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篇

2 伦敦全球城市的发展与转型

在英国，伦敦有两个含义，可以是特指的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也可以是泛指的大伦敦（Greater London）。本文所谈的伦敦，是通常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上的大伦敦市（Greater London），即被视作全球城市的伦敦，是特指英国首都伦敦市。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最大的海港和首要工业城市，世界十大都市之一。它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跨泰晤士河下游两岸，距河口88公里，直至目前，包括最初的伦敦金融城在内共有33个区，面积1572平方千米。

伦敦又可分为伦敦金融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和港口。伦敦金融城和众自治市属于标准一级行政区——单一管理区（Unitary Authority Region）之一。伦敦金融城拥有独立的行政与立法权限，位阶较高，面积为1.12平方英里，约为2.9平方千米。伦敦金融城是金融资本中心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伦敦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伦敦人口为853.9万（2014年），通勤范围人口为1200万～1400万。

一 伦敦的经济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19世纪中叶至今）

（一）19世纪中叶开始经济服务业化

根据Hall 在《1861年后的伦敦产业》一书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伦敦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快速下降，伦敦逐步从一个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发展。到1861年时，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占比达到了61%，伦敦成为一个真正的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城市；19世纪70年代，伦敦服务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到1900年，伦敦仍然是不列颠地区的最大产业中心，约40%的人在制造业或重工业中就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同时期的巴黎和柏林相比，伦敦经济的服务业化水平要相对高一些，伦敦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远高于同期的柏林（见表1）。

（二）1861～1951年经济结构无明显变化时期

从1861年到1951年的近100年时间里，伦敦的就业结构只是略有变化，服务业就业人口在1920年时略有上升，到1951年时则有所下降。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金本位全球货币体系的解体，使伦敦的服务经济发展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纽约、东京等城市的不断挑战，纽约甚至一度超过伦敦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同时，工业污染导致伦敦城市环境遭到破坏，伦敦进入发展的瓶颈期，转型成为伦敦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见表2）。

（三）伦敦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去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经济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1970年后，其就业人口和人口总数均经历了近20年的下降期（见图1），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伦敦的大部分地区被战火毁坏，包括码头区和金融城周围很大一部分。尽管金融和商业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劳动力首先被安排进行城市的恢复重建。由于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在“二战”时期被毁坏，因此，这些企业工厂完全从中心城区搬出，从而为中心城区的更新提供了机会。其次，20世纪50年代，伦敦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导致劳工的短缺现象异常明显，因此，伦敦政府鼓励从殖民地迁移过来的劳动力进入伦敦，为伦敦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大英帝国的没落，特别是1947年印度的独立，给伦敦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伦敦开始实施以银行业等服务业替代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伦敦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金融、贸易、旅游等第三产业为主，商业和金融服务部门及其他一些高科技支撑的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到全市1/3，并且生产出40%的财富。伦敦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和金融城的发展对伦敦市和英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伦敦金融城的GDP占伦敦GDP 的14%，占整个英国GDP的2%。经过近20年的发展，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态。但伦敦政府对此早有预见，成功借助创意产业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又一次优化和升级。

1．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伦敦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是1970～1990年的20年。在这个时期内，伦敦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近140万下降到1990年的40万，到2007年时，已经只剩下20万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近90%。

1995年伦敦大约有350万个工作岗位，到了2001年，岗位量已达400余万。其中各服务行业的就业量分别为：商业和金融服务业130万；零售、分销和饮食业90万；公共（政府）服务业80万；包括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其他服务业30万，这些产业为1995～2001年的就业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制造业、交通通信业等行业则持续走低。总体而言，伦敦服务业引导的就业增长塑造了新的就业职业结构。其中，商业、金融服务业，以及许多公共（政府）服务业需要技术先进和思维超前的专业人才，他们的报酬优厚，而零售、饮食和个人服务业则技能要求低、工资也低。值得一提的是，伦敦24%的工作岗位是兼职性质，1995～2001年兼职就业的增长速度高于总就业增长速度。

2．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伦敦成为跨国公司总部汇集地

在制造业企业大量迁出的同时，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迁出的一般是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部，而大型企业的总部都会选择留在伦敦，如制造业中的英国石油、尤尼莱弗、帝国化工、英美烟草、通用电气、英国宇航等大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企业高层在此运筹帷幄，遥控远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活动。而且，伦敦的就业结构存在同样的发展趋势，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极低。从就业结构来看，近年来伦敦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从1998年的7.6%一直下降到2014年的2.39%，制造业就业人口绝对值减少超过12万。在制造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尤以教育和健康及社会工作方面的就业人口上升最快。

