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1 世界城市空间转型与产业转型比较研究：理论、经验与借鉴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和国内经济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经济的持续低迷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使得我国许多城市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转型已经是当今城市发展的主题。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从城市的空间和产业发展视角来解读世界主要城市的发展转型之路，研究城市转型成功的经验，总结城市转型失败的教训，探求城市转型的内在规律，为我国的城市转型提供借鉴和带来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时段是城市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的前后20年或更长时间，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城市的空间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城市的空间变化与产业的变动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要素（如土地、资本、人才与劳动力）的价格、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以及技术进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市场（国内和国际市场）、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创新型企业）、政府（推动转型的政策）、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分别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研究选择了全球不同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转型样本，包括北美地区的纽约、芝加哥、匹兹堡、洛杉矶和南美地区的圣保罗，欧洲的伦敦、巴黎、汉堡、鲁尔，亚洲的东京、首尔和印度的相关城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我国的台湾、香港和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通过研究这些典型城市的转型时间、转型原因、转型的主要内容以及转型路径和进程，本章探讨和总结影响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转型的成因以及不同城市转型的内在规律和突出特征，结合我国城市转型的现状与瓶颈，研究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城市转型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述评。第二部分，对城市转型的背景、阶段和特征的分析，主要研究一般在什么时间和情况下发生转型、出现了几次转型或转型阶段（重点讨论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对转型的特征和表现，特别是转型前和转型后的特征做表象分析。第三部分，对城市转型的原因进行分析，侧重研究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转型，总结引起转型的关键因素。第四部分，对城市转型的路径进行分析，侧重研究具体是如何转型的，转型过程中哪些因素——特别是政府方面的因素——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转型的最终结果。第五部分，以上海转型为现实基础案例，探讨世界城市转型对我国城市转型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一 文献回顾与述评

最早关于城市转型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之后随着城市经济学的不断繁荣和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兴起，关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从宏观经济领域扩展到产业领域、城市科学研究领域，等等。梳理已有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城市转型的相关研究已经建立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产业发展理论与产业转型理论、产业发展新趋势理论、全球城市理论、城市空间转型理论，等等。

（一）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主要特征的。

城市经济研究领域的结构主义学者克拉克（C. G. Clark）、库兹涅茨（S. S. Kuzenets）及霍夫曼（W. G. 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三次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演化，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第三产业将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见表1）。

罗斯托则用经济起飞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的阶段演化。罗斯托认为，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可以用所有国家必须经过的一系列步骤或阶段来说明：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经济成长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因此如果一个城市能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其经济会趋向金融化，而且经济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将趋向服务业，这时金融业成为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以产业特征为标志，格雷斯（Gras）认为城市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第二阶段是工业，第三阶段是房地产业，第四阶段是金融业。而且金融业比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具有更高的集中度。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认为，纵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纺织、钢铁、制造业等）生产大规模地发展为标志；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

如果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波特（Porter）认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包括劳动力、投资、创新和财富四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其推动力量变化的同时肯定会导致城市经济结构、集聚要素类型的变化。根据波特的城市发展阶段论，世界经济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要素驱动阶段、资本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区域，其竞争力主要来自基本要素，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是提升其竞争力的关键。处于资本驱动阶段的区域，生产率是其竞争能力的重要来源，企业的产品主要以OEM（代工生产）方式制造，技术大多源自技术许可、外国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和模仿。而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区域，企业可以推出创新的、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产品，此时经济中存在强有力的支持创新的制度和激励措施。

（二）产业发展理论

在产业发展理论中，关于产业发展演进中增长问题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并形成了鲍莫尔病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索洛悖论三个著名的理论。

1．鲍莫尔病理论

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即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unbalanced growth model），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表明，由于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制造业部门，在名义工资同水平增加的情况下，服务部门（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的相对成本（因而是相对价格）将无限上升；如果两个部门的产出份额保持不变，则停滞部门占用的资源（劳动力）比重将达到100%，其结果是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趋近停滞部门；如果停滞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较低，则对其产品即服务的消费的成本将越来越大，即出现“成本病”现象（Cost Disease）。鲍莫尔认为，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这一特征。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提高，因此，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会上升。

2．中等收入陷阱理论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状态，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存在的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希望。

世界各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有着不同的选择。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的产业升级、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等途径实现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索洛悖论

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调查了292家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见计算机（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虽然企业在IT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从生产率的角度看，收效甚微。此后，又有许多学者相继投入“生产率悖论”的相关研究，并给予密切关注。

（三）产业转型理论

人们发现，产业发展过程总是呈现产业的演进和升级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产业演进会趋向服务业化，价值链将是大部分产业升级和转型的主要依赖路径。除此之外，近些年的产业发展变化表明，产业正呈现集群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新趋势。

1．产业服务业化理论

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类经济活动重心渐次从农业向工业挺进，最终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指出了美国经济从产品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特征，其标志是美国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69年分别达到60.4%、61.1%）已经超过工业与农业这两项比重之和。同一时期，未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Naisbitt）等也相继提出类似的概念与理论。贝尔等人的理论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而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则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年提高，无论是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是从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50%上升到64%；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70%；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分别为55%和44%；在世界一些主要城市，这一数据为70%～80%。与此同时，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0%，中等收入国家在45%～60%，低收入国家也在30%～40%。

可见，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特征并进一步成为国际性的发展趋向，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现象，被称为“经济服务业化”，其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是产业结构服务业化。表现为服务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引发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成为产业结构的主体。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是GDP的产业构成还是各国的就业构成，服务业在发达国家都已普遍成为居第一位的经济部门，而且这一经济服务业化的潮流已开始向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地区）扩散，在中等发达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是生产型产业的服务业化。其表现为工业等生产型产业（非服务性产业）内部服务性活动的发展与重要性的增强，从而改变了这些产业简单的生产特点，形成了生产－服务型体系，反映了服务活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这种趋向在工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早在1980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就已经有75%以上由工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所创造。

最后是服务型经济的形成。经济服务业化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以服务活动为主导经济活动类型的服务型经济。服务型经济与产品型经济的区别在于：服务型经济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而非制造和加工产品的部门；服务型经济的主要产品是大规模的服务，而非大规模的商品；服务型经济中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服务部门，而非制造和加工的经济部门；服务型经济的大部分产值由服务性行业而非商品生产部门创造。这四个方面揭示了服务活动在服务型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服务活动在服务型经济中更具有主导性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功能，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发展并引致产业体系整体升级的重要动力。

2．价值链升级理论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升级理论。在波特看来，价值链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来审视企业的所有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并被看作产业的竞争力所在。之后台湾的施振荣在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出了微笑价值曲线，这个曲线给地区发展的启示意义在于，可以通过改变价值曲线本身或者在价值曲线上前后移动来提高地方产业的附加值，即在价值链上进行向前端或向后端的延伸（创新研发和全球运筹）和技术升级来实现产业发展（见图1）。

创新驱动的实质可以说就是城市通过在以核心产业为中心形成的价值链上向前后端环节延伸，推动着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城市产业功能拓展与延伸的本质，也是城市创新的本源所在。加大工业技术创新力度，推动价值链本身的升级，带动整个地区制造业水平的升级，进而使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以知识教育、研发为核心产业，不断促成、吸引从上游的设计、研发到下游的营销、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相关产业的集聚，如出版、软件、电视与广播、设计、音乐、电影、玩具与游戏、广告、建筑、表演艺术、手工艺、视频游戏、时装等。因此，产业在产业链前后端的延伸完成了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并通过淘汰夕阳产业、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及打造新的产业集群完成整个产业的新陈代谢，带动经济结构整体升级。

3．产业集群化理论

1990年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象进行分析。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不同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不一样。产业集群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许多产业集群还包括由于产业链延伸而涉及的销售渠道、顾客、辅助产品制造商、专业化基础设施供应商及其他提供专业化培训、信息、研究开发、标准制定等服务的机构，以及政府、同业公会和其他相关的民间团体。

如果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二者结合起来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指产业成群、围成一圈集聚发展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区内或地区间形成的某种产业链或某些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产业的高度集中，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换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产业集群超越了一般产业范围，形成特定地理范围内多个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构成这一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考察一个经济体或其中某个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某种产品加工深度和产业链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在一定区域内某个企业或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的纵向一体化发展。

从产业集群的微观层面分析，即从单个企业或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增强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可以在生产成本、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渠道和价格等方面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进入壁垒；可以提高企业对市场信息的灵敏度；可以使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和高利润产业等。

4．产业融合化理论

产业融合现象从个案走向一般，从局部扩展到全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1994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举行了世界第一次关于产业融合的学术论坛——“冲突的世界：计算机、电信以及消费电子学研讨会”。1997年6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在数字技术与管制范式之间搭桥”的会议对产业融合及其有关的管制政策也进行了讨论。哈佛论坛和伯克利会议表明产业融合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已逐步从现象走进理论。

产业融合作为新生事物，除了局部领域发展相对超前外，其他领域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尚未形成统一范式。因此，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争论从未平息，争论最为激烈的当属对产业融合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美国学者葛林斯丁和迦拿从产业变动的角度认为，产业融合是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指出，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重合”。约菲将融合定义为“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日本学者植草益在对信息通信业的产业融合进行研究以后，从动因的角度把产业融合定义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在我国，对于产业融合的认知也存在争论。马健将产业融合的含义概括为：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限。周振华认为：产业融合意味着传统产业边界模糊化和经济服务业化趋势，是产业间新型的竞争协同关系的建立和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聂子龙、李浩认为：所谓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发生既有产业的退化、萎缩乃至消失的现象。

概念的争论源于学者们对产业融合的形成机理、表现形态、影响范围等内容的解读角度之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争论促进了产业融合研究的深入，产业融合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综合考量学者们的众多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产业融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形态。

一是改造型融合，即通过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出现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和生物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一方面使得机械制造、新闻出版等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另一方面还产生了诸如机械电子、生物电子、电子图书、电子商务等新型产业。

二是互补型融合，即两种或两种以上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的独立产品，在同一标准元件束或集合下得以高度兼容的整合过程。例如，美国在线（AOL）公司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同时，销售标准调解器，这样可以为各自独立的产品进入同一个系统中实行有机联合使用提供“标准接口”。这既可以使美国在线公司避免为满足不同用户而准备不同的调解器，也可以使消费者降低商品选择成本。

三是替代型融合，即具有相似的特征及功能的独立产品或服务，在共同的标准元件束或集合中得以替代性整合的过程。例如，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提供的不同产品或服务，都具有传递数据、语音、视像等相似的特征及功能，具有可替代性。当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三大产业的不同产品和服务提供共同的标准元件束或集合后，这些产品或服务就可能发生替代型融合。

