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变量结果：标准社区和非标准社区

当我们纵览大都市区及其社区情况时，可能会将某个社区描述为标准或非标准社区。标准社区基本分布在该大都市区或全国的统计平均值附近，而非标准社区更有可能分布在极端值处。本章提及的统计数据从数值角度对标准社区和非标准社区进行了定义。社会科学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生命周期阶段和族群是导致大都市区出现社会分异的重要因素。下文中将呈现城市社会组织在以上三个维度上的特征。此外，我们还将提及与居住分异相关的特定住房、人口密度和居住流动性特征。对所有特定变量的选取均在生态学分析复制研究结果的指导下完成。

社会经济地位

人们常常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大都市的主要分异因素。相关研究表明，贫困社区（社区内居民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与城市马赛克地区的高档社区被隔离开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是非常好的衡量社区状况的综合指标。与这两个特征相关的收入水平是衡量家户（household）商品和服务购买力的最直接的指标。由于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关，因此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居民的“购买”能力，或者至少能表明其在高档社区购买一栋住宅的能力。那么，在大都市区的社区内，人们的一般收入水平怎样？收入水平的相差范围有多大？

图2-1显示了本研究中相关社区的收入分布情况以及美国家户的总体收入分布情况。1979年，约13 %的美国家户收入低于5000美元（根据1980年人口普查收集的信息），另有5 %的居民位于收入分布图的最右端，收入超过5万美元。近一半的家户收入介于1万～2.5万美元之间。

这是美国总体的家户收入情况，社区的家户收入情况稍有差别，原因在于我们通过计算社区内家户收入的平均水平来测量“社区收入”。我们用家户收入中位数来代表一个社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社区内一半家户的收入低于该中位数，而另一半家户的收入高于该数值。不足称奇的是，在社区收入分布柱状图中，有很多观察对象（普查街区）的收入会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的中部。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中等水平的平均值”效应。

在我们所研究的任意一个大都市区（21个）中，“标准”社区的平均家户收入介于1.5万～2万美元之间。但是，该社区内许多家户的收入仍然有可能在该范围之上或之下，只是很少有社区的平均收入分布会像全国家户收入分布那样出现极端值。对于收入处于5万美元档的社区，其一半以上家户的收入必须至少为5万美元。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社区（少到可以忽略）拥有如此多的高收入家户。

同样，在收入分布图的最左端，13%的美国家户的收入在5000美元之下，只有4%的家户收入在5000美元之下。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将主要关注某个或其他社会特征的社区平均值。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平均值指的是社区内数值分布的平均水平。当然，首要关注点是社区的数值，原因在于这些数值被视为居住系统和社群中的分异点。

表2-1呈现了本研究中的各大都市区内所有社区的家户收入中位数的分布情况，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大都市区之间标准社区的收入水平以及统计区内部社区收入水平的分布情况。该平均值在统计区内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工资水平、生活费用水平甚至不同的家户组成。收入数值从约1.3万美元/年（伯明翰）到超过1.9万美元/年（西雅图）不等。根据表2-1，在一般情况下，较大的北方大都市区的家户收入水平更高，尽管观察者很快指出这些地区的生活费用也高得多，甚至可能抵消大部分超出平均值的收入。四分位环提供了一些用以了解大都市区富裕社区的分布极限情况的线索。经分析，纽瓦克的社区收入水平分布范围最广，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约差1.3万美元。纽瓦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上四分位环的收入为2.6万美元，即在纽瓦克统计区的所有社区中，有1/4的社区的收入水平在2.6万美元之上。这一收入水平在所有统计区中为最高水平。将所有数据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发现，纽瓦克统计区内有许多极度富裕和极度贫困的社区。毫无疑问，导致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是纽瓦克统计区与纽约之间的连接带——新泽西州北部经济区。与纽瓦克相反的是希博伊根统计区——其上四分位社区（普查街区）与下四分位社区之间的差值小于4000美元。