服务业总部集中优势和集中情况更为明显。世界上金融机构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就是位于内伦敦中心的伦敦金融城，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市场，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而且，这里的欧洲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国际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伦敦金融城的中心是英格兰银行，在其周边围绕着100多家本国银行和520多家外国银行。与此相毗邻的是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这里可称得上是世界证券交易的鼻祖，现在其股票交易量位于纽约和东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伦敦黄金市场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黄金市场，其黄金交易量曾达到世界黄金交易总量的80%，它的市场交易量和价格对其他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是反映黄金行市的晴雨表。伦敦金融城的劳埃德（Lioyds）是一个国际性保险市场，曾是世界保险业中资金最雄厚、保险费收入最高的保险垄断组织，现在仍然拥有全世界大约25%的海洋保险，而且它还是世界主要的再保险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伦敦期货与期权交易所，等等。

3．为金融产业及相关产业服务的全球中心

当前，伦敦的经济结构呈现显著的“三二一”发展特征。从1997年到2012年的16年间，伦敦的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一直较低，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7年的7%左右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5%。伦敦的第三产业比重在近年处于上升状态，占比一直保持在90%以上，其中尤以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占比最高。就整个伦敦而言，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4.8%上升到了2012年的18.6%，而且这个比重远高于英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全国GDP的比重（7%左右）（见表4）。目前，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每年创造5%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和190亿英镑的贸易顺差（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多），雇用员工100余万。凭借深厚的贸易渊源、一流的专业人员、高质的配套服务以及语言、时区、法规等方面的优势，伦敦位居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列。

（四）21世纪的伦敦：创意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引领者

1．创意产业发源地：21世纪初的创新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1997年至今，英国整体经济增长了70%，创意产业增长了90%多，其发展速度远快于总体经济。伦敦的创意产业增加值占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非常大，2000年就达到了24.68%，到2011年上升到49.8%，达到最高生产总值，而伦敦的GDP占英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1%左右，可以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的地位要超过伦敦整体经济在英国的地位。伦敦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英国整体水平，伦敦的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在10%以上，为英国全国平均比重4.8%的两倍多（见表5）。

伦敦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2012年伦敦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346亿英镑，占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的近一半，达47.6%。其中广告与营销，电影、电视、录像、广播和摄像，出版，音乐、表演和可视艺术等行业占全英国的比重都在50%以上，尤其是电影、电视、录像、广播和摄像以及音乐、表演和可视艺术两个行业的比重超过2/3甚至达到3/4（见表6）。

2．低碳化发展引领者：低碳发展战略

2007年，伦敦市长签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伦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化发展的城市，根据伦敦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伦敦市家庭住宅碳排放占到全市总量的38%，商用和公用建筑占33%，地面交通占22%。为实现低碳化发展战略，该行动计划的重点是通过绿色家庭计划、绿色机构计划以及改变交通方式，实现减排目标。目前伦敦已经成为低碳经济的全球中心，EA的欧盟排量，92%都是在伦敦进行交易。

二 伦敦的空间转型

（一）伦敦城市空间的扩展与转型

1．空间的扩张：20世纪40年代以前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工商业向机器大生产转型，直接带来了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工业和人口的增长都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尤其是在伦敦周围。当时英国全国只有伦敦及其附近地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就业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就业率的升高，带来了伦敦人口的膨胀和城市空间的扩张。伦敦扩张的过程见图3。

2．空间的转型——从单中心蔓延转向多中心网络：20世纪40年代后

20世纪40年代以后伦敦的空间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蔓延发展、疏散发展和集约发展。