产业融合类型的差异性也成为对产业融合内涵和外延界定差异性的一个逻辑起点，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产业融合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当然，本文并不是对产业融合学术认知的比较研究，而是重点考察产业融合所带来的影响效应。综合分析产业融合的三大类型，笔者发现，产业融合从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等方面对传统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导致企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市场环境、组织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必将影响企业经营发展战略、企业市场行为以及企业经营绩效。

（四）产业发展新趋势理论

1．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在21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相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首次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如同当前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的描述，经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社会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每一处建筑都会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

•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

•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全球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工作原理就像互联网一样；

•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成为以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

•居民可以在自己的房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些电池板能生产出足够的电力，满足房子所需的电能。如果有剩余，则可以出售给发电厂。

2．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高科技战略计划，并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自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以来，工业4.0迅速成为德国的另一个标签，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业转型竞赛。

（1）工业4.0的内涵。所谓的工业4.0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该战略已经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西门子公司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软件开发和生产控制系统（见表2）。

（2）工业4.0的基本要素。一是全集成智能环境。工业4.0是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通过日益完善的智能系统整合价值链，旨在发挥现有技术和市场的杠杆潜力，挖掘系统的创新流程，并以专业技术、服务和员工知识将整体概念串联起来，形成更加紧密的相互合作关系，创造一个优化的制造整体。因此，应用工业4.0的企业也必须有一个完全集成的智能环境。在工业4.0方向上发展的企业必须做到：价值链上必要过程阶段的纵向整合，价值链上某些阶段的横向整合，实现整个价值链上无缝的、终端到终端的数字信息流。二是通过IT技术连接生产、营销和物流环节。工业4.0不仅包括价值创造本身，还包括工作组织、商业模式和下游服务。为实现这一点，企业必须利用信息技术来连接生产、营销和物流环节，从而掌握所有的资源、生产设施和仓库系统。因此，从能源供应到智能电网再到先进流动性的相关概念（如智能移动、智能物流）都需要进行重组。在技术层面，工业4.0将信息物理系统整合到生产、物流、严密的物联网终端应用、工业流程的服务中，而这一智能环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十年前的物联网服务概念。

（3）工业4.0项目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三是“智能物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物流支持。该计划将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

（4）工业4.0面临的挑战。一是供应商的反对。随着新产品生产价值链和销售渠道的改变，利润率也将显著改变，至少在重新定位的早期阶段会遭到供应商的反对。二是来自外包企业内部的反对。在重组措施实施之前，用户企业必须说服各部门在执行这些变化的过程中进行合作，说服的目的是避免各部门因为无端的恐惧而抵制使用新技术和整合流程。三是缺少普遍适用的标准。公认的技术标准能够加快工业4.0全自动化的普遍应用。然而，普遍适用的标准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一方面，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电子、IT行业企业存在多学科交叉，尤其在关于标准化路径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思维差异；另一方面，供应商拥有做出战略决策、制定特有产品的自由权，导致客户选择困难。四是网络可用性和速度不足。通信网络必须能够处理不断增长的数据量并满足通信质量的要求，如果通信网络容量不足（特别是影响系统的可用性和速度），工业4.0的全自动化进程将受到操作过程中断的干扰，高昂的停机时间成本也将由此产生。

3．共享经济

（1）共享经济的内涵。共享经济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海量指资源的广泛性及其庞大的数量，分散指多数来自于未被整合协同的个人资源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沉没资源。共享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是“使用而不占有”（Access over Ownership）和“不使用即浪费”（Value Unused is Waste）。从狭义来讲，共享经济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商业模式。

共享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资源最优匹配，实现零边际成本，首先要解决技术和制度问题。一是共享的标的物。主要是闲置资源，包括闲置物品、碎片时间、认知盈余（未被充分使用的知识与专长、技能和经验、关系与服务）、资金盈余、闲置空间与公共服务。二是实现的方式。基于互联网、ICT、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来构建平台，形成规模与协同效应，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实现经济剩余资源智能化的供需匹配，这是共享经济2.0的核心。三是实现的结果。共享经济平台可以使得前述闲置资源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创新。过去大量的资源并未进入价值创造的体系，同时共享经济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生态、就业、协作、文化等方面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滴滴：共享经济改变中国》一书将共享经济1.0与2.0的区别划分如下（见表3）。

（2）共享经济的代表。共享经济将成为社会服务行业内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在住宿、交通、教育服务、生活服务及旅游领域，优秀的共享经济公司不断涌现：从宠物寄养共享、车位共享到专家共享、社区服务共享、导游共享。新模式层出不穷，在供给端整合线下资源，在需求端不断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体验。共享出行的代表优步（Uber）、滴滴出行，共享空间代表有Airbnb，面向全球的在线工作平台有AAwork，共享饮食的代表有 Eatwith等。

（五）全球城市理论

全球城市，又称世界级城市，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全球城市一词由沙森（Saskia Sassen）于1991年首次提出，与巨型城市（又称超级城市，Megacity）相对应。在西方人眼里，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传统上被认为是“四大世界级城市”。近年来一些观点还包括亚洲的大城市，如香港、新加坡、上海和北京。1999年，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以英国列斯特郡拉夫堡的拉夫堡大学为基地，尝试为世界级城市定义和分类。世界级城市名册于GaWC5号调查学报中得到概述，这份学报按国际公司的“高阶生产性服务业”供应（如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为城市排名。GaWC的名册确认了世界级城市的3个级别及数个副排名。

GaWC将世界城市划分为α、β、γ、高度自足城市以及自足城市级别，最高级别为α+ +级。以下是2010年α、β、γ级城市名录。

α+ +：纽约、伦敦；

α+：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悉尼、米兰、北京、上海；

α：马德里、莫斯科、首尔、多伦多、布鲁塞尔、芝加哥、吉隆坡、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

从2010年到2012年城市排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从第10位上升到第6位。以下是2012年α、β、γ级城市名录（见表4）。

α+ +：伦敦、纽约；

α+：香港、巴黎、新加坡、上海、东京、北京、悉尼、迪拜；

α：芝加哥、孟买、米兰、莫斯科、圣保罗、法兰克福、多伦多、洛杉矶、马德里、墨西哥城、阿姆斯特丹、吉隆坡、布鲁塞尔。

（六）城市空间转型理论

1．城市空间发展阶段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城市空间发展阶段的统一划分标准，划分的时间起点也不尽相同。较早的城市空间发展阶段划分始于19世纪下半叶，时间跨度截至“二战”结束，这一阶段以“城市区域”的概念为主，对城市空间形态、城镇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开拓性分析。20世纪50～80年代初，“大都市带”的概念应运而生，开创了城市空间多元研究的局面。在这一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受到关注，“增长极”空间演化模型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组织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复杂，极化的趋势得到缓解，许多世界性城市的发展基本经历了由相对孤立的“极核”走向更加广泛的区域联系和空间整合，城市空间建设既注重强化中央核心区的优势来保持城市竞争力，也重视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和区域联动等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参与国际竞争。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空间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随着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以协同城市、混沌城市、智能城市、网格－主体城市为代表的自组织城市研究流派逐步形成了。

2．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及主要特征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及城市规划学研究城市空间的核心内容，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一种物化形式，是城市的技术能力与功能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在《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polis）理论。Ginsburg于1988年通过比较日本的大都市带与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指出主导产业扩散是日本大都市带发展的动力，而居住地扩散是美国都市带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分散大都市带”（Dispersed Megalpolis）的概念，强调由许多专门化职能的城市中心组成的多核心系统。而以美国著名规划学家芒福德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则对“大都市带”理论所强调的城市庞大空间集聚形态提出了质疑和批判。除此之外，Whebell 在1969年提出了“走廊理论”（Theory of Corridors）, Bryant提出了“城市乡村理论”（City Countryside）; Brunn和Williams 提出了“城市系统理论”（System of Cities）; Mcgee提出“超级都市区理论”（Megaurban Region）等。国内学者对以“大都市带”为代表的城镇密集分布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结合具体的区域案例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和城市群在本质上是产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动因来自产业价值链的空间重组、调整和转移，正是由于城市经济活动的集中—分散—集中趋势，城市也由单中心、摊大饼转向多中心、组团化的高层次发展阶段。截至20世纪末，大多数研究沿袭传统城镇体系或经济地理学生产力布局的方法，注重对城镇组织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研究，缺乏对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多个层级竞争与合作影响下的城市区域协调发展及其调控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社会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经历城市发展转型后，城市空间产生了新的基本特征：（1）由多元化城市核心构成的复杂的内部结构；（2）扩张中的郊区；（3）广泛的腹地系统。城市的内部功能联系投影于空间，常常使城市区域表现出“多中心圈层式”的空间结构形态，其核心是作为世界城市体系主要节点的中央商务区，渐次向外是新商业中心区、内部边缘城市、外部边缘城市、边缘城镇的复合体以及最外围遵循劳动地域分工的专业化次等级中心，它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圈层结构与圈层功能的专业化由此形成。

3．关于转型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研究

经济条件变化是推动城市空间变动的主要力量，以城市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及其理论流派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和推动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动。新古典主义城市经济学受德国古典经济区位论的启发，吸收了杜能（Von Thunen）的农业区位论思想，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入手，以地租、利润、成本和收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企业、居民和公共设施的位置分配，但其解释城市空间复杂变化的能力不足。行为主义学派对此进行了修正，引入可达性、技术和知识等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产业分布的空间模式。在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派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非常注重城市空间重构而导致的功能变化，其早期的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心理论至今仍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

我国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结果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断提升的城市功能使得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我国城市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较为滞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有关城市空间方面的研究仅散见于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中。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引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以及开展国内实证研究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紧凑城市、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智慧城市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积累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郊区化、人口变化、社区、城市群、住房与宜居等。21世纪初至今，学者总结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是城市空间新现象研究的多元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转型深入推进，分形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转型时期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涉及的面较广，许多学者研究了城市居民迁居、城市感知空间重构、土地优化配置和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此外，还有的研究从政治行为、经济体制改革、转型时期社会变化，以及城市主体——居民的观念和行为要素等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动力及其综合机制模式。

4．转型背景下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生产方式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转向和“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时代的来临，城市成为社会经济转型突出的地域。不断加剧的社会空间分异构成了西方城市社会地理框架的主要特征，城市变得“分化”“碎片化”和“双城化”，新的空间类型不断出现。当前，我国城市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同时也处在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空间矛盾凸显，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社会极化、居住隔离、公共空间漠视、弱势群体边缘化、新城市贫困、单位社区杂化等现象形成了单体均质而整体异质的社区空间，为大都市空间重构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魏后凯指出，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格局都必须经历重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两极化倾向，既加剧了城市规模结构的不合理，制约了空间资源的有效均衡配置；又阻碍了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不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