社区收入的极值（extremes）为多少？在表2-1中，我们还给出了统计区内家户收入（社区平均水平）的极小值和极大值，这些数据源自普查街区内居民填写的信息。在大部分大都市区，最贫困的普查街区的收入水平为5000美元，其中也存在部分普查街区的收入低于这一数值。几乎每个城市内高档社区的家户收入中位数都在5万美元之上（1979年），这意味着在该普查街区内，有一半家户的收入超过5万美元。就收入水平而言，芝加哥名列前茅，其下属的一个社区内的收入水平甚至高达5.6万美元。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可能存在更多的极值，原因在于大都市区拥有更多的普查街区以及上文提及的整体分异。

四分位区间描述了各个大都市区内收入居于前25%的社区与居于底部25%的社区之间的差距（也即平均收入差别，以美元为单位）。在最大的统计区（包括芝加哥、纽瓦克、新奥尔良、波士顿和亚特兰大），其社区收入水平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更大的整体分异造成的。

收入体现了一个家户或个人的购买力，而职业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地位指标。在家户寻找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社区时，居住流动性有助于维持都市马赛克地区的存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表提供了广泛的职业类别，从而便于据此推断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事社会地位较高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越大，那么该社区的经济地位就越高。

表2-2列出了所有（根据人口普查信息）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的劳动者（男性和女性）的分布情况。其中许多劳动者都是高级白领，在人口普查划分的普查街区的职业类别中位于地位等级的顶端。此外，城市之间及城市内部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在表2-2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它们很好地反映了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结构的变化。服务业的比例逐渐上升而制造业的比例相应下降，这两个行业分别雇用了29%和22%的美国劳动者。此外，这种产业转移还伴随着职业变化——蓝领工人比例下降而白领工人比例上升，以致在本研究的标准社区中，白领工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20%。

大都市社区的职业构成也体现了其经济基础。在伯明翰和弗林特——两个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其标准社区（第3列）中只有约15%的劳动者属于白领阶层，而且在25%的社区（第2列）中，不到1/9的劳动者属于白领阶层。而另一个极端情况是，社区中有较大比例的城市（和郊区）专业技术人员，因此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在波士顿，这一现象非常明显；标准社区中，25%以上的劳动者（居住在社区内）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而且在其578个社区中，大约有144个社区的1/3以上的居民也属于这一职业群体（第4列）。在部分大都市区，甚至存在大部分劳动者都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的社区（第5列）。

同收入一样，职业地位在统计区也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分异（第6列）。由于职业往往体现为收入，因此相关分布情况与收入分布情况差不多。纽瓦克的四分位区间再一次成为最大值。尽管收入水平非常高而且是许多国家金融机构的聚集地，但就这个变量而言，芝加哥在所有统计区中处于中等水平，这足以证明其基础经济的广度。实际上，在其内1/4的社区中，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业的劳动者占比为11%，为所有统计区中最低的比例之一。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有约15%的社区处于两个四分位数之间，这与其他统计区极其相似。规模更小的大都市区往往四分位区间更小，但是伯明翰、圣路易斯和西雅图这些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的四分位区间也很小，表明这些地区的产业集中度更低。前两个大都市区（伯明翰和圣路易斯）的区间较小是由于相对缺少高级白领，但是西雅图的区间较小则是由于拥有过多的高级白领。

收入分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对经济地位。因此，贫困线标准还应考虑到家户人口数量以及生活费用。在1980年人口普查制表过程中，工作人员开展了统计评估工作以了解每个家庭（及其所有成员）是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统计部门不仅关注贫困程度，而且关注贫困集中度。政策分析家们非常关心人们在贫困社区中成长所受到的影响，这里的贫困社区也即周围的大部分同龄人都处于极度不利环境中的社区。

表2-3和表2-4直接阐述了贫困社区的离散度和集中度。在标准社区（表2-3的第3列）中，大约有1/12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这一数值在大都市区内部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正如人们所料，在很多社区中，贫困家庭的比例为零或者接近于零，但也有许多社区的贫困家庭比例很高。在新奥尔良和圣安东尼奥统计区，上四分位数表明：在最贫困的25%社区中，有约1/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在几个特大都市区中，至少有一个社区的绝大部分家庭（甚至是100%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中。在纽瓦克统计区，大约有212000人被划为贫困人群，还有超过43000人生活在最贫困的28个社区内（总社区数量为461个）。

