英语硕士学位。他阅读了乔伊斯和叶芝的著作之后，在现代小说的课堂上向老师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询问，是否可以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品中令人着迷的凯尔特神话和迷信。布鲁克斯否定了邓迪斯的想法，因为他认为那一类的材料只是伟大文学作品的背景而已。邓迪斯在英语小说的课堂上向另一位老师保罗·皮克雷尔（Paul Pickerel）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皮克雷尔说，在伊利诺斯、印第安纳或这一类的大学可以学到这方面的东西。邓迪斯去图书馆查询，发现印第安纳大学竟然有民俗学系！于是，他决定去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民俗学。这一巨大转折确立了他的学术方向，也决定了邓迪斯此后一生的命运。

1958年还发生了邓迪斯一生中的另一件大事：邓迪斯与卡洛琳· M．布朗（Carolyn M. Brown）结婚。此后，卡洛琳全心全意照管家庭，陪伴了邓迪斯一生。

1959年，邓迪斯到印第安纳大学学习民俗学，得到“美国民俗学之父”理查德·M．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的指导。在这里，邓迪斯学习了费利克斯·奥依纳斯（Felix Oinas）讲授的俄国民俗学，通过奥依纳斯，知道了此后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还学习了大卫·比得尼（David Bidney）讲授的神话理论，沃伦·罗伯茨（Warren Roberts）讲授的民间故事，厄米尼·惠勒－沃格林（Erminie Wheeler-Voegelin）讲授的南美和北美印第安人民俗。这些都在他一生的民俗研究中留下了印记。

邓迪斯用三年时间取得了民俗学博士学位，到堪萨斯大学工作一年。1963年，邓迪斯经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推荐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系任教。1963～1965年任助理教授，1965～1968年任副教授，1968年任教授。与他这段时间在学术上的突飞猛进相应，他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大女儿艾莉森、二女儿劳伦、儿子戴维分别于1960年、1962年和1963年出生。

邓迪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42年，是伯克利著名的“笑话教授”，吸引崇拜者无数，直至2005年3月30日下午，因突发心脏病，倒在研究生研讨会的课堂上。

邓迪斯的民俗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20年。这是邓迪斯成果最为丰富、最有价值的时期，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框架以及主要民俗学主张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

中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20年。这一时期邓迪斯集中关注对具体的民俗事项的精神分析。

晚期：21世纪初的5年，即邓迪斯生命的最后5年。这一时期以邓迪斯2004年在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演讲的《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和2005年编著的《民俗：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为代表，这些成果既可以说是邓迪斯对自己一生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也可以说是邓迪斯对美国民俗学、世界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邓迪斯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时间长，著述丰厚。但是，英文资料中对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评论并不丰富。它们主要分为三类：邓迪斯生前人们对邓迪斯文章、著作或编著的评价；邓迪斯身后人们对邓迪斯一生学术研究的总体评价；邓迪斯的崇拜者纪念邓迪斯的文集。

邓迪斯的研究贯穿了20世纪中后期和21世纪初期。他思维敏锐，求新求异，批评他人时言辞尖刻，直言不讳，而人们对他的具体研究也毁誉交加。他的民俗精神分析研究不仅难以得到同行的支持，还屡次触怒被分析对象，引起轩然大波。但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有人称他是这个领域没有追随者的领袖——他也深以为然，但他在民俗学理论和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给予其他研究者的深刻启迪，有目共睹。多尔逊在1968年曾这样盛赞时年34岁的邓迪斯：

 

通过《民俗研究》这本书，邓迪斯给予民俗研究极大的激励，也使自己成为同辈人当中首屈一指的民俗学家。

 

邓迪斯思想活跃，善于学习、反思和创新。他反对把民俗看成静态的、僵化的遗留物，反对按照字面的、历史的方法理解民俗，反对民与俗的割裂，强调在语境中理解民俗。邓迪斯强烈反对在民俗研究者当中普遍存在的重收集描述、轻分析阐释的传统，毕生致力于对民俗的分析和阐释。他辨析民俗研究中识别与阐释这两个步骤的关系，认为识别是阐释的基础，阐释是识别的目的；强调要通过阐释民俗来理解民俗的拥有者，认为这是民俗研究的最终目标。由于深受结构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邓迪斯把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与比较研究法（历史－地理方法）等一起应用到民俗研究当中，尝试着阐释民俗背后的深层含义，希望通过民俗，按照由内到外的途径去理解“俗”背后之“民”。

邓迪斯不仅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民俗学界各种思想交会碰撞、民俗学蓬勃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世界民俗学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为这一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邓迪斯身为国际知名民俗学家、大学教授，极富感染力，深受学生欢迎；他经常现身于电视和流行杂志上，有不少崇拜者。在美国有三本专门纪念邓迪斯的文集，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例如：认为如果民俗学有诺贝尔奖，邓迪斯应该是最佳提名人选；认为邓迪斯对民俗学的影响堪比博厄斯对人类学的影响；等等。所以，也有人认为邓迪斯被过度称颂，甚至有被“神话化”之嫌。

邓迪斯曾多次获奖。1962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二等奖，1966～1967年获古根海姆奖, 1972～1973年获全美人文基金奖, 1976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一等奖，1993年获皮特雷奖——国际民俗学终身成就奖, 1994年获“加州大学杰出教师奖”, 2005年获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学杰出成就奖”，等等。而他最为珍视的，是1994年获得的“加州大学杰出教师奖”。

尽管邓迪斯如此光芒四射，我们仍能从他的学术研究中看到黯淡的一面：他在民俗精神分析领域深感寂寞，这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无奈；他在设想定义民俗的宏大计划之后半途而废，这与他对民俗研究的巨大热情形成对比；在对民的态度上，他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明显的矛盾。

由于国内学者的积极译介，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统计，与国外其他学者相比，邓迪斯的成果引进较多，对中国影响较大。

邓迪斯早在1965年编著的第一部作品The Study of Folklore于1990年经陈建宪、彭海斌译为汉语出版，这是中国引进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第一本汉译著作。虽然该书出版时邓迪斯年仅31岁，但他在每篇文章前所加的按语已经基本体现了他一生的民俗学研究主张。该书对民俗概念的探讨和对民俗范围的界定不仅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也掀起了一场概念革命。

邓迪斯1984年出版的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于1994年经朝戈金、金泽等人译为汉语出版，并于2006年修订后再版。

邓迪斯1988年出版的The Flood Myth经陈建宪等人翻译，汉译本《洪水神话》于2013年出版。

户晓辉编译的《民俗解析》收录了邓迪斯本人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11篇文章，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邓迪斯的民俗学思想。

另外，不时有学者翻译、介绍或评论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

1990年，The Study of Folklore的汉译本《世界民俗学》出版。邓迪斯欣然应邀来到中国的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赠送了自己的部分著作。此后，邓迪斯多年向The Stud-y of Folklore的译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建宪老师赠送自己的编著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民间故事的结构研究、洪水神话研究、灰姑娘故事研究，等等。同时，邓迪斯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开始了解邓迪斯，不少学者的著作或论文涉及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自觉利用邓迪斯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具体的民俗学问题。此外，还出现了有关邓迪斯译著的翻译批评。

然而，数量的累积并不能证明我国对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已经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事实上，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中国读者对邓迪斯的误读和曲解屡见不鲜。解决这一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方面需要对邓迪斯的重要论著进行全面汉译，另一方面需要对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进行系统分析和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