城市发展转型时期的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在政府主导与市场跟进的城市空间战略性调整过程之中，中心城区产业“退二进三”，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进一步密集化；工业企业与城市居民的郊区化使得工业开发区、交通基础设施和单一功能城市建筑占据了城市的外围土地空间，城市空间以圈层式急剧地向外扩展。

我国大多数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生产型城市，工业占据城市经济生产支配地位。工厂与单位社区构成城市空间的两大要素，此外还有一些服务企业与城市居民社区。在福特生产方式和我国改革开放伊始相对较为平均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城市空间相对较为均质，中心城区的不同社区差异相对较小。这也是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条件下城市产业与居住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但这种城市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在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条件下必然受到挑战。

我国城市中心城区空间分布变化不仅产生于我国城市各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产生的空间效应，还产生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服务业逐渐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传统制造业福特生产方式逐渐成为过时的生产方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而服务业内部的行业利润率差异远比制造业内部的行业利润率差异更大。在城市各行业利润率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居住空间、不同行业对城市产业空间的竞争趋于激烈。

城市居民迁移依据收入水平选择城市空间的具体位置，中产阶级和较高收入的社会群体居住于城市中心，从而带来城市居住空间的核心富裕化，而中低收入群体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相应的情况还出现在城市的产业空间竞争上。高利润率的生产者，如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也趋于向中心城区集中，低利润率产业向郊区甚至远郊迁移，从而促使中心城区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进一步密集化。在产业空间上，中心城区的产业科技水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集中度不断提高，具有高利润率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区。

在城市经济服务业化的条件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定位于中心城区必然推动原有的工业与一些服务行业向郊区迁移，从而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收入群体向城市中心区的聚集对工业行业和低收入人群产生了挤压作用。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随着城市产业布局的主动调整，大量的工业企业转移到郊区生产，带动许多制造业工作机会转移到郊区；另一方面，大量的廉租房、搬迁房与经济适用房选择在郊区建设，促使城市居民向郊区迁移。同时，外来人口为了接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城市郊区集中。这些都促使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展，郊区特别是近郊成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空间部分。

因此，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居民在市内的空间迁移与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城市空间大幅度扩张。在中心城区之外的企业与居民会尽可能地贴近中心城区生产与居住。在城市交通主要干道之间，居民与工业企业填满了所有剩余空间。在郊区化与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城市空间扩张过快，甚至有蔓延的趋势。如果缺乏相关制度的约束，过快的城市郊区化必然使城市空间扩张失序，而出现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向周围作“摊大饼”式的盲目扩展。城市建成区之间连成一片，没有自然的间隔，城市空间呈圈层状不断向外推进。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研究领域出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进行了总结。其中，物质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网络城市、数字城市等，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全球城市、节约型城市等，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包括智能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等，生态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包含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

在转型过程中，有两个趋势应该受到充分重视。一是由于信息化促进了知识的扩散、应用和创新，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进而形成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城市与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格局中不断进行着空间重构。特别是ICT衍生的城市虚拟空间是一个创新型的空间，其不必或很少占用实体空间却依然能够高效完成各种城市活动，因此城市实体空间的变革难以避免， ICT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二是空间结构的紧凑化和模糊化趋势显现。一方面，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减少居民交通需求，从而减少城市交通碳排放；另一方面，在空间形态上，城市和区域空间的物质边界日趋模糊，空间一体化成为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主要特征，彼此分离的空间实体之间将产生持续、频密、多元的交互控制作用。

二 转型阶段：背景与特征

概括世界主要城市转型的经验，可以发现，世界主要城市大致经历了四次转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工业化），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服务业化），从传统服务业主导向现代服务业主导转型（服务业高端化），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发展）。根据研究的需要，本研究着重关注从工业化城市走向创新发展城市的转型过程。

笔者发现，从工业化走向创新发展的城市转型过程，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的时期也有所不同（见表5）。

（一）经济服务业化阶段：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

1．转型背景

城市经济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是绝大多数城市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于不同的城市来讲，城市转型的时间有所不同。

以伦敦、纽约、巴黎为代表的欧洲、北美城市的服务业化转型发生最早，部分城市如伦敦在19世纪中叶经济结构就进入服务业主导阶段。伦敦这一结构大约持续了100年，到20世纪70年代，伦敦开始去工业化发展，进入服务业高端化发展阶段。纽约在19世纪就成为一个经济功能齐全的城市，制造业与金融商贸产业都较为发达。在20世纪后期更成为文化艺术中心、保健中心、教育中心、室内设计中心、时装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等，服务业在纽约一直有着雄厚的基础及稳定的发展态势。20世纪下半叶的芝加哥服务业发展非常迅速，可能得益于芝加哥的交通枢纽地位，其水运、铁路运输与航空运输较为发达，芝加哥成为商业贸易和物流业的发展要地，因此，芝加哥的银行业和信托业较为发达。例如，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CBOT）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MERC）构建了芝加哥参与的平台，前者是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宏大的期货市场。

以东京、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城市服务业化转型发展要晚于欧洲、北美城市。东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工业开始向东京西部、川崎市转移，如横河电机、日本无线、东芝、富士通、日本电气等大企业、工厂。东京的产业集聚和扩散主要集中于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东亚的首尔也是服务业化发展较早的城市，转型的时间是1975～198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尔发生了通货膨胀，轻工业中小企业不断倒闭，制造业经营恶化企业持续增加，同期受城市发展策略及企业成本过高的制约，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特别是化工业、金属冶炼业和加工业大规模转移。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加坡开始步入服务业化发展阶段。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和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新加坡的造船业、海事工业以及出口市场受到了重创，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土地、劳动力等商务成本居高不下，新加坡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大城市病加剧，金融业、房地产业、电信业、批发和零售行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已在50%左右。新加坡以1985年成立经济委员会为服务业化发展的开始，发表《中期经济报告书》，这标志着新加坡开始重点发展服务业，随后服务业在新加坡GDP中的比重也逐渐增长。1997年，服务业已经占到新加坡GDP的71.5%，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占30.9%，贸易占18.8%。

我国台湾地区服务业化发展来得相对较早，大约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转型，80年代初期进入工业化后期，80年代中期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服务业逐步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服务业的支撑，台湾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我国的长三角地区这一阶段来得比较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才呈现出服务业化趋势。

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回归前，一直受石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及竞争激烈的影响。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推动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即从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贸易港转变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自由港。通过与内地形成所谓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香港服务业充分利用两地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经济逐步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实现了经济转型。

2．转型特征

（1）在产出、就业、消费、投资和贸易等宏观经济总量中，与服务业有关的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居于主导地位。

产出中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就是在GDP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均在70%以上，当下全球平均水平为68%。按照富克斯关于服务经济的标准（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超过50%），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服务经济体，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达到富克斯的标准。从19世纪初开始，伦敦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快速下降，伦敦逐步从一个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转型。到1861年时，伦敦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占比达到了61%，成为一个真正的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当时东京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基本上保持在36%、63%。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已在50%左右。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服务业产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产值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41.2%（1981年）开始持续下降，到香港回归时仅为6.5%，在就业中的比重也不足10%。

（2）在微观经济中，服务业化的具体表现是，产出物的价值构成以产品（有形）价值为主向以服务（无形）价值为主转变，而服务价值又首先是以产品附加价值的形式存在的，进而服务价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甚至大于产品价值。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多的产出物，其核心价值就是服务。这一服务业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推进的。其一，制造业企业从以生产产品为主向以提供服务为主转变。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完成向服务业企业的转型；另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其产出物仍然是产品，但其中有着不断增加的服务价值。其二，服务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催生了大量提供核心价值服务的中小企业，它们是经济服务业化的生力军。如上所述，由于制造业的主要行业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大企业在这些行业占有主要的市场份额，而在服务业的许多行业，并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这就给广大中小企业以发展空间。它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创业、创新发现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服务技术和经营模式创新，提升自身的供给能力。

（3）从产业内在机制的角度研究服务业化、制造业信息化、企业平台化、产业融合和产业链重构等过程性事实。

制造业信息化的重点多集中于企业内部，比如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质量；又如，在企业中建立ERP系统来优化信息管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受到计算机技术的影响和渗透，而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会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企业间的关系和产业格局也有可能彻底改变，企业平台化就是一个明显的趋向。不论是掌上电脑、智能手机之类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产品，还是汽车业等颇为传统的制造业，由于软件系统介入其核心部分，不但使原材料或产品在供需双方间的交易更加便捷，还能通过第三方的加入，来构建一个包括制造企业、原料供应、用户和研发创新在内的极具活力的商业生态系统，即企业化平台，从而实现向更高层次的制造业转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转型的另一个方向。因此，制造业企业逐渐由制造中心转向服务中心，制造业价值链向下延伸，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化不仅成为产业融合的黏合剂，也成为互补式竞争（区别于替代式竞争）机制的黏合剂。当产品和服务的边界以及产业的边界在交叉、渗透时，产业链也在细分和重构，即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社会化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这是服务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

（二）服务业高端化阶段：从传统服务业主导向现代服务业主导转型

1．转型背景

（1）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日益壮大。生产性服务业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目前，部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左右，个别国家甚至达到了75%以上，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远远超出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发展速度非常引人注目。在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中，经济主体已经从原来的制造业转换到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经营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

（2）制造业与服务业间联系更为紧密。生产性服务业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业的投入发挥着中间功能，它们提高了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贯穿于包括上游（如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如质量控制、会计、人事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如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的生产活动中。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

一是制造业支撑服务业，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制造业的国际营销网络和生产网络的形成，就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产品研发、产品运输与储存、广告、保险、会计和法律服务等开发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服务需求。制造业越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就越发达；制造业越落后，生产性服务业也越落后。

二是现代制造企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日益融合，制造业部门的功能也日趋服务业化。制造业高度发展会呈现服务业化的新趋向，主要表现为：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信产品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是知识和技术服务；其附加值中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加工制造，服务业含量在整个企业产值和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服务业收入已经达到总收入的2/3。

三是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紧密结合。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紧密结合构成了产业集聚的服务支持体系，推动了产业集聚的健康发展，并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服务业呈现出产业融合和服务外包的趋势。20世纪后期经济领域的一项革命性变化就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代之而起的是更为广泛的信息－知识－技术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不同产业、不同厂家的不同产品或者某一职能可以由一家企业来提供，并以服务业为中心将分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出现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型。制造业企业为了整合资源、发挥专长、提高效率，越来越多地出现“服务外包”行为，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在产前、产中或产后所进行的一些生产、经营甚至管理服务活动（如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物流销售、员工招聘、信息管理等）均转由其他企业完成。企业要充分发挥核心竞争力，就必须采取BPO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把自己所不擅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聚焦于自身的核心业务。