当我们关注人口普查中生活在女性支撑家户中的儿童时，结果更为惊人。表2-4统计了生活在女性支撑家户中的贫困儿童比例。在标准社区内，所有生活在女性支撑家户中的儿童中，有1/4～1/2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乎每个城市都至少存在一个社区，其内所有生活在女性支撑家户中的儿童均为贫困儿童。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不能表明普查街区内具体有多少人属于贫困人群，但是它们显然表明了一个现象：美国几乎每个大都市区内都有大量的贫困地区，而且有孩无偶的单亲女性更有可能居住在这些地区。

家庭状况

生命周期或家庭状况特征构成了与城市地区社会分异相关的第二组变量。近来美国人口年龄构成和家户构成的变化受到极大的关注。1970～1980年，由于出生率仍然很低且婴儿潮逐代衰退，美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增加了2岁。此外，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受到人们一定的关注。1980年，11%的美国人口（250万人）年龄超过了65岁。与此同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国家户的平均规模缩小，从1940年的3.67人减少为1970年的3.17人直至1980年的2.75人。在城市的部分地区，单亲家庭家户和非标准家庭家户的比例逐渐上升，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家庭结构被视为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人们关注的领域延伸到了政策层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类群体在某些社区内的集中情况。人口普查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生命周期和家庭类型的空间分布。

图2-2绘制了1980年美国实际的家户规模以及社区平均水平的分布情况。由于美国人口的实际家户规模只能取离散值（1、2、3、4、5、6+），我们以这些点为参照对社区平均水平进行分组。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1980年有1/5以上的家户仅有1名成员，1/3左右的家户仅有2名成员，这种情况极可能是由一对夫妻组成的家户，3～4人规模的家户占1/3左右，成员人数在4人以上的家户比例显著下降。在普查街区中，2人家户（全国标准家户规模）的分布非常集中。（与收入一样，普查街区的分布比全国的分布更加集中）。存在大规模家户集中现象的社区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1个大都市区在平均家户规模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见表2-5）。多种因素均可以导致社区家户规模出现差异，但是通常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社区生育率（或儿童的比例）。平均家户规模的分布将体现社区内高生育率人口及独居人口的显著集聚。几乎所有的统计区或标准社区内家户规模的中位数均为3人以下。在生育率很高的盐湖城，25%社区的家户规模在3.7人以上。在大多数大都市区，内城的分异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约有1/2的人口分布于第75百分位数和第25百分位数之间。盐湖城的分异程度最高，芝加哥、圣安东尼奥和圣地亚哥的分异也不容小觑（在这一方面，标准差比四分位区间更能体现差异）。在位于另一个极端的各大都市区内，社区中存在家户聚集和生育率的同质性，例如在新贝德福德。

表2-6描述了老年人口的分布情况。这一变量呈现了中等程度的城市内部分异，以及小部分明显的大都市区的内部分异，且这些分异并不总是与人们最初的预测相一致。在大部分地区，社区上四分位数（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和下四分位数（老年人口比例最低）区间介于6～8之间——呈现中等程度的分异。如果我们观察中等普查街区，大约有10%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这一数值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相似。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老年人口的分布时，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特征。标准社区中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第3列）的大都市区并不是那些位于众所周知的阳光地带的大都市区，而是一些旧的工业城市，其中许多位于美国北部（例如新贝德福德、艾伦镇以及波士顿）。在发展较快的美国南部和西部统计区，中等普查街区（例如圣地亚哥、亚特兰大）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对较低。

可以肯定，这21个大都市区并不包括最有名的“退休”城市，但是如果对圣地亚哥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大都市区内各年龄层的分布情况。总体而言，圣地亚哥10.3%（总）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虽然圣地亚哥对退休人员也颇具吸引力，但是其老年人口比例小于迈阿密（15.7%）和坦帕圣（21.4%）等城市。虽然大部分普查街区的老年人口比例非常低——实际上，1/4普查街区的老年人口比例低于5.4%，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普查街区中老年人口的比例非常高。在没有展示出来的一些数据表格中，研究发现在圣地亚哥的379个普查街区中，约有38%的普查街区内至少有1/5的居民年龄在65岁以上。这一比例比其他20个统计区的比例都要高。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一个普查街区年龄在65岁以上的居民比例接近80%。一般来说，老年人口高度集中的现象很有可能出现在大力发展退休产业的统计区；然而事实却是，老年人口在大都市区的社区内更为集中。