阶段一，蔓延发展，20世纪40年代：单中心同心圆的伦敦规划。1937年，英国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成立了“巴罗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0年提出的《巴罗报告》指出：伦敦地区工业与人口不断聚集，是由于工业的吸引作用，因而提出了疏散伦敦中心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1942年由艾伯克龙比主持编制伦敦规划，于1944年完成轮廓性的伦敦规划和报告。伦敦规划汲取了E．霍华德和P．格迪斯等人关于以城市周围地域作为城市规划考虑范围的思想，体现了格迪斯提出的城镇群的概念。艾伯克龙比还接受了《巴罗报告》的研究成果：规划方案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圈。第一圈是城市内环，准备从这里疏散出100万人口和工作岗位；第二圈是近郊圈，在这里计划不再增加人口；第三圈是绿带圈，宽约16公里，用来阻止伦敦扩散到1939年达到的边界外去；第四圈是乡村外环，将建设一系列人口规模为6万～8万的卫星城，容纳伦敦迁来的人口。伦敦的规划结构为单中心同心圆封闭式系统，其交通组织采取放射路与同心环路直交的交通网。

阶段二，疏散发展，20世纪60年代：“限制增长，疏散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新城扩散。60年代中期编制的伦敦发展规划，试图改变1944年伦敦规划的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在长廊终端分别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城市，以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1986年，撒切尔政府撤销伦敦市政府，以后的近20年中，伦敦没有编制过全市范围的发展战略规划。

阶段三，集约发展，21世纪初：“强化中心、照顾东部、侧重交通走廊”的空间战略。2004年，伦敦制定了《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重新聚焦城市中心的发展。《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与之前的“限制增长、疏散发展”的空间战略截然相反。

2004年的《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提出了三个主要战略：一是尊重市场，即为了满足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对中心区，尤其是中央活动区（Central Activity Zone, CAZ）的偏好，城市建设向中心区倾斜；二是侧重交通，即工作机会增长点的开发向主要公共交通节点和沿线集中，并与交通容量的增加相协调；三是照顾公平，适当倾斜发展伦敦东部一些发展机会少、增长缓慢的地区。

相应地，伦敦的具体空间发展举措也发生显著变化。

第一，从限制增长到鼓励增长。与1980年之前限制增长相反，《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鼓励伦敦的增长，包括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强调“通过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取得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改善”。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伦敦只有鼓励增长，才能保持世界级城市的地位，并带动英国经济发展。

第二，从新城疏散到竖向增长。与之前的新城疏散策略相反，《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强调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容纳在现有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建成区规模不再扩大，大伦敦外围绿带以及市内绿地等公共开敞空间不能受到侵犯，即城市空间发展将以竖向为主，提高土地开发强度，发展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

第三，从区域平衡到非均衡发展。出于尊重市场、侧重交通、照顾公平的考虑，伦敦拟定了“强化中心、照顾东部、侧重交通走廊”的空间战略。2006年的《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以“CAZ”（Central Activity Zone，中央活动区）的新提法替代旧提法“CBD”，即由伦敦中心区及城东道克兰的部分地区构成的大区域（见图5、图6）。

3．城市的更新：20世纪60年代开始

虽然疏解城市的政策确实解决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但是由于就业岗位随着工厂迁移到郊区并带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留在中心城区的其他传统产业，如港口及其相关产业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逐渐萧条，诸多的因素导致内城城市问题越发恶化：城市经济衰退，城市环境破败，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失业率、犯罪率和贫困人口比例急剧上升等。内城的工厂、码头、铁路和一些老的公共设施的关闭和停用则导致大量土地和房屋的闲置，内城更新改造成为当时政府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更加重视内城问题的研究，并实施一系列专门的政策措施，如优先教育区计划、城市计划、社区发展计划等。受当时“福利政府”（Welfare State）观念的影响，这些政策尽管也解决了一些实际城市问题，但因为缺乏私人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其范围和规模不大，实施的成效和影响也有限。

1977年英国正式颁布《内城政策》白皮书，指出工业的驱动力和工业地方政策的改变对内城复兴有积极的影响。自《内城政策》这一白皮书颁布以来，实施城市计划的职责由内政部转移到环境部，同时还推行了一系列复兴内城的具体措施：成立合作组织，设立工业改善区，建立企业区和组建城市开发公司。

（二）伦敦人口空间布局演变

1．人口的增长与变化

伦敦的总人口在1500年时，还不超过5万；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口开始急速增长，1700年时增至70万。进入20世纪后，伦敦的总人口急剧膨胀，1900年，伦敦人口增加到200万；20世纪60年代时，伦敦总人口增长到近800万。随后三十多年，伦敦的总人口呈下降趋势，20世纪末，伦敦的人口开始回升，2014年伦敦总人口已经超过850万（见图7）。在这个过程中，伦敦的人口密度有些起伏，1999年，伦敦的人口密度为4486人/平方千米；内伦敦要高得多，为8439人/平方千米；外伦敦为3469人/平方千米。相比1999年，伦敦的人口密度有显著的增大。