2．转型特征

服务消费可分为生产性服务消费和生活性服务消费，分别对应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聚集于城市。由于城市规模和能级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有较大的弹性，一般在40%～60%。假设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0%，那么，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这40%往往是城市经济活动的精华。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目前的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分析获得的，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这一比重亦在50%以上。

欧美城市仍然较其他地区城市先一步进入服务业高端化阶段。伦敦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的阶段大致是1970～1990年的20年。在这个时期内，伦敦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近140万下降到1990年的40万。到2007年时，伦敦已经只剩下20万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接近90%。纽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都实现持续快速的增长。从服务业内部的产值结构来看，1990～2000年，金融与商务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990年的18%上升到2000年的23%。1991～1999年纽约金融与商务服务业增加了258100个工作岗位，占纽约服务业就业增长的42.7%。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在创造就业机会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领先者的角色。

芝加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的发展目标指引之下，借鉴纽约市发展经验，借助自身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使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量的就业人员进入包括贸易业、金融业、旅游业、会展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芝加哥振兴的关键产业。波士顿的第三产业发展很快，2004年占GDP的比重更是达到74%。波士顿以科技教育业、金融服务业以及医疗服务业闻名，在历史上曾经和费城、纽约争夺商业领导地位，其科教产业甚至胜于纽约。近年来，波士顿成功地实现城市功能重组，利用全球化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及旅游业。虽然波士顿并不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层次，但是处在专业分工体系的最高层次，且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中展开与最高层次的全球城市的竞争与协作。

1970年东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67.9%，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京服务业的高端化现象开始不断显现。土地、劳动力等商务成本居高不下，人口急剧膨胀，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大城市病加剧，加之与韩国等新兴国家之间竞争越发激烈，使得这一时期东京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电信业、批发零售行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已达到50%左右。得益于企业总部的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东京的房地产业稳步发展，产值比重逐年上升。2004年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其他服务业，已成为东京最大的产业部门。

20世纪90年代，第三产业成为拉动首尔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2000年以后，服务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平均超过80%，信息技术产业、专业软件业、网络游戏业、通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产业结构高级化，首尔进入以“去工业化”为特点的服务经济时代。当前，首尔为韩国制造业总部以及服务业集聚区。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地区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的经济力量，其中包括65.4%的公司总部、62.3%的金融保险业、全部27个中央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99个政府授权经济机构中的88个。著名的三星、LG、现代及起亚集团等，都在首尔设有服务中心。

在工业化时期，新加坡金融业虽然发展较快，达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其在服务业中的比重还比较小。在新加坡服务业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89年和1990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5.1%和14.9%，连续两年超过制造业，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新加坡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为其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加坡物流业也借这股转型风从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发展。随着新加坡产业的升级转型，为了配合电子信息业等产业在新加坡的发展，新加坡物流业向专业化发展，即它们要么专门为某一行业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服务，要么为各行业的客户提供某一环节的物流服务。以电子信息业为例，新加坡物流企业在电子元器件物流上颇有心得。新加坡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提供集中的物流服务，在其工厂附近建立物流园区，园区内就能找到运输、仓储、配送等各个环节的专业物流商，极大地提高了物流的效率，适应了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发展快、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新加坡现代物流业已经转向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从而满足每个客户的不同需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00年开始，生产型服务业发展速度显著快于服务业整体发展速度，其中批发零售业及进出口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为9.18%，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为7.06%，运输、仓储及通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为6.07%，均快于服务业整体发展速度（平均增长率达5.53%）。跨国公司总部和重要的地区总部云集，这些总部依托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成为全球经济的控制中枢，这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信息中心的显著特征之一。2015年，跨国公司驻港总部数目达1401家，驻港地区办事处数目为2397家。

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如保险业、金融业、运输业、仓储业、通信业以及不动产业和工商服务业。而传统的第三产业，如商业及政府服务业等，则成长趋于缓慢，在整个第三产业中的重要性和地位逐渐降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第三产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快，其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促使整个第三产业在结构体系上以新的姿态出现，进而带动台湾经济发展及其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三）创新发展阶段：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不管是欧洲、北美城市，还是东亚发达城市，向创新转型的时间大致是相同的，约在20世纪末（1998年前后），以城市政府颁布创新导向发展战略为标志。

1．转型背景

当人类发展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全球互联网络和市场体系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网络时期。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一书中，从产业角度给创新驱动型经济做了界定。他把创新驱动型经济界定为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身的法律和管理机构，这些法律和管理机构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Howkins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种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对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全世界创新驱动型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这个定义上，创新驱动型经济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非常庞大的部门。有版权的产品（书籍、电影、音乐）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汽车、服装等传统制造业产品。

Howkins为创新驱动型经济所下的定义有不少优点，它为确定一种现有的活动是否属于创造性部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又一致的方式。通过界定创意，Howkins避开了该职业的性质是否有创造性这一潜在难题。对Howkins来说，印刷书籍和摆放舞台布景的人与作者、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都不过是创造性经济的一部分。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R. Florida认为“创意时代”（creative age）已经到来。他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发，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A）、工业经济时代（M）、服务经济时代（S）、创新驱动型经济时代（C）四个时期。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时代来临，“脑力”“创意”密集型产业已渐渐取代“土地”“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哈佛大学教授J. S. Nye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自然原料甚至土地也不见得是财富，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 driven）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走向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 driven）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P. Romer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创造财富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阿特金森和科特明确解释了美国新经济的本质——以知识及创意为本的经济。

纽约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人均GDP 1万美元之后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经济转型。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大规模外移，保留了研发、设计、管理、销售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环节。与此同时，各类总部云集纽约，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定位等使纽约成为全球性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心。更值得特殊关注的是，在纽约都市圈内，分布着众多的以信息产业为主体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朗讯、贝尔等，纽约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与之并存的是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著名大学的代表。无数资料表明，纽约在整个美国科技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伦敦、东京的情况大同小异。伦敦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也逐步实现经济转型。今天的伦敦至少有四个特征：一是产业结构的全面服务业化，二是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和生产要素配置中心之一，三是成为全球性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四是成为总部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中心。在1977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特别是在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后，东京的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大批信息类产业在东京聚集，大批研究机构和大学也在东京聚集。尽管日本基础研究薄弱，但相对而言，东京仍然是亚洲知识和技术创新实力最强的城市。

2．转型特征

从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世界上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条件一般包括：（1）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2）从创新投入来看，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以上，研发投资的较大部分投向产业领域；（3）从创新过程来看，大量创新活动是原始创新，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4）从创新产出来看，创新产出高，发明专利多；（5）从产业发展来看，创新不仅体现在科技优势上，而且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优势上，这个阶段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对经济的变动和外部事件影响的“免疫力”很强；（6）从社会发展来看，创新驱动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而且会扩散到社会发展、环境改善、体制优化等多个领域。只有达到上述所有条件，才算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相对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未达到上述条件，创新瓶颈体现在创新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产出不高、产业集聚不够、创新扩散能力不足等多个方面。

总体而言，要实现创新驱动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1）推出文化创新发展战略。创新发展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21世纪初，伦敦颁布《伦敦创新战略行动计划》，向世界宣告了城市创新发展时代的到来。到2002年，伦敦的创意与文化产业总收入估计达250亿～290亿英镑，光是伦敦电影产业每年产值就达7.36亿英镑。新加坡从20世纪末开始推动城市的创新发展转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受到重创，经济增长速度从1997年的8.6%降至1998年的2.1%。同时，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崛起，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已经认识到，靠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已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知识型产业，建设创新型城市，才能确保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于是，自1998年开始，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配套的措施，促进本国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2）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尔经济受到重创。为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从1998年开始，首尔的知识科技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化学、材料工程等新兴行业因政府培育扶持而迅猛发展。21世纪初，创新导向推动了新加坡城市经济的第三次转型。伴随着创新导向政策的实施，新加坡的经济一直处于波动之中，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工业化和服务业化时期。2000～2005年新加坡的GDP平均增长率低于6%，经过2006年、2007年将近8%的高速增长后，2008年又回落到2%左右， 2009年甚至是负增长，这是经济处在转型时期的典型特征。新加坡政府期待通过创新来推动产业向高端升级，加强本地产业网络的根植性，从而确保新加坡经济充满活力和持续竞争力。这一转型阶段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加坡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1990年仅为0.86%; 2002年首次超过2%，占2.11%，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2004年上升到2.25%。新加坡研发人员密度居亚洲第二，为88人/万人，仅次于日本的96人/万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数据，新加坡2007年的科技专利数达542件，居世界第22位。

在有利的政策促进下，新加坡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获得一定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95～2005年的10年间，新加坡创意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超过8%，高于其5%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006年，新加坡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0.9万，约占总就业人口的4.4%，艺术类公司和相关社会团体已经从400个增加到700个，文化艺术类活动达2万多场，参加活动的观众也从1996年的70万增加到120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直接拉动GDP增长，吸纳就业，还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氛围和环境，间接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升级，不但增添了新加坡国际性大都市的活力与魅力，也促进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融合。

（3）以多元化经营与创新活动为动力，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虽然波士顿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其高技术产业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止，凭借丰富的科研资源，波士顿的创新活动并没有终止。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波士顿迅速调整产业结构，拓宽产业范围，实行主导产业多元化战略，改变对特定产业部门依赖程度过高的状况。软件业、电子通信业、计算机外围设备成为20世纪90年代波士顿新的支柱产业，并带动128公路区走出低谷。到90年代中期，波士顿地区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1996年马萨诸塞州的就业水平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1999年10月，美国经济权威杂志《商业周刊》指出，随着软件业、电子通信业的快速发展及大量网络公司的创建，波士顿128公路区已经重现繁荣。

三 世界城市转型原因分析

（一）经济服务业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世界主要城市转型的经验启示我们，来自城市自身发展的瓶颈和矛盾与来自外部的产业增长转型需求共同作用，推动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

1．产业结构单一，城市经济增长乏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实行的是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策略。由于早期的产业对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交通运输条件有较大依赖，首尔迅速发展成韩国轻工纺织产业集聚地，轻纺工业厂商的大量集聚，带来城市空间不可移动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厂商聚集的负效应增强，产出效率下降，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周边地区迅速成为新的厂商聚集中心。由于对资金回收期过长的重化工产业投入过度和与之相匹配的政策资金供给过度，80年代初期，首尔发生了通货膨胀，轻工业中小企业不断倒闭，制造业经营恶化企业持续增加，同期受城市发展策略及企业成本过高制约，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特别是化工业、冶金业和加工业大规模转移。城市出现产业单一化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尔开始探索和发展多元化产业，开发、培育技术密集型和知识信息密集型产业。重化学工业内部拥有核心技术、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增加。