表2-7中呈现的家户类型的比例即我们划分为非传统家庭家户的比例。在这一类别的家户中，其家户成员因家庭关系而联系在一起，但并不包括已婚夫妇（家户可以分为家庭户和非家庭户，非家庭户的成员包括独居者以及一群无家庭关系的个体）。在这一类别中，大部分家户为育有小孩的单亲家庭家户。其中，绝大部分家户由女性担任户主，因此尽管这一类别不等同于女性支撑家户，但是其分布与后者相同。其他家户往往是拥有庞大家庭体系的家户，主要为数代人住在一起及同一代人中的数名成员住在一起。

大都市区再一次出现明显的非传统家庭家户的集中现象，尤其是在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在这两个统计区，标准社区内有1/7左右的家户属于这种家庭类型。研究发现，在这些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中，少量普查街区内存在大量的单亲家庭家户和有庞大家庭体系的家户。纽瓦克10%的社区（约45个）中至少有38%的非传统家庭家户（并未在表2-7中显示），最高比例甚至高达61%。根据与规模相关的一般规律，这45个社区中有10万个相似的家户，其中有4万个左右属于这种非传统家庭家户。无论根据何种标准，这表明该大都市区的少数地区存在非核心家庭家户高度集中的现象。将21个大都市区的数据进行汇总，我们发现在所有社区中，有10%的社区存在非传统家庭家户集中的现象，这类家户类型在普查街区所有家户中的占比接近1/3。规模较大的统计区通常具有极端最大值，其中绝大多数家户属于这种类型。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非传统家庭家户社区集中度的离差（根据四分位区间和标准差）。在一些城市（包括阿马里洛、波士顿、盐湖城和西雅图），社区之间非传统家庭家户集中度相对差别不大；但是在几个大都市区，四分位区间尤其大，例如亚特兰大、芝加哥、新奥尔良和纽瓦克。在这些大都市区，黑人所占比例较大，而且与白人相比，黑人中单亲家庭家户的比例更高。毫无疑问，种族居住隔离促使这些大都市区出现非传统家庭家户社区集中度的离差，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大都市区中都有部分地区既包含非传统家庭家户并不常见的社区，也包含非传统家庭家户比较多的社区。

根据结论稍做推断，我们发现在普通美国社区中，约有1/5的家户为独居家户，此外还有1/10的家户属于不含已婚夫妇的家户。尽管平均集中度处于中等水平，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几乎在每个统计区内，部分社区的非传统家庭家户集中度非常高——具体来说，这些社区具有较高的单一类型家户集中度（非标准现象）。部分社区主要包括核心家庭家户及子女抚养型家庭家户，还有部分社区包括许多（甚至比例极其高的）单亲家庭家户，甚至还有部分社区包括许多独居家户。在过去几年中，核心家庭（夫妻两人及其孩子）家户的数量大幅减少，仅占所有家户中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独居家户的比例大幅增加，其中主要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关于家户结构和形成趋势的分析已经指明：收入增长、生育率下降、婚姻不稳定以及独居生活偏好是导致美国家户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社区居住系统中也包括这些因素。

我们将女性劳动参与也纳入生命周期特征中，原因在于我们预计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抚养孩子以及生命过程中的其他特征相关。近几十年来，女性劳动参与越来越普遍。截至198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了50%，而197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为43%，1940年这一比例仅为25%。我们有兴趣了解的是，这类劳动参与是否会在城市居住特征中体现，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分异发生了何种变化。

几乎在每个统计区中，普查街区内女性劳动力的比例（未用表格显示）均在50%左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大多数城市中，大约一半的社区处于50%上下浮动5%或8%所组成的区域内。女性劳动参与率特别高（75%以上）的社区所占比例非常小，女性劳动参与率特别低的社区同样占比非常小，在25%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研究发现大都市区内社区在年龄或生命周期结构方面的分布仍然较为集中，但是社区内孩子的出生并不能立即体现为社区内的女性即刻撤出劳动力市场。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虽然育有子女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其仍是劳动力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抚养孩子是大都市区生命周期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关于传统核心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已经过时。