2．人口空间布局演变：从中心集聚转向扩散

伦敦的发展在近代经历了一个集中－疏散－再集中的过程。以伦敦早期到2001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笔者发现伦敦内部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见图8）。

总人口集聚，人口向中心区集聚阶段（整个19世纪）。总体而言，从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人口的空间格局仍以中心集聚为主，特别是以除伦敦金融城以外的几个中心城区最为显著。在1801年时，伦敦只有两个城区的人口密度在1万人/平方千米，到19世纪末的时候，有包括伦敦金融城在内的10个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达到1万人/平方千米。

总人口集聚，从中心区向外扩散（20世纪初至30年代）。20世纪初，伦敦的人口以集聚为主，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伦敦的中心城区人口集聚达到了最高峰。但地处最中心的伦敦金融城人口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就已出现变化，以向外迁移为主。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最高峰，为860万。

总人口下降，中心区向外扩散阶段（1940～1980年）。从1940年开始，伦敦人口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整体扩散的趋势，由于这一疏散战略的实施以及工业转移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伦敦人口开始持续下降。1961年下降到约795万；1981年下降到685万；1983年达到最低点，约为680万，比1939年最高峰时减少了21%。

总人口上升，中心区人口再集聚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1985年前后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伦敦作为世界级城市的地位逐步得到强化，其吸引力不断增强，伦敦的人口开始逐年增加，目前已达到约850万。

（三）伦敦产业空间的演变与转型

1．服务业高密度遍布全伦敦

服务业遍布整个大伦敦地区，这反映了伦敦整个城市的产业空间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从图9可以看出，在伦敦的33个区中，仅有4个区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区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低于86.0%，最高的区服务业人口占比达94.0%以上，大多数区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在90.0%以上。同时，图9也反映出，伦敦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基本在9.0%以下，近10个区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5.0%，大多数区占比在9.0%以下。

2．企业“退二进三”及其空间布局变化

伦敦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进入服务业主导型经济阶段。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伦敦不同类型企业区位的重新调整。从1996～2001年伦敦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区位的变化可知：在伦敦的33个城区（包括金融城）中，只有Hammersmith and Fulham（9.1%）及Harrow（1.5%）两个城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出现增长，其他31个区都出现负增长，其中Tower Hamlets减少了27.7%, Haringey减少了27.4%, Hackney减少了27.2%，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迁出了伦敦。与此同时，服务业企业数量在33个城区中均为正增长，其中Southwark增加了22.7%, Islington增加了21.4%（见表8）。1996年以来，伦敦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减少了工作岗位。减少最多的是工程业，减少了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其次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业（7.4万个）；再次是纺织、服装与服饰业（5.9万个）。印刷与出版业是就业最稳定的部门，自1982年来仅减少了1.1万个工作岗位，这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产业部门的稳步发展。

3．伦敦经济空间的极核－走廊格局

从2002年的数据资料研究结果来看，伦敦内部的就业空间结构呈现明显的多极化特征。图中的浅灰色区域就是伦敦最大的就业集中地，是伦敦经济活动的重点，这些区域就是《伦敦规划》所提到的中央活动区（CAZ），多格斯岛区（Isle of Dogs），西部的希斯罗和南部的克罗伊登（Croydon）镇中心（见图10）。图10中灰白色区域为地方就业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其中深色区域为就业密度最低的地区，通常是大型绿地或居住地。通过浅灰色和灰白色区域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伦敦的空间发展呈现极核－走廊式格局。

从通勤时间可以看到伦敦的产业空间格局。总体来看，伦敦的通勤时间相对而言与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相当。其他城市合计大约有102万向内通勤人口，伦敦为78.98万；与此同时，其他主要核心城市共有169万向外通勤人口，伦敦也有110万。平均通勤距离上，常住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伦敦仅为9公里，其他城市平均通勤距离为11.2公里，要高于伦敦；伦敦工作人口的通勤距离高达14.6公里，要高于其他核心城市工作人口的通勤距离（10公里）（见表9）。

（四）伦敦绿色生态空间建设

到2001年，伦敦的绿色开放空间占比超过60%，其中公共绿色开放空间约占38%，私家花园约占24%，开放水域约占2%。伦敦成为一个绿色空间占主导的城市，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吸引力。