2．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城市环境不断恶化

工业城市曾对促进经济、社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也严重制约着工业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城市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生态环境的恢复、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并延缓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产业，如电力、钢铁、冶金、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开始遭到许多国家的强烈抵制。全球的能源危机也给工业城市特别是重工业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钢铁、煤炭、石油等工业原料的供应紧张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业的制造成本，限制了工业的发展空间，迫使工业城市不得不以转型来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风险。比如19世纪前40年中，伦敦发生的毒雾事件不下14次，每次毒雾事件都造成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大提高。1952年12月4日，曾被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的“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之雾，终于变成了震惊世界的杀手：当日整个伦敦为浓雾所笼罩，整整5日不散。雾害之后的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规定在城区设立无烟区，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等煤烟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68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治理污染已成为伦敦长治久安之本。

3．传统比较利益丧失导致传统工业迅速衰落

城市发展赖以依存的资源和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城市被动转型。波士顿在19世纪中后期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技术工人资源，成为一个以港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波士顿地区的纺织、皮革、服装等制造业企业开始迁往南部等低成本地区，波士顿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进入衰退期。20世纪50年代初，众多高技术企业汇聚在波士顿128公路附近地区，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初具规模，不断升温的美苏军备竞赛为波士顿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越战临近尾声和美苏太空竞赛趋于缓和，美国国防开支锐减，波士顿地区获得的军事合同直线下降，当地严重依赖防务和航空航天市场的企业遭到沉重打击。1970～1972年，近3万个与防务相关的就业机会消失，高技术部门的失业率则达到20%，仅雷声公司一家就临时解雇1万多名工人，占雇员总数的40%。波士顿128公路区的发展就此陷入低谷。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近年来，大陆对台湾地区逐渐开放市场，成为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心。台湾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是比较劣势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转移，对台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趋势。比如，半导体芯片的制造从2002年开始大量转移到大陆，这些产业在台湾具有比较优势，从生产成本来看在大陆生产未必有利，但是为了占领大陆市场，这些产业不得不转移到大陆。这种台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大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可能引起台湾经济的空心化。在台湾的进口总额中来自大陆的进口比重正在稳步增加，1996年的时候只有3.0%，但是2003年已经增加到8.4%，来自大陆的进口增加会对台湾的产业结构造成一些影响。

香港的转型源自内地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制造业发展的成本压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丧失，到了90年代，香港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5倍、泰国的6倍、菲律宾的7倍、中国内地的7～10倍。由此可见，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已难以承受土地、人工等成本的上升压力。而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恰好为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策优惠、市场广阔的良好环境。香港制造企业大量北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既缓解了香港本土制造业发展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推动了经济转型，又使香港的厂商得以利用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继续保持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城市用地成本上升，制造业外迁，带来“产业空洞化”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的急剧膨胀使香港土地价格空前飙升，香港工业用地的拍卖价格从1959年的每平方米105港元上升到1992年的每平方米41000港元，33年间上涨了近390倍。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迅速扩张的影响，劳动力需求量和工业用地需求越来越大，而同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政策又长期限制农业用地转为他用，从而使工资和地价不断上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社会矛盾趋于表面化，劳工运动加大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各种环保运动则使工业用地更趋紧张，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岛内游资泛滥并大量涌入股市和房地产，使土地价格猛涨。

从外部看，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以微型集成电路、电脑、机器人、遗传工程等为主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使美、日等发达国家得以用自动化与机器人重新改造传统产业，与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争夺市场；另一方面，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祖国大陆的经济开始奋起直追，其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使我国台湾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空间不断被压缩。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岛内加工出口工业多年累积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强大压力使新台币迅速升值，这使我国台湾出口工业雪上加霜。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过去一直是台湾经济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为主导的台湾制造业曾是台湾经济的主力，并促使台湾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两种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经济竞争形势的恶化，使台湾的传统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岛内的产业和国际投资者不得不向东南亚和祖国大陆转移，这使过去主导台湾经济发展的加工出口产业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工业的扩张势头受到了遏制。

（二）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因

1．全球新科技革命推动转型

由于能源和环境两个硬约束的倒逼，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突出表现在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这次科技革命必将产生一批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新时代。该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科技创新为新的发展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列入国家战略，推动城市发展步入科技创新时代，通过城市辐射、吸引和示范作用来带动周边地区，从而推动整个国家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跟上全球新科技革命步伐，努力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抢占先机，才能在未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资源。

2．高科技产业面临困境

台湾地区的企业以民间的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8%），其灵活的网络状经济组织模式使得台湾企业能在竞争中发展，特别是在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阶段，中小企业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小企业本身的特点也制约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首先，中小企业规模小，获得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资金、人才及市场信息的困难较大，企业难于承受高科技产业的高风险投资。其次，由于高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缺点，产业发展容易呈现不稳定状态，企业自行从事研发的意愿和能力较低。再次，台湾整体的研发体系不健全，对中小企业研发支持不足。台湾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台湾整体产业升级的瓶颈。最后，台湾高科技产业还出现电子资讯产业“一枝独秀”的局面。一方面台湾当局产业政策向资讯产业倾斜，投入资讯产业的科研经费占总科研经费的一半以上，对传统产业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资讯产业没有充分发挥出对传统产业带动和辐射的效能，产业关联性不大，从而影响整体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

相反的案例是波士顿，波士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调整产业结构，拓宽产业范围，实行主导产业多元化战略，改变了对少数产业部门依赖程度过高的状况。软件业、电子通信业、计算机外围设备生产业成为波士顿新的支柱产业，并带动128公路区走出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士顿地区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1996年马萨诸塞州的就业水平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随着软件业、电子通信业的快速发展及大量网络公司的创建，波士顿128公路区已经重现繁荣。近年来波士顿地区更是已经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生物技术中心之一。

3．高度集聚的文化创新资源

城市的创新需要借助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以纽约为例，经过30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纽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城市文化。纽约是美国除好莱坞之外文化最繁荣和发达的城市，拥有许多世界著名文化设施，如百老汇、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纽约独特的城市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纽约丰富的人才资源对纽约的经济、商业、文化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支撑作用。纽约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纽约拥有世界一流的商业、媒体和文化艺术展示场所，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第二，自由移居、自由竞争等机制为纽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稳定的人力资源供给；第三，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第四，利用政策法规鼓励人才发展等。此外，校园文化与商业文化、市民文化的交融，是纽约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纽约拥有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大量社区学院，这些大学所代表的开放式校园文化吸引着周边市民，并对邻近的百老汇、大都市博物馆以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艺术画廊等文化艺术机构产生着极大的辐射效应。

四 转型路径分析

（一）欧美城市转型路径分析

1．欧美城市转型驱动因素分析

（1）产业因素：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对老工业基地的“再工业化”和“新工业化”。由于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法德等国都有一定数量的老工业基地，其中以德国鲁尔区为典型代表。类似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时，走出了一条先“再工业化”后“新工业化”的道路。这些地区的产业升级围绕既有产业展开，投入大量资金改造传统产业，以保护城市的传统产业结构。但这一模式没有通过实践的检验，由于在发展地区经济时没有转变单一的产业结构，经济的恢复效果不好，经济甚至持续衰落，并产生经济、机构、认知的长期锁定。而“新工业化”则将产业结构转型的重点由单纯地改造传统工业转向侧重发展新兴产业，强调创新，并通过建立地方科技转化中心，为创业者提供建议和服务来实现产业的转型。并非只有发达国家才走过“去工业化”的弯路，20世纪80～90年代，巴西圣保罗在工业化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迅速进入“去工业化”时期。这种转型并非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向第三产业转型的情况，导致转型不完全而产生“过度城市化”，这一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第二，实施创新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强化以知识经济为取向的城市产业。以伦敦、巴黎、纽约为代表的英法美城市都致力于建设世界级的优秀文化中心，十分注重产业发展的创新激励和文化培育。通过全面培育创新文化（如培育创新者、构建创新网络、落实创新项目、促进人员流动、拟订创新计划等），鼓励与帮助企业创新（如支持小企业创新融资、构建企业网络和集群、落实创新政策等），整合知识资源（如开辟产学研合作途径、畅通合作渠道等），大力发展以知识和创意为载体的城市新产业。巴黎市政府根据产业发展和转型的要求，在继承城市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积极制定了有利于时尚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企业开展创新创意和时尚设计活动。纽约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实施“应用科学计划”、支持多元化“众创空间”，建设高效的创新基础设施，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打造新型创新经济。

第三，形成有特色的城市产业支撑体系，同时又注重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有些城市在转型后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色，例如伦敦形成了以金融业为特色的产业支撑体系，奠定了英国金融业繁荣的坚实基础，从而迅速发展，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伦敦重新获得并强化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纽约华尔街。而德国鲁尔区则在扬弃煤铁工业的基础上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为增加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和增强区域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汉堡大力发展了文化、媒体、教育、学术、研究等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储备城市发展潜能，形成一种互动与沟通的永续发展模式。

第四，注重产业继承。鲁尔区、芝加哥、匹兹堡等老工业城市在产业转型中并没有采取与过去决裂的形式，而是在承继过去的基础之上发展；在原本的制造业基础之上发展服务业；在原有的工厂厂址基础之上发展工业旅游；注意发挥工业时代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基金会等）的作用，使得产业、行业、社会组织与城市空间既基于城市原有的事物产生，又进一步摈弃了原有事物的缺点，从而使城市产业转型得以成功实现。航运业至今仍然是港口城市汉堡的重要支柱产业，汉堡通过举办与航运业相关的博览会、提供个性化的航运服务、培养相关航运服务人才等方式，实现了从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等下游产业向航运融资、海事保险、航运专业机构等上游产业的提升。芝加哥的转型也并非同过去完全决裂，而是在过去的制造业基础与优势之上进行转型，充分利用地理与交通便利的优势，走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第五，制定和实施促进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巴黎通过转型逐步成为法国乃至世界的时尚产业中心，而巴黎市政府则根据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的要求，积极制定了有利于时尚产业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开展创新创意和时尚设计活动。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人才资源、深厚的文化背景，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现代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创意产业等）发展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鲁尔区通过改善矿区部门结构、在具有全区意义的中心地区增设服务业部门、在边缘地带迁入商业设施等措施改善了产业结构。21世纪初，伦敦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适时推出“创意伦敦”“文化伦敦”等经济发展战略。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认知的普及，伦敦在2007年又适时提出了“低碳伦敦”计划，因应时代的转变而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更快更好推动伦敦的经济转型。