族群构成

在所有特征中，与美国社区最相关的特征是其种族和族群构成。的确，1980年人口普查的第一批表格中就包含这些特征（为了政治区域重新划分）。在部分人看来，族群同源性是构建社群凝聚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候，族群同质性被理解为多数族群（majority）歧视少数族群（minority）的一种表现。我们将全面、深入地关注族群隔离，但是隔离数据并不能确定城市社区内各族群的规模，也不能表明统计区之间的族群构成分异（实际上，隔离统计数据旨在消除分布的这一特性）。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描述大都市区内按种族和世系划分的人口分布情况。

虽然根据目前的说法，种族-族群通常被视为一个分析维度，但是人口普查分类涉及好几个问题，因此可将种族和族群视为多个维度。我们将使用三种分类方法，每一种分类方法均源自不同的人口普查问题。括号中给出了主要的分类类别，具体如下所示。

（1）种族（白人、黑人、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及其他种族）；

（2）西班牙裔（包括波多黎各裔、墨西哥裔、古巴裔、其他西班牙以及非西班牙裔）；

（3）世系（15个独特的单个世系群体，以及其他单个世系和未指明的世系）。

根据自我认同，每个人都将根据上述三个方面进行自我分类。调查向所有受访者询问第1个和第2个问题；而第3个问题只针对长期样本对象。此外，询问长期样本对象的出生地，从而将外籍人口制成表格，并在后续工作中对该特征进行处理。我们将保留术语“族群划分”，用来指代相关维度——这些维度是美国人口分类的依据——的复杂性。根据人口普查的定义，我们在分析中将单独处理各个要素。

图2-3清晰显示了黑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白人在非黑人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很少住在同一个社区内（这个方面没有国家分布数据可供有效叠加，但是在1980年人口普查中，美国总人口中11.7%的人是黑人）。尽管这21个大都市区在整体种族构成方面存在差异，但数据显示很少有社区同时包含两个种族。图形呈U形，其中一侧比另一侧短。这个根据约6000个社区数据所绘制的图形预示了根据大都市区所绘图形的大致可能形状。

表2-8更精确地解释了大都市区的不同种族构成及区域内黑人的分布情况，并且与第一章中提及的统计区的种族构成相一致。几乎在每个统计区都有很大比例的（通常超过1/4）社区内没有黑人居住。在大部分大都市区，即使是在中等规模的社区内也几乎不包含任何黑人，尽管该统计区人口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黑人。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一小部分普查街区内居住的几乎全是黑人；而且大部分统计区都至少包含一个（通常是数个）几乎全是黑人居住的普查街区。四分位区间进一步表明，普查街区分布具有明显的种族构成差异。四分位区间包含1/2的范围分布情况，通常人口数量越大，囊括一半普查街区种族构成数值的四分位区间就越大。在黑人比例较大的大都市区，四分位区间非常大；在其他统计区，四分位区间相对较小，这表明，通常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黑人都住在少部分普查街区内。第四章试图用隔离统计数据的某个数值来反映整体分布的不均衡性。

在所研究的21个大都市区中，约7%的居民拥有西班牙裔，但表2-9显示这21个大都市区的分异较大。根据第50个百分位数，我们清楚地知道美国西南部地区西班牙裔美国人比较集中。在圣安东尼奥，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比例在40%以上，标准社区中有38.2%的人口为西班牙裔。此外，较大的城市往往也包含很大比例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例如在波士顿、纽瓦克和芝加哥，一些社区内住着较大比例的西班牙裔美国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城市内包含的多个族群以及社区人口结构对大都市区的特定特征产生了影响。人口普查于1980年第一次要求调查对象提供世系信息，从而了解有关人口起源及族群划分的持久性信息。1980年人口普查以普查街区为单位，对15个左右的族群世系进行了统计，但是此处如果要详细阐述每一个族群的话，信息量太大。因此，我们只做一个概括，并显示哪些大都市区是哪些特定族群群体的集中区。

