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扬州的文化底蕴

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推进的重要文化环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文化桥梁。

扬州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左传·哀公九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关于扬州城市的文字记述，由此可知，至今扬州至少已有2500年的建城史。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扬州创造和积累了别具光彩的地域文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历代的扬州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贡献，而其中尤以汉、唐、清三代最为辉煌灿烂。

汉代扬州是众多封国的都城，扬州迎来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文化也进入兴盛时期，文学、儒学尤著称于当世。汉初，吴王刘濞都广陵，聚用了一批文学侍臣，首开扬州文学风气。辞赋名家枚乘在扬州写下奠定汉赋体制的《七发》及《谏吴王书》等名篇。西汉董仲舒在扬州任江都相期间，提出了“正谊明道”这一命题，深刻阐释了“道”与“义”、“功”与“利”的矛盾统一和相辅相成，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扬州也树立了一种道德风范。尽管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争议，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倡导“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推动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重要的意识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文化最为璀璨、最具强势的时代是唐代。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确立了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唐朝扬州雄富冠天下，时有“扬一益二”之称。城市空前繁华，有“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美景，有“市桥灯火连霄汉，水郭帆樯近半牛”的盛况。大量文人雅士汇聚扬州，隋唐学者曹宪及其弟子李善为《文选》作注，推动了文选学在扬州的形成，影响全国，泽被后世。中国第一部记录典章制度的巨著《通典》，系杜佑编撰于扬州任上。唐代扬州文学艺术气势恢宏、光辉灿烂。900卷的《全唐诗》，收录了2200多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歌，那些享有盛名的诗人大多与扬州结下不解之缘，仅歌咏扬州的诗作即在千首以上。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60多位著名诗人留下200多篇歌咏扬州的佳作，被后人历代吟咏。扬州诗人张若虚长诗《春江花月夜》有“孤篇压全唐”之誉。李邕以文章、书法名扬天下。戏剧、雕版印刷等在唐朝时期也在扬州兴盛起来。

五代十国时期，扬州为吴国都城，南唐重镇。扬州籍著名文人多有著作传世，冯延巳工词，语言清新流转，推崇婉约词风，对宋词有重要影响。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整理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在学术界并称“大小徐”。北宋扬州仍为东南繁华之地，文风亦盛。扬州有诗文传世的文学家不下30人，以王令、秦观成就最为卓著。扬州学者胡瑗、孙觉、潘及甫、张汝明、李衡等，均有学术贡献。胡瑗创“明体达用”之说，开宋代理学之先河。宋代文豪欧阳修、苏轼先后任扬州太守，倡导文化，流芳百世。南宋时，扬州因屡遭战事，文事渐衰。辛弃疾、姜夔、文天祥等先后到过扬州，在扬州写下传世诗文。元代扬州是戏曲的重要传播中心。明代扬州文化艺术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学术研究之风气渐盛。王艮突破传统儒学，立“格物致知”、“百姓日用是道”等学说，开创了“泰州学派”。扬州文学、戏曲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有施耐庵、汤显祖等著名作家，有柳敬亭等著名说书家。在诸多画家中以陶成、唐志契最为著名。

清代扬州成为漕运枢纽和全国最大的盐业经销中心，也是漕运转输中心，物资云集，商业繁荣，人口集聚。清康熙、乾隆两帝分别六次南巡，更推动扬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扬州繁盛今胜夕”的局面。扬州成为东南第一大都市。清代扬州经济的繁荣，也促使士商交流密切，扬州富商热衷于扶持文化事业，甚至士商合流、亦儒亦商，这都极大地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学术昌盛，相继而起涌现出扬州学派、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文化硕果。清代学术主干是经学，清乾嘉两朝，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全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乾嘉学派则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学术成就。乾嘉学派由吴派、皖派、扬派构成，乾嘉学派以皖派领袖戴震为先导，后由扬州学派承继吴、皖两派而崛起，成就也最为突出。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说：“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代表人物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任大椿、刘大椿、刘宝楠等，不立门户、不重声气，实事求是、广大圆通，学风严谨朴实，不拘泥于经学，还在史学、艺术、语言、天算、地理、校勘、目录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扬州学派发掘整理经学遗产，学风严谨，持论精审，同时又感国势不振，吏治腐败，致力于经世致用，注重自身修养，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命运，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政治实践，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兴起的开端。清末扬州学术由于战乱而盛况不再，刘文淇后人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成为扬州经学队伍中的殿军。在清代嘉道年间至民国中叶，扬州还出现了太谷学派，它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佛、道二教观点，被称为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

清代扬州文士辈出，王士禛、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魏源、龚自珍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扬州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清代扬州书法、篆刻、绘画艺术人才之多，成果之丰，其他城市无出其右。以石涛为先驱、“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清代扬州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流派。郑燮、金农、黄慎、高凤翰、李方膺、汪士慎、罗聘等画风以泼墨写意取胜，师法自然，摆脱宫廷提倡的形式主义的羁绊和贵逸平和的“士气”的束缚，独特的个性、泼辣的画风，一扫画坛仿古摹古的沉闷空气，反映时代精神的新风貌。其书法、篆刻也另辟蹊径，独具一格，在诗、词、曲、文、联等领域也自有成就。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对后世中国书画艺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清代扬州戏曲、评话、书院、雕版印刷、修志、藏书等颇为兴盛，成为扬州文化的象征。《全唐诗》、《全唐文》等重要典籍都在扬州刊印，扬州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扬州自古就是戏曲名区，清代成为中国南方的戏曲中心，戏剧发展进入高潮：雅部昆班林立，花部乱弹勃兴，诸腔齐奏、名流汇聚，众彩争辉。乾隆、嘉庆年间，“四大徽班”先后从扬州进京，是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评话、弦词、小曲、道情、鼓书等曲艺异彩纷呈，广陵琴派名家辈出，誉满海内。

扬州工艺传承久远，积淀深厚，技艺精湛。历史上玉器、漆器、刺绣、木雕、剪纸、园林、盆景、雕版印刷、玩具、灯彩、八刻等都有突出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唐代鉴真东渡随行人员有扬州玉作、漆作工人和绣师。清乾隆年间，扬州成为全国漆器、玉器、字画、紫藤红木雕刻等工艺品的生产中心之一。两淮盐政每年春秋两季进贡大量工艺美术品，承办紫禁城宁寿宫、圆明园等重大建筑装修工程。理发、沐浴、烹饪技术，俗称“扬州三把刀”，把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技术提高到文化层面。淮扬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扬州被认定为淮扬菜之乡。

咸丰年间由于战乱和盐业凋敝，扬州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盛况消失了。清末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扬州文化多姿多彩、浩瀚博大。扬州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连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虽遭多次城毁劫难，但又屡次重生。辉煌灿烂的扬州文化蕴含着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体现了扬州先民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气质，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振庭说：“扬州文化是综合的中华民族文化，不管爱好什么的人，都可以找到他的所爱。”“扬州是唤起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好地方。”

扬州文化，是研究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学者曹聚仁赞叹：“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1982年国务院公布扬州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文化包容开放，对各种文化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因而，不断积蓄力量，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工艺制作等领域，都锐意创新，可谓出类拔萃、人才辈出。扬州学术、艺术、技术，无不精妙绝伦，力求精致，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扬州风格。扬州文化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重温重教的人文传统，闲适优雅的诗性智慧，清风明月的高尚人格，不仅对中国广大区域形成巨大的文化影响，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成为当今扬州城市文化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和雄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