（2）空间因素：空间重构

第一，建立卫星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60年代之后，法国政府实施了巴黎地区的整体规划，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政策，对巴黎地区的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此外，巴黎市政府针对大区面积小、人口多的现状，扩大了巴黎大区的行政区划范围，下设行政区由原先的3个增加到8个。同时设置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与开发研究所，统一规划卫星城的建设。通过建设卫星城来吸纳新增的城市人口（包括郊区农业现代化后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和外省的迁入人口），以减少巴黎的人口压力。

第二，城市中心区复兴。城市转型带来的人口郊区化与工业郊区化给一些转型都市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很多城市中心城区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以芝加哥为例，失业率上升导致犯罪率上升，一系列社会痼疾开始显现。为了防止郊区化带来城市中心区衰退，促进中心城复兴，芝加哥市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依据“发展和多元化”“交通和可达性”“滨水地区和开敞空间”三条原则，通过改善道路、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来振兴中心区。同时，在中心城区引进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来填充中心城区的就业空缺，促进中心城区经济复兴，使中心区成为现代服务业、公司总部、金融和证券机构的集中地。通过对鲁普南区和西区以前的铁路和工业用地的再开发，以及位于鲁普东、南和西北的铁路、机场和工业基地的转换，增加中心城区住宅，恢复和再利用老建筑，使商业回归中心城区，实现了老城区的经济复兴，芝加哥成为城市空间转型成功的典范。

匹兹堡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也特别注意保持中心城区的繁荣。与其他许多老工业城市一样，匹兹堡中心城区因工业企业的退出与社会过滤机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在中心城区的复兴中，政府的决策和规划对市场开发起着关键作用，政策工具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其主要的做法是通过增加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保证中心城区复兴的活力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鲁尔区成立煤管协会，针对生产向郊区蔓延、区内交通负荷不断增大、边缘区和核心区交通脱节的问题，1968～1973年的交通规划有计划地对现有的线路进行技术改造，发展区内快车线，缩短区内重要空间节点与高速公路的距离。同时，在最大限度发挥本区水运优势的基础上搞好水陆联运，加速南北向交通线路的建设，组成统一的运输系统，有效改善了因转型而带来的工业区与城市的空间分隔，让破碎化区域紧密地衔接起来。巴黎通过发展现代化、便利化、网络化的城市交通体系，为整个巴黎的城市产业扩散和空间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巴黎市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舒适和便利。

2．欧美城市转型进程中的政策举措

（1）产业政策举措

第一，加速传统产业升级。纽约在面临制造业衰落危机的时候，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复兴计划：通过加大产业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通过减税等措施来鼓励地方和私人企业进行新的投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在政府采购、进口贸易、折旧政策、政府信贷等方面给予资助，扶持传统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这些政策充分弥补了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弊端。圣保罗在城市转型时期忽视了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从而使得其城市化和许多其他拉美城市一样，具有过度和超前的特点，即城市化率大大超过工业化率，为城市经济健康转型和良性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二，注重产业转型的人才补给。汉堡通过培养科技人才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发展的转型。针对现代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汉堡一改崇尚精英的传统教育，重点培养了很多与汉堡有直接关系、有特色的研究专业，如航空与造船等专业，培养出大批既懂现代科技知识又掌握实践技术的应用型人才。纽约为保证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政府致力于制定适应市场要求的人才培训体系，使教育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并利用其高等教育发达的优势，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吸引国外学生到纽约学习，以各种形式邀请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来从事研究工作，以充实本地科研队伍的力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政府还修改移民法，对学有专长的移民减少限制，从国外引进大量人才，以减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技术人才短缺压力，这无疑对纽约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商业服务等知识性服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城市转型是一个文化趋于多元、人才不断集聚的过程，因此，多数欧美城市为各类人才不断提供自由、宽松、包容的创业环境，并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举措，促进了城市健康转型。

第三，制定了保护环境、促进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鲁尔区以分片组团式的城市规划从根源上改变大气与水域环境。首先，按功能建立科学园区、服务园区、生活园区等，使生活区和工厂彻底隔离；其次，关闭污染严重的工厂，成立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技术转化中心，改进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最后，以《循环经济法》取代《废料法》，大力发展电厂技术、燃料电池、电网技术、能源供应和太阳能技术等环保技术，使区内产业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汉堡在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水岸绿色城市的特色，保护了城市边缘的大面积景观网络系统，特别重视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设施和开放空间的保护，将河流水道沟渠与水岸风貌作为最具有城市自明性发展的景观元素，强调城市的滨水发展特色与空间组织结构，为滨水区域传统航运产业向现代航运服务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环境。汉堡从对港区进行港口新城的规划开始，就在极力避免新城变成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并着力打造一座宜居宜业的都市新区。通过港口新城的建设，汉堡实现了对早已荒废的城市中心区的改造，挖掘了城市的潜力，增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居住环境，从而提升了城市综合竞争力。

（2）空间政策举措

第一，制定区域规划，促进城市区域均衡发展。巴黎在规划区域内将土地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和非建设开发土地两部分，限制城区向郊区无序蔓延。20世纪60年代，巴黎制定《巴黎地区城市总体计划》，限制城市空间的扩展，以期形成合理的地区城市布局。1994年为了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特别是巴黎和远郊四省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法国政府颁布了《法兰西岛地区区域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这一文件确立了巴黎市和上塞纳省的拉德芳斯区为国际商务中心，新城马恩－拉瓦莱为综合性的服务业中心，并确立了巴黎大区后期的区域分工发展模式。法国1996年出台了《巴黎大区可持续发展计划》, 1999年又制定了《2000～2006年国家——大区计划议定书和大区规划》，该《计划》和《规划》的宗旨都在于强调巴黎市和巴黎大区的建设和整治，保持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均衡发展。伦敦的城市空间均衡发展则受制于城市基础规划。与我国的城市规划不同，大伦敦规划属于指引性规划，主要通过道路和开放空间这两大体系引导空间开发。大伦敦规划明确提出侧重交通走廊发展，对开放空间的引导是通过空间分级体系来实现的，这在实际操作上保证了城市和大都市区内部区域的协调、均衡发展。

第二，注重城市设计、景观纲要设计与土地使用计划的整合。汉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确定了21世纪的城市风貌以及城市空间品质发展的指导纲领和管制准则，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土地与相关计划基本管制的新整合，以此作为城市部门及区域发展协调及整合的蓝本，以利于城市再造资源的利用。整合包括三大部分——城市设计计划、景观纲要设计计划、城市土地使用计划。整合工作的创新体现在全新的公共参与过程以及三个计划彼此相互整合而形成的城市管制新架构中，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空间未来的发展。德国鲁尔“IBA计划”在复兴埃姆舍地区的时候，就统筹考虑了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制定了涵盖产业转型、就业安置与培训、污染治理、生态恢复与重建、文化发掘与重塑、景观优化、旅游业开发、科技园区建设等多个层面的目标和措施。通过综合性的用地更新改造策略，保证城市转型在各个方面同步推进。

3．欧美城市转型的路径与经验

（1）制定服务于城市转型的总体发展规划，并贯彻始终

欧美城市在转型过程中都十分重视通过规划来切实保障城市产业、空间、社会等方面转型规划的实施，这些规划精心制定并贯穿于城市转型的始终。例如，汉堡市在1996年由议会决议、城市发展局推动，制定了《汉堡城市发展构想》的战略规划。该《构想》对汉堡在全球化下城市改造行动的基本思路与详细内容、在全球性空间下的布局及思考、城市改造行动所涉及的策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考与原则、城市对外关系与国际支持的营造等方面都做了阶段性规划和远景规划。鲁尔区早在1966年就编制了《鲁尔区域整治规划》，作为德国区域整治规划史上第一个地区性的总体规划，该《规划》成功地实现了德国区域规划在法律上的效用，对鲁尔区成功实现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巴黎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巴黎地区城市总体计划》《法兰西岛地区区域发展指导纲要》《巴黎大区可持续发展计划》《国家——大区计划议定书和大区规划》等一系列总体与专项规划也都为巴黎城市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的和法律的基础。伦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内城复兴的专门政策措施，如优先教育区计划、城市计划、社区发展计划等，通过改善内城的社会福利和环境卫生来带动中心城区的复兴，这些计划有很多都被贯彻至今。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保留、更新制造产业

欧美城市在转型过程中都大力发展了现代服务产业，如伦敦重筑了金融之都，鲁尔发展了工业会展和工业旅游，巴黎成为时尚之都，汉堡发展了现代航运服务，匹兹堡发展了工程设计、科研开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纽约更是成为国际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标杆。但由于欧美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多实施了多元化经济战略，因此仍然普遍将制造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芝加哥依托美国中西部发达的种植养殖业和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农产品加工、集散地为基础，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成为美国重要的食品生产基地；鲁尔区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发展了新材料、医药、环保等新兴产业；从纽约的情况来看，其制造业经历了由鼎盛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但转型后的制造业更为集约化和高端化，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外部转移，而新型制造业则在改造、提升中保留与发展。

（3）实施创新发展战略，重视大学等非营利性机构的作用

欧美转型城市往往都具有坚实的工业发展基础，其在改造传统工业、培育新兴产业时都加大了对创新要素的重视和投入，加大了人才补给。因此，这些城市十分重视大学、基金会等非营利性机构的辅助支撑作用。鲁尔区将科技创新作为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多元化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加强产学研结合，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与教学、科研单位合作，不断改进技术、更新产品。除了建设高密度的科学研究机构外，鲁尔区还在每个大学设立技术转化中心，帮助科技人才就业和创业，通过建立技术－市场的应用体系促进整个鲁尔大区产业和科技的发展。匹兹堡将其在非营利性机构的雄厚基础转化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有利因素。匹兹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海恩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及社区组织等非营利组织聚集着大量工程人员、技术人员及科学家，两所主要大学和几十所学院保证了匹兹堡教育中心的地位，这些非营利性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匹兹堡成功转型。

（4）注重对城市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的保护

欧美城市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继承，强调产业发展与空间重构必须有利于和谐都市的再造，其产业与空间转型始终都在自然与人文保护的框架下进行。例如，2008年制定的《新巴黎城市规划》，就突出强调了三个原则：一是该规划以《京都议定书》为可持续发展的准则，二是注重城市网络重组，三是消除郊区的封闭状态。汉堡则在其规划中明确规定了转型时期经济成长与社会整合相结合、新经济体制与社会均衡相结合、改善城市风貌与保护自然景观相结合、“适应变迁的能力”与“承传历史传统的能力”相结合，提出城市的成长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再生性，所有的发展扩张必须回归到既有的城市发展因素与轴线上，应避免城市无止境的扩张。另外，城市的成长扩张也必须回应生态等万物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汉堡在改造的过程中避免被城市土地开发的一次性高额收益吸引，更关注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空间支撑。例如，汉堡新城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码头符号，使码头符号作为景观要素得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鲁尔区在区域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营造“绿色空间”的计划，提出“鲁尔河上空蔚蓝色的天空”的环境保护目标，以改变长期以来工业企业污染严重、公害突出的现状。