表2-10介绍了各城市社区内种族和单一世系群体的中位数集中度，所有数据被按照统计区的规模从小到大排列。我们通过分析仅填写了单一世系的调查对象的数据，并包含了表2-8和表2-9中的中位数列以便进行对比。表2-10清晰显示了各世系群体在美国居住系统中的分布差异。美国境内的主要世系群体包括英国世系、德国世系、爱尔兰世系、法国世系、意大利世系和波兰世系（按相应顺序排列）。几乎在每个统计区内，英国世系、德国世系和爱尔兰世系的比例都不容小觑。在美国南部城市以及盐湖城和班格尔，英国世系美国人较为集中。而在美国中西部统计区，德国世系美国人所占比例更大。众所周知，圣路易斯内的社区有较高比例的德国世系美国人。在这个大都市区，标准社区中德国世系美国人的比例高达15.1%。而爱尔兰世系和意大利世系美国人则主要分布在东北部海岸地带。在波士顿统计区，中等规模普查街区中爱尔兰世系美国人的比例为13.2%。而在纽黑文，意大利世系美国人的比例特别高——在标准社区内，1/6的人口是意大利世系美国人。在地理区域内统计的6个主要世系群体中，最后两个是法国世系美国人和波兰世系美国人。其中，法国世系美国人在新英格兰地区（这里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和新奥尔良最为集中。在芝加哥的标准普查街区内，波兰世系美国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统计区普查街区的比例高。我们应该指出，这些表格适用于整个大都市区，而且族群社区既存在于郊区，也存在于城市中心地带。

相比较而言，其余9个欧洲世系群体的比例要小得多。虽然根据表2-10提供的数据，这几个世系群体的比例非常低，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中部分世系群体在某些统计区较为集中。荷兰世系美国人在希博伊根和艾伦镇相对较为集中。而斯堪的纳维亚世系（包括挪威世系和瑞典世系）美国人则在盐湖城和西雅图更为集中。根据表2-10中的数据，较小的新贝德福德统计区内葡萄牙世系美国人相对较多，因此标准社区内有约1/4的人口是葡萄牙世系的后代。“其他世系”组记录了只填写单一世系但并不属于表2-10中15个世系的人群。由于每个人的世系均被计入表内数值中，因此本表格中的数据能够反映统计区内黑人、西班牙裔群体以及其他欧洲（和非欧洲）世系群体的相对集中度。

美国的大城市被称为“大熔炉”。大众媒体和其他媒介通常将这类城市描述为“社区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概念意味着它是多族群的聚居地。表2-11给出了统计区内普查街区的最大世系集中度；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多族群聚居社区（多世系群体的聚居地）在大都市区的分布是更为广泛还是更为集中。在表2-11中，大都市区被按照规模从小到大进行排列。根据上述探讨，我们发现通常某些群体在城市和地区中相对更为集中；然而表2-11显示，规模更大的统计区尽管拥有多个群体，但是通常其中只有某个群体的比例相对较高。由于按绝对数字计算，主要的大都市区拥有更多的社区（普查街区），因此也更有可能出现各个世系群体高度集中的现象。

表2-11表明，大城市世系群体在各个城市内都存在。每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个或两个平均集中度较高的群体（例如希博伊根市内的德国世系美国人），但是很显然，在规模最大的统计区内，有更多的社区分布在数值高的一侧。在15个单一世系群体（不包括“其他世系”组）中，班格尔有2个社区拥有集中度超过25%的世系群体，希博伊根也有2个社区，而新贝德福德只有1个社区。在中等规模的统计区中，伯明翰、盐湖城和圣安东尼奥也分别有2个社区拥有比例较高的世系群体。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分别有4个和5个社区拥有比例超过25%的单一世系群体。在芝加哥，将近一半的世系群体在相应社区内的比例都超过了25%；还有4个世系群体在社区内的最大比例介于10% ～25%之间。如果我们同时考虑社区内宣称有该世系以及其他某个世系的人群（有31%的美国人是这样宣称的），城市社区的族群特征将更为明显（从数值角度来说）。

因此，几乎在每个大都市区内都能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找到一个或两个“族群”聚居地，但是在规模最大的统计区，聚居地的分布更为广泛：有更多的社区同时有多个世系群体。这种人口分布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总是体现为“街头可见度”：族群餐厅、口头语言、专卖店等。对某些特定世系群体而言，尤其是更早时候定居在某些地区的世系群体（例如爱尔兰世系和法国世系），其集中度相对较低甚至为零。族群餐厅的存在并不总是意味着周围社群人口构成的独特性。

