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孔传》虚词研究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孔传》研究的关注度偏低，多是基于《尚书》学史的研究背景下所涉及的文献考证，而从语言学角度并纳入汉语史领域研究的很少。相关研究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孔传》的文献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随着《尚书》学的深入研究，《孔传》的问题也多被学者研究所涉及，但形成专著的比较少。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孔传》出现的时间、作者、真伪等问题的探讨。

1．专著方面

在围绕《尚书》综合性研究基础上，对《孔传》进行专章性的探讨。主要代表作有以下：前辈学者陈梦家《尚书通论》对《孔传》的作者以及出现时间有专述。他认为：“东晋晚叶，会稽孔安国侍中推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作《尚书序》，又为今古文五十八篇及书序作书注，此书似奉晋武帝诏而作，主旨在缀集古义，而作者以今推古，于传注之外增益古文。书出，徐邈注音，范宁变隶古定为今字。东晋之末行于民间，齐时已立于学官，此后南朝盛行，隋初始入河朔。唐立为官学。”张西堂《尚书引论》于第六章专述“伪孔传本之伪证”，从“梅《尚书考异》所提出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所提出者”两个方面，论述“史汉无孔安国作书传之事”，并提出“伪孔传出于王肃”。马雍《尚书史话》对《孔传》的产生以及辨伪进行了梳理，认为“《孔传》并不是同一人同一时候造出来的，而是分两个阶段形成的”，“它实际上保留了不少古注，标一个‘伪’字并不贬低它的学术价值”。蒋善国《尚书综述》在第五编“尚书的真伪”中，对“伪《孔传》的由来和出现年代”、“伪《孔传》作者”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认为“伪《孔传》出现时间约在太康三年以后”，并从“思想”、“传注古书”、“经学”、“时代”、“姓氏与著作”等五个方面论证“《孔传》作者为孔晁”之说。刘起釪《尚书学史》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对《尚书》学的流变详加考察。其中，第六章“魏晋至唐的《尚书》——伪古文出占《尚书》正统”对伪《孔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伪《孔传》出现在东晋初年”之说。同时，刘氏还著有《尚书研究要论》、《尚书源流及传本考》、《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等书。蒋氏、刘氏的著作是目前学术界《尚书》综合研究的新成果。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则力主《孔传》作者为汉孔安国，认为“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具体采用过孔安国‘古文说’，班固所说的‘古文说’是指孔氏‘《尚书》古文学’的‘师说’、‘家法’，也就是《孔传》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尚书》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涉及《孔传》研究，例如：许锬辉《尚书著述考》、吴福通《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刘德汉等《尚书研究论集》、吴康《尚书大纲》，等等。

2．期刊论文方面

关于《孔传》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古文《尚书》真伪之辨而进行的初步探讨，具体如下：《〈尚书〉传王孔异同考》（吴承仕，《华国月刊》，1925年第10期）、《古文〈尚书〉作者考》（陈梦家，《图书季刊》，1943年第3/4期）对古文《尚书》与《孔传》作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梅赜〈尚书〉古文真伪管见》（黄肃，《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认为“梅赜献的《尚书》集两汉、魏、晋辑佚，整理《尚书》的大成”，并否认古文《尚书》以及《孔传》之伪；《〈尚书〉述略》（钱宗武，《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了《孔传》研究的价值，即“《孔传》汇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比汉儒的传注更加精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阅读《尚书》的重要训话材料”；《〈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李学勤，《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提出“《尚书孔传》魏晋间业已存在”；《伪〈尚书〉的出现及考辨的历史》（杨旭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尚书〉的古今文问题》（邵毅杰，《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8期）、《〈尚书〉中近一半篇目是怎样被证明是伪造的》（陈增杰，《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等对伪古文《尚书》以及《孔传》的考辨历史进行了比较完备的梳理；《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杨善群，《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指出“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长期流传于世，至魏晋之际完备成集而形成传授关系，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非一人一时之伪造”，“不管推定古文并为之传注的是哪一个孔子后代，孔氏家族长期收藏和修缀，无疑是古文《尚书》又一个相当重要的渊源”；《伪〈古文尚书〉与伪孔安国〈尚书传〉》（王树民，《文史知识》，2003年第10期）指出“伪《古文尚书》与伪《孔传》的研究价值”，“作为魏晋时期的作品，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等方面，都是直接史料”；《朱熹证伪〈古文尚书〉及〈序〉、〈传〉详考》（杨文森，《文教资料》，2007年第6期）“以朱子《文集》和《语类》为基础，整理了朱子对《古文尚书》及《序》、《孔传》的分析”；《〈尚书孔传〉成书问题新探》（陈以凤，《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通过“《孔传》与《小尔雅》两书释词的比较研究，认为今本《孔传》当是包括孔安国在内的孔家学者的集体作品，是汉代孔氏家学的产物”；《“伪〈古文尚书〉案”平议》（丁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指出“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这表明，关于《孔传》与古文《尚书》的真假之争远未休止。