（二）东亚城市转型路径

1．产业政策举措

（1）促进产业多元化

为了克服产业单一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受到的负面冲击，东亚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十分强调产业的多元化，特别是以东京、首尔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即使发展服务业，也十分强调服务业类型的多元化。首尔通过多种组合措施推进产业多元化，收到良好的效果。比如，首尔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印刷业、出版业、时装业、软件业、工艺业、动画影片业等城市型产业。

（2）强化产业集聚

加快经济发展是东亚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举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尔通过增长与控制并重的土地开发政策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这些政策包括对土地投机的限制，多次要求财阀释放闲置土地，通过土地区划事业整理对原有土地空间进行重调，对中低收入者搭建的占地面积大的简易自助住房进行了清理和拆除。同时，首尔重点限制中高收入者的住房，客观上对住房消费产生了抑制效应，减少了首尔过快城市化进程中对居住用地的需求，为厂商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土地空间，减轻了居住用地对商业用地挤占的压力。

（3）发挥大企业集团作用

大企业集团在东亚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充分发挥大企业集团的作用方面，首尔形成了独特的政策。一是强化政策导向。对于符合国家五年计划和产业要求的大企业集团，首尔政府在信贷、税收方面给予特惠待遇，扶持大企业发展自主品牌。二是实行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通过采取高关税壁垒、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国民购买韩国货等措施，韩国政府坚定不移地保护民族工业，为大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产业安全保障和国内市场空间。

（4）积极培育中小企业

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这以东京最为典型。东京城市产业发展中，印刷出版、服装服饰、小型电子信息产品、传统工艺等都市型制造业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东京主要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推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发展和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和融资。比如信用金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信用组合和劳动金库等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遍布各区。同时，搭建各种专业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的经营、产品开发和产品销售提供支援服务。

（5）重视教育与创新

东亚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为提升创新能力，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创新。比如首尔市政府为推进产业转型，大力投资发展教育，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加教育经费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颁布《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实施技术开发费用税收扣除与研究试验设备加速折旧政策；减免新技术开发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建立高技术产业中心；政府采购向新研发产品倾斜。

2．空间政策举措

（1）建设网络化基础设施

网络化基础设施能促进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促进产业上下游的调整和各种要素的自由流通。为此，东京通过一系列空间政策，推动市内各区之间、东京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客运网络体系。一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遵循“交通先行”“优先公共交通”的原则；二是政府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投入力度，如对市郊铁路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高额补贴（建设费的36%）。

（2）积极推进大都市功能疏解

东亚城市的规模都相对较大，特别是东京和首尔在各自国家都占极大的比重，在受益于人口集中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为限制首尔的过度集聚，韩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公共组织政策（公共组织包括公共办事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制造业单位迁出政策（迁出单位一般分布于首尔都市区、花园城市，这些地区限制新工业城市的开发，限制工业和高等教育机构设施建设和扩张）、绿带政策（在绿化带内几乎不允许任何开发活动）、首尔周边子发展区的管理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期，首尔在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建设了中心城区与卫星城、首尔与其他大城市、卫星城与各大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

（3）强化区域协同发展

推进区域协同，是发挥大城市先天优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以产业链的方式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东亚城市尤其是东京做得最佳。在东京，电器机械、运输用机械等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多摩和城南临海区域；小企业更多地选择城市的中间区域；大中企业多选择中心区域或边缘郊区（如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多在城东、城北等地区，生产用机械制造业多集中在城南地区）；新城成为制造业向外扩展的重要支撑，如横滨和千叶成为国际空港、港湾的工业集聚地，埼玉成为政府机构、生活、商务职能集聚地，筑波新城成为高科技产业集聚地。

3．经验借鉴

（1）制定长期城市发展规划

东亚城市大多通过制定长期城市发展规划，包括综合的和专业的，为城市发展提供准确的方向。韩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是韩国经济发展计划的主体，是首尔产业发展的总纲，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相继出台了三大都市圈（首都都市圈、近畿都市圈和中部都市圈）发展规划，每10年左右修订一次，到现在前后已经进行过五次规划修订。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第五次规划中，日本提出要加强信息交流、完善交通指挥系统、构筑高效的广域性物流系统，加强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充分再利用，培育和发展业务核都市，形成分散型网络结构都市群，在此基础上发挥区域一体化功能，最终实现广域合作战略。

（2）推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香港特区做得最好，反映到政府行为中就是奉行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大市场、小政府”、“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新施政理念，即在经济领域由市场主导，政府还是积极不干预；在创造营商环境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政府负有更大责任，起促进作用。

（3）推进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

东京在推进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方面做出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一些垄断行业进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逐步实施以市场准入制度和价格调控制度（价格规制）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放宽了对通信、电力、交通运输和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快了其民营化的进程。

（三）中国内地城市转型路径

1．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与政策措施

第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深圳以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成为承接来自香港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之一，形成了轻型和外向型的生产加工模式，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和发展起了电子、纺织服装、机械、钟表、玩具、印刷和食品饮料等传统行业。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特别是苏州、无锡、杭州等核心圈城市）也发展了以引进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经济，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大类产业和新材料、光电子、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第二，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城市经济发展框架。在深圳和长三角的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的主导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以电子及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群，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60%左右，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每年拉动工业总产值增长近25个百分点。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也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创新环境。在高新技术产业强劲增长的作用下，城市经济也强劲增长。同时，注意利用高新技术改进传统行业，提高城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促进城市经济的整体进步。

第三，制定和实施促进城市产业发展转型的政策。从国家到地方层面都制定了一系列加快产业升级、空间重构的政策，各地都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要素，尽可能发挥产业优势，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产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并在各省、市的发展规划中分阶段、有重点地得到体现。例如，苏州、无锡针对其工业园区发达、接受上海辐射的区位优势，制定了紧跟上海产业发展步伐的政策，重点推进制造业升级；南京重点推进都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杭州则制定了规模化的发展目标；常州等地确立了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此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政策的相继发布，还进一步推动了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步从以要素层面为核心向以制度层面为核心的区域合作转变。

2．空间重构的因素与政策措施

第一，基础设施轴与产业发展轴奠定了城市的空间格局。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形成了沿产业发展轴与基础设施轴延伸的轴向空间布局。以上海浦东为例，形成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带、现代金融带等产业带和以内环、中环、外环、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为基本框架的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组团。在长三角区域内形成了以沪宁、沪杭产业带与交通线为轴的空间布局。深圳城市三轴、组团式与圈层式兼具的明显空间特征也与此密切相关——沿深南大道形成深圳城市结构的框架和主轴，并同特区外最主要的发展轴——107国道连接。深圳早期商贸起步时的主要功能都沿这个轴线布署，使得深南大道从一开始就成为城市主要的商业、贸易、行政轴线。沿北环路形成另一条产业发展轴，各个组团主要的产业均布署在这个轴线的周边。而这条轴线同联结香港和内地最主要的通道——广深高速公路连接。沿滨河大道形成了第三个以休闲、教育为主的发展轴。深圳城市大部分主要空间组团串联在这三个发展轴上，并按照不同的功能展开。

第二，工业加速向园区集中。无锡全面推进市区工业“退城入园”和乡镇工业向园区集中，全市工业企业集中度由2005年的61.2%上升到2009年的75%，土地产出强度提高了50个百分点以上。苏州的主要措施有三方面：一是优化产业园区的布局，明确各大板块的功能定位，对产业园区进行分类、分层次布局规划，对千亿元级集群和特色集群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二是优化城市配套设施，完善市域范围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对产业园区的配套支撑；三是优化产业园区间的联动平台建设，把昆山—太仓，太仓港与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联动的平台纳入苏州工业园区合作平台，通过适当的联动机制向全市域扩散。杭州通过建立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大平台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加速要素的集聚，达到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第三，城市内部的轴向与组团式发展相结合。深圳依靠弹性的空间结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避免巨大的经济总量在空间的无序堆加，减少了经济与社会成本。深圳市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弹性的空间结构——带状组团结构的空间发展构想，城市空间从东翼的罗湖和西翼的蛇口同时展开、东西组合，为其城市产业发展与空间发展确立了较好的基础。在转型中，深圳通过两翼对进再形成中心城区的产业布局与空间形式，降低了大规模拆迁甚至是二次搬迁与拆迁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3．国内城市转型的路径与经验

（1）经历了服务业先抑后扬的两次转型

从产业内部发展轨迹来看，长期以来，深圳以及长三角地区和全国一样，都经历了两次比较重要的发展转型。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了重点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特别是长三角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是以牺牲服务业的发展为代价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深圳与长三角的服务业发展都迎来了一个黄金增长期。特别是在国家沿海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随着制造基地向内地迁移，这些区域的服务业都出现了飞速增长，目前已稳定在40%～60%的水平。

（2）现阶段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转型

国内很多城市的发展转型都是对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和社会文化全方位、深层次和系统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重点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集聚集约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努力吸引人才，加强海外留学归国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引进，以及落实各市“千人计划”；加快社会转型，将民生作为实现转型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加快生态环境建设，以治理为重点，以技术突破为关键，以制度创新为支撑，全面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区域融合发展，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功能开发。例如，无锡重点围绕人才、科技、文化、生态、民生，在产业结构、城乡发展、社会形态、政府服务各个领域实施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转型，从整体上统筹推进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城市转型已出现以下三大转变：从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转向资金与技术密集的集约型发展轨道；从主要利用国内资源与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国内外资源与市场相结合；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支柱产业为主。

（3）由外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向关注民营经济的方向转变

目前，长三角和深圳都结束了大规模引资、单纯依靠外力拉动发展的时代，进入依靠内源经济的第三次转型时期。不单是上海、深圳、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一些经济规模、创新能力与一线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但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如常州、温州、宁波等）依靠灵活的机制，也在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的自主品牌建设，鼓励民营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这些城市推动民营企业向“专、精、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成长性强，在区域内甚至全国都具有相当影响力，部件或成套产品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的“小巨人”企业和“单打冠军”。同时，这些城市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其进行改制融资和上市辅导，帮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注重产业园区与城区的融合发展

长三角重点城市的旧城改造和新城规划都将工业园区纳入整体规划之中，并进一步强化工业园区的现代服务业功能，协调居住、工业、商业等功能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使之形成组合效应，提高城市运营效能。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都加快构筑与城市形态相适应的产业布局，从交通、环境、文化等各个角度统筹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兼顾，寻找“产城融合”的最佳突破口。产业发展在坚持空间维度的基础上，加入时间维度，实现产业周期与城市发展周期的有机协调，苏州的“三城三区”规划建设就是园区与城区融合发展的代表。