囿于城市规模的影响，美国南方城市出现族群多样性的可能性更小。一般情况下，南方城市中英国世系群体及少量其他群体的比例较高。“其他世系”群体的比例相对较高，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的非裔美国黑人的比例较高。同样，在西南部的统计区中，“其他世系”群体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是由于那里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通常宣称自己还是墨西哥、西班牙或南美世系。

尽管我们针对大都市的同化及其功能给出了一般假设，但这些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一些相当明确的证据证明美国文化中“族群划分”的持久性。许多社区都有非常鲜明的族群印记（在询问种族、西班牙裔或世系问题时有所体现）。这种持久性可能是没有被同化的结果（例如族群联姻和住宅分散），从而得以保存单一世系，也可能是同一世系群体的近代移民造成的。毫无疑问，美国大都市区成为混合进程的大熔炉，而混合进程是逐渐发生的，且尽管表面看起来进展非常顺利，但大部分地区保留了其原有的风俗传统。

住房密度、住房和居住流动性

我们最终的变量组并不能被简单地划分到前述三个主要领域（社会经济地位、生命周期和族群划分）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都是能够描述大城市情况的重要和显著因素（物理分异与社会分异是否相关是另外一个要探讨的话题）。居住流动性为居住系统提供了促变因素，从而导致人口增加或减少、社会经济地位波动以及族群构成的变化。

图2-4反映了本研究中21个大都市区内普查街区人口密度的分布情况。和其他概览图一样，这里的数值受到统计区平均人口密度以及大都市区人口分布情况的影响。本研究中，近半数社区的人口密度小于4000人/平方英里，且人口密度较高社区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我们将人口密度分布右侧的长“尾巴”划为一组）。但是，约10%的社区人口密度略超过20000人/平方英里。

出现这种人口密度分布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社区内的住房结构类型。单户型和多户型住房的平衡使得居住社群呈现一定的“特征”。图2-5描述了21个统计区内单户型住房的分布情况。在6000个社区中，大约有1/4的社区包含单户型住房。单户型和多户型住房比例相当的社区相对较少。分区规则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混合社区的偏好。

表2-12进一步说明了空间结构（即住房密度）的独特性，重点指出了单元结构中包括5个或以上单元的比例。一般情况下，这一数值与区域住房密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大多数城市，标准普查街区中只有一小部分高密度住房。通常情况下，至少有1/4的社区几乎没有高密度住房。在规模最大的7个统计区（除圣路易斯外），上四分位数中至少有15%的住房是多单元结构。几乎所有的大都市区都有一部分社区有较多的高密度住房。随着较大比例的城市房地产公司致力于修建公寓，单变量分布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有趣的是，尽管大部分与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特性相关的参数都与住房类型有关，但社区在住房类型方面的分异与家户（见图2-5）的集中趋势并不完全一致。

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是：约1/5的人口每年都会变更其居住地点，从而导致美国以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而闻名。如果仅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预测，大约在3年之后，美国一半的人口都将变更其居住地。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社区内，人们待在一个居住地的平均年限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自然会导致部分社区被划为稳定地区，而其他社区被划为流动率较高的社区。另外，这种划分与幸福感、犯罪率、种族变化等因素相关。快速增长或有大量大学生或军人居住的社区的平均居住时长可能较短，而中年人居住的社区的平均居住时长可能较长。就这个方面而言，美国社区的情况如何？

在表2-13中，我们计算了户主（以前称为“户长”）一直住在该社区内的平均年限。在标准美国城市社区（第3列）中，这一数值大致介于3～5年之间，与频繁流动的普遍看法一致，但是比独立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要更为深入。即使只看平均值，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都市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增长较为缓慢（甚至为0）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其平均值是南部和西部统计区平均数值的两倍。由于1980年人口普查是根据人们的居住地来收集信息的，因此所有计划从东北部地区搬迁至西南部地区的人们也被计算在内。由于平均值比中位数大，因此居住年限呈偏态分布。分布图的上尾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原因在于它指出了在每个大都市区内最为稳定的社区。20世纪70年代增长率低于平均值的艾伦镇、新贝德福德、纽黑文和纽瓦克，其1/4社区的户主平均居住年限超过7年（第4列）。在部分东北部城市以及伯明翰（一个位于南部的老工业城市，算是一个特例），最稳定社区居民的平均居住年限介于10～20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