3．学位论文方面

目前，关于《孔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3篇：《西汉孔氏家学及“伪书”公案》（陈以凤，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对“作书传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辨析，认为“今传本《孔传》不是安国所亲作，当成书于安国以后的孔氏学者手中”；《建国后“伪〈古文尚书〉”及〈尚书孔传〉研究平议》（白林政，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从“作者”、“出现时间”、“真假”等三个方面对《孔传》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并认为“《孔传》何时面世，仍有不同说法，其研究仍需继续深入”；《东晋古文〈尚书〉真伪研究》（李艳芳，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对《孔传》出现的时间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列举了刘知几、朱熹、陈梦家、刘师培、陈汉章、皇甫谧、孔颖达、蒋善国、郭璞、李学勤等学者的观点，并认为“《孔传》保存了不少《尚书》的逸文和古注，对词义与文义的解释是研究中、上古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关于《孔传》的语言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孔传》的语言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专著方面

业师钱宗武教授的《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结合了《孔传》的部分训释材料，对今文《尚书》中的复合词、成语、单音词、通假字、代词、特殊词序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的研究，填补了汉语史研究上的空白。其后，又著《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结合《孔传》的语言特点，从语言学角度对今文《尚书》传世文本进行全面解析，详细考察了其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见解精辟，内容丰赡。此外，又著《今文尚书句法研究》，从语法角度详细对比了经文与《孔传》中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揭示了文献语言句法形态演变的规律，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期刊论文方面

《〈孔传〉或成于汉末晋初》（钱宗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立足于语言的时空性和社会性特点，并运用语言学方法，考察上古文献范围副词“咸”和“胥”的历时、共时变化，进而推测《孔传》的成书年代，开创了研究《孔传》虚词的一个新角度。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经文与《孔传》语料结合，进行语言学上的初步探索。例如：《试论〈尚书〉中叹词的作用及其影响》[廖振佑，《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试论今文〈尚书〉的叹词》（沈丹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尚书中的“克”与“能”》（刘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2期合刊）、《今文〈尚书〉歧义结构研究》（张文国、张文强，《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以及《今文〈尚书〉指示代词研究》（张文国、张文强，《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等等。

3．学位论文方面

《今文〈尚书〉经文和〈孔传〉虚词对比研究》（孙浪，扬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初步描写分析了今文《尚书》经文和《孔传》中的部分代词、介词、连词和副词的用字相应变化情况，以及今文《尚书》经文和《孔传》中部分虚词的使用有无变化情况，揭示了其中一些语法变化趋势。但是，对于《孔传》本身共时层面上的虚词并无系统的研究。

纵观《孔传》的研究，前人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主要是围绕校勘、辨伪、词语训释等文献学角度进行探讨，而这种探讨也是比较零散的，没有系统性。尤其是从汉语史角度对《孔传》虚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尚未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汉语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文献学家在研究《孔传》时，多侧重于文献证据而较少考虑语言特征。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某部作品出现时必然带有其语言的时代特色。诚如周锡所言：“以文本之语体印证其语料，如两者的时代特征相合，始可作出认定，而成为强有力的本证；否则，对有关纸上材料的可靠性也尚须存疑。所谓语言形式，主要指语法、修辞（包括某些虚、实词的运用）、音韵等方面。”因此，本书立足于《孔传》虚词语料的穷尽性统计，借鉴汉语史以及语言学的前沿理论，采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求《孔传》本身的语言结构特点并进行系统的描述，进而揭示汉语虚词演变的过程与规律，为长期的《孔传》辨伪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