五 世界城市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一）世界城市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的模式与经验

通过研究欧美及东亚城市的转型历程、总结分析欧美及东亚城市转型经验，笔者发现城市的产业、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等相关要素建设是影响和驱动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

尽管导致各个城市发生转型的历史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城市转型的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以产业转型主导和推动的城市转型；

第二类，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推动的城市转型；

第三类，城市政府战略规划引领的城市转型。

在三种类型中，产业、空间、城市功能等相关要素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1．以产业转型主导和推动的城市转型经验借鉴

通过比较欧洲、美洲、东亚、国内城市产业转型的驱动因素，可以发现：制造业的高端化、高新技术化、服务业化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战略的推动，是大多数城市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见表6）。与此同时，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民营经济和非营利性机构的作用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转型路径上，总结东亚、欧洲、美洲、国内城市产业转型的经验，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

路径之一：结构升级带动——通过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成功转型，如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鼓励传统产业产业链的延伸升级改造。

路径之二：技术创新推动——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能级提升。

路径之三：新兴产业带动——通过鼓励、扶持发展新兴产业来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型，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在这种转型模式中，笔者发现，东亚和欧洲通过文化发展战略实施而带动的产业和经济转型成效明显，这为上海的产业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借鉴。

2．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共同推动的城市转型经验借鉴

笔者通过研究欧洲、美洲、东亚、国内主要城市转型的案例发现，有些城市在产业转型的同时，进行的空间布局优化和转型为城市转型成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城市空间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中，产业布局与空间布局的同步优化、考虑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化布局等成为推动欧美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力量（见表7）。笔者发现，以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共同推动的城市转型中，有如下两点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1）随着产业转型而同步推进空间布局的调整和转型；

（2）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充分考虑产业和城市转型的需求。

3．城市政府战略规划引领的城市转型经验借鉴

笔者研究发现，在巴黎、纽约、新加坡等城市的转型进程中，城市政府的战略规划也发挥了根本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从不同区域城市政府战略规划引领的转型驱动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城市转型初期，政府都曾经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城市战略规划，确立了城市转型发展的阶段目标（如新加坡、东京、纽约、巴黎等），为城市转型的成功提供了宏观政策和体制保障（见表8）。

（二）世界城市转型经验对中国城市转型的借鉴与启示

1．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

上海在“十五”计划末期就开始尝试和探索城市转型，并在“十一五”期间确立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十二五”期间上海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型进程明显加速。从数据来看，在1990～2000年，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从30.9%迅速上升到了52.1%；在2001～2005年，其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2004年时下降到阶段最低点，仅为50.8%; 2006～2009年，第三产业比重重新开始上升，从52.1%上升到59.4%; 2010～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2015年达到了67.8%，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特征已经基本确立，上海的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如果从城市经济转型的系统进程来考察，近年来的实践结果显示上海在城市转型进程中仍然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和制约，亟须破解。

（1）城市经济转型增长面临产业断层

上海一直在努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来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增长。自2000年以来，上海一直在努力降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时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然而产业升级转型的进程却并不顺利。虽然大量制造业外迁，但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没有及时得到发展，产业结构难以支撑经济的健康增长。虽然“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加，但这并非第三产业实质性增长的反映，而是第二产业占比迅速下降后的相对增长。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上海的经济转型增长仍然面临着产业“断档”的巨大压力，第二产业的升级跟不上，第三产业增长的后劲不足，这些潜在的威胁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经济的顺利转型。

这是上海产业转型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其他大城市转型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之一。一般来讲，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主要是投资、出口、消费和技术进步。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看，前期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弱化。前期依靠工业投资、外资增长和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正在日益受到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消费需求的增强仍然有待时日；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尚未发展成为主导动力；制造业升级举步维艰，服务业发展缺乏环境的支持。与从工业经济中心向服务经济中心和资源控制中心城市转型的国际城市相比，在许多中国大城市目前的产业体系中，工业重型化和服务低端化态势比较明显，与亚太地区中心城市首尔、东京、新加坡相比，工艺制造、服务贸易、创造性产业和知识型服务的比重明显偏低，带动城市高端制造、高端服务和高端消费的核心产业尚未形成，推动城市转型增长的动力不足。

（2）制造业高级化发展缺乏基础和创新推动

笔者发现，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受制于土地成本上升、土地空间供给减少和能源环境约束增强，制造业发展呈现外部环境推动的转型升级进程，大批低端制造业正在外迁，产业的高级化趋势明显。

但是，即便是在上海，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大多数制造业仍然未摆脱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先进制造业的高增长、低效益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等，由于许多中间产品依靠进口，因而最终形成的产品附加值不高，在产业价值链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低端化亟须改变。与此同时，笔者发现，除深圳、杭州等城市以外，目前即便是上海，依然存在科技产出水平不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链衔接能力薄弱，国企缺乏技术创新的压力和热情，民营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实力，制造业高级化发展的内力不足等问题。缺乏技术领先或具有技术主导的制造业来支撑城市发展，难免影响整个城市转型升级的进程。

（3）城市发展面临空间结构矛盾与空间功能缺失

这一问题在以北京、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表现得特别突出。近年来，随着全球城市体系的变化，北京、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北京、上海对城市功能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然而，北京、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功能体系的矛盾与其城市功能提升和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上升的内在要求越来越不适应。

国际大都市需要有利于城市资源高效配置的空间布局和空间保障。然而，无论是从人口分布、企业布局、交通规划还是从城市用地和住宅建设等城市空间要素利用的各方面来看，特大城市目前仍未改变单一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从上海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的城市中心仍然集中在黄浦区、静安区，但逐步向虹口区、杨浦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等城区和浦东等近郊区及金山等远郊区扩散。北京的情况则更加突出：核心区的要素和资源过度集中，城市发展区和郊区无序地扩散和绵延更加严重（甚至已经绵延到河北地区）。大城市蔓延式扩张模式不仅带来中心城区城市空间要素配置失衡、城市拥挤和生态空间缺失的问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心城、郊区和新城之间缺乏缓冲区域，没有科学的城市空间布局层级体系，这一方面加剧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支出，另一方面也直接制约了郊区新城发展和周边区域发展对中心城区发展压力的疏解。于是，中心城市功能疏解成为特大城市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4）人口劳动力和人才增长供给滞后于城市转型的客观需求

城市转型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企业，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人才——能够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城市功能提升的人才。纽约等大都市的经验表明，高素质劳动力的高度集聚是城市转型和创新发展的保障。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制造业领域的科技创新，还是服务业领域的经营创新，都需要以高级人才资源的充分供给为基础。目前上海在高级人才资源方面，存在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缺陷的矛盾。

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创新型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中技术人员数量不足，高水平人才更少，而先进制造业所急需的高级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调查，尽管近年来企业中技术工人的人员比例超过50%，但高级技师的比例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0.1%左右，技师和高级工也仅仅占1.1%和6.1%；而在发达国家，高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要超过35%。服务业高端人才也极为缺乏，如上海金融人才仅有6.3万，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均在30万以上。根据有关研究预测，伴随着上海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所需的从业人员和中高等学历的专业人才日益短缺，以上海市的高校和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此外，中国的大城市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威胁，与国际其他大都市相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年轻劳动力人口增长缓慢的情况难免会出现，导致人才增长和劳动力增长不能满足城市转型的客观需求。

（5）支撑服务业发展和城市转型的体制保障和环境氛围不足

欧美国家大都市成功转型的经验启示，在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十分需要内生性市场创新和体制创新，需要有一个放松管制、富有弹性的环境。但是目前，许多城市支持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的氛围还不够，特别是支持经济结构向创新化、服务业化发展的法律、税收和所有权等制度基础相对薄弱，政府管理体制尚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的需要。要促进城市的顺利转型和创新发展，需要尽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体制环境和城市氛围。

2．对中国城市转型的思考与建议

借鉴世界主要城市成功转型的经验，结合大部分大城市转型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大城市要想成功实现经济和产业转型，提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能级，应该充分发挥城市战略规划的引导作用，以产业转型为支撑和具体抓手，以空间转型为保障，以体制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助推城市顺利转型升级。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议。

（1）培育有利于城市转型的体制环境和文化氛围

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都致力于建设世界级优秀文化中心，十分注重产业发展的创新激励和文化培育。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应该充分吸纳和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注重培育有利于城市转型的体制环境和文化氛围。

要解决城市转型中的突出矛盾问题，更应该重视培养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文化氛围。比如上海，其产业转型一直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困境，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因此，中国的大城市应该从建设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入手，培育有利于城市转型的体制环境和文化氛围。

（2）重视市场和民营经济的作用，从微观基础切实推进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的基础在于企业，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市场和企业。重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是保障转型顺利和最终成功的关键。综观我国目前城市转型进展比较顺利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民营经济发达是其突出特点。因此，要实现城市转型的顺利发展和最终成功，应重视微观基础的能量和作用，以鼓励发展有特色、高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有技术优势和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突破口，自下而上推动城市转型。

以上海为例，上海的产业经济一直在国有经济垄断下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江浙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上海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显得发展不足，企业“大而不强、小而不精”。国际化大城市转型的经验表明，大批企业的成功转型发展是推动产业成功转型的根本。因此，面对上海产业转型的困境，政府应该以鼓励发展有特色、高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有技术优势和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突破口，从微观基础切实推进产业转型。

（3）重视空间转型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助推城市转型

当今，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明显放缓。许多大城市在能源价格上涨、土地和商务成本上升、制造业外迁、服务业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下，经济的增长态势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情况在特大城市尤为严重。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展摆脱困境和压力的最大希望。

对于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来讲，首先，要树立“空间开放”的观点，在大都市和城市群空间背景下，充分利用空间成本的区域差异，以城市空间转型，实施郊区新城服务业化发展战略来推动服务业发展和城市转型。这样不仅可以疏解特大城市的功能，还可以为城市转型和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特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其次，要借鉴世界城市产业转型和空间转型的经验，重视城市空间转型的引领作用和空间支撑作用，以战略性的空间规划，以科学的空间转型助推产业转型，进而助推城市转型。

（4）做好应对城市人口低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准备，为城市转型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人才是推动一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只有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对我国许多城市的快速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出现人口低增长的现象，未来，人口低增长的态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人口低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背景下，城市转型要想顺利实现，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因此，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鼓励人才向城市地区集聚，为城市转型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是实现城市转型成功的长远和根本大计。

（执笔人：左学金、王红霞、林兰、邓智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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