当前伦敦市内知名的绿色空间有二十多处。自19世纪中叶伦敦推行《官地法案1851》（Crown Lands Act 1851）后，有8个主要皇家园林调整成为皇家公园，成为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空间，合计占地近2000公顷（4900英亩），由皇家公园局（The Royal Parks）管理。皇家公园从内伦敦到外伦敦遍布伦敦市域，其中最为知名和作用影响力最大的为伦敦周边的大绿带，极大地阻止了伦敦的蔓延式发展，提升了伦敦的城市空间质量。

三 对我国大城市转型的政策启示

（一）快速响应时代变化，适时推动城市战略转型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伦敦通过工业化战略，迅速成为当时的工业制造中心，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19世纪末期，伦敦实行了服务业化经济战略，替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20世纪中叶，为解决工业污染加剧和中心区人口高度聚集的问题，伦敦实行了都市圈规划，提出大绿带和新城建设战略；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纽约、东京的崛起，伦敦推动了有名的“去工业化”战略，同时通过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战略，借助金融大发展的环境，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核心城市之一；到21世纪初，伦敦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适时推出创意伦敦、文化伦敦等经济发展战略。随着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认识的深入，低碳经济成为时代的风向标，伦敦在2007年，适时地提出发展低碳伦敦计划。从这几个明显的时间阶段可以看出，伦敦能因应时代的转变，对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做出调整，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

（二）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多点式发展模式

伦敦城市规划突出了金融中心的特点，致力于建设能够集中商贸活动的特别分区。进入20世纪后，制造业与居住人口逐渐外流，伦敦的国际商务机构大量增加，并向原有的住宅区方向逐渐扩展，在威斯敏斯特城区形成了与伦敦金融城相对应的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商务活动集中区。办公区对居住区的不断侵蚀，引发了英国社会与政府的广泛争论。在保证公众利益和公共环境不受高强度和高密度开发破坏的强大社会压力下，伦敦开始采用抑制市场的策略对待商务区的渗透，伦敦制定了“限制性分区”（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by Zoning），将商务活动分区限制在伦敦金融城等单纯的CBD内，在此区域内提供公司总部、专业服务和零售、娱乐等活动场所，而对面广量大的居住社区则进行严格保护。伦敦中心区有限制的CBD战略虽然很好地保护了伦敦的历史风貌，但同时也带来了伦敦在吸引全球一体化的私人资本投资方面的劣势。因此，为了在保护中心区历史风貌的同时进一步适应商务办公区的膨胀需求，20世纪70～80年代，伦敦建设了以泰晤士河码头区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伦敦第二个中央商务区。这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不同于纽约的显著区别，伦敦出现了城市中心区、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现代服务业集群多点发展的新模式。

（三）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环境成熟、运作机制得宜、产业结构上中下游完整，并且所选定的细分产业都是英国发展较成熟的产业，所以各个产业部门能够相互支撑，互为供给，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融合很多产业内容的综合性产业，我国城市有很多现成的产业形态，但是需要在融合的基础上重新整合，重新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新的产业链。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清晰的部门划分，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当前我国城市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明确的整体产业分类系统，详细列出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哪些实际的产业活动，使政府能清楚推断产业规模、结构条件、发展趋势等，从而制定政策。

（四）避免转型过程中过多的规划控制

城市人口增长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城市扩张很难通过规划力量予以有效干预。比如，英国通过法律形式确定的绿带政策，虽然在限制城市无序蔓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伦敦的发展范围从此受限制。我国的城市规划属于严格的控制性规划，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早已变成市场机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不以规划师的意志为转移。在我国快速、大规模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城市基本上在以超出预计的速度发展，未来会发展到多大规模，谁也无法预测。在这种背景下，规划的思路应该有所转变。如果规划的目标还是局限在控制土地的用地性质和建设指标，那么很容易发生规划预期不足导致城市规划滞后于城市需求的状况，从而影响城市的竞争力。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城市规划更应该发挥指引的作用，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用地。《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就属于指引性规划，不同于我国的指标控制体系，其主要通过两大体系——道路体系和开放空间体系——引导土地空间的开发。在伦敦规划中，明确提出侧重交通走廊发展，通过对开放空间进行空间分级来实现。

（执笔人：邓智团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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