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集卷首语

本期为《德国哲学》创刊30周年纪念刊。遥想30年前那个大梦初醒的年代，国内哲学界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6年创刊号的当年就出了第二辑，我的论文《批判哲学的归宿——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意义》就发表在这一辑上。1988年在湖北大学召开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来自东德、西德、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的9位学者和国内的10位学者在大会上发了言，由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陈家琪师兄所撰写的会议综述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上，写得极为精彩。那时我们这一拨中青年学者都是40岁左右的年纪，张志扬、陈家琪、朱正琳、黄忠晶，还有北大的靳希平，成为在会上一班老前辈（陈修斋、张世英、杨祖陶、齐良骥、钟宇人等）中异军突起的新秀。

那些年，我一直都是《德国哲学》（包括后来的《德国哲学论丛》）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曾在第2、7、12、15、16辑的《德国哲学》上撰文，最后是在《德国哲学论丛·1998》（出版于1999年）上发表关于康德宗教哲学的文章。进入21世纪，《德国哲学论丛》好像还出过两辑，以后就因经费困难而沉寂了，直到2007年我接手为止。这其实也反映了国内哲学界的风潮和趋势，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正是古典哲学研究普遍消沉的几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新赶后”，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出版一本辑刊的钱也筹集不来。记得何卫平君关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辩证法的博士论文改定成书稿后，2000年由我推荐到上海某出版社出版，被出版社当即退回，说这年头，谁还谈伽达默尔啊？后来是志扬兄等一帮朋友合力推举，才在次年获得出版，目前已是国内哲学解释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了。

现在，我接手这本杂志又有10年了。每年40多万字的文稿的阅读和编辑工作主要都是利用假期没有课的时候赶出来的，每次都要花一个多月时间。但这并不是最困难的，最难的还是好的稿源难找。由于当前我国学术评价体制的畸形，像我们这种未纳入所谓“C刊”或“核心期刊”的每年出一辑的杂志，很难约到名家和一般中青年学者的稿件，写一篇稿子不容易，谁都愿意投往周期短又能被官方评价体系认可的杂志。本刊的一个重要的征稿途径，就是在高校在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中物色一些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让他们从中抽出最精彩的章节先期发表。这些文章通常见解新锐，思路大胆，论证严谨，发人之所未发，丝毫不逊色于名家大腕。我每年都要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许多场各层次的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开题报告会和论文答辩会，这些开题报告和答辩会通常都会开成一场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这已是武汉的西方哲学界的传统），从中正好可以发现源源不断的稿源。我有时甚至认为，未纳入被认可的评价体系不一定是坏事，本刊的这种超功利性，避免了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可以用唯学术标准来选择稿件，而一旦沾上了功利，就很难说了。但我这种做法还能坚持多久，还真是不好预料。现在连硕士生都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了，否则拿不到学位。所以，本刊从2017年起改版，从年刊改为半年刊，以符合进“C刊”的要求。不过，无论怎么改，学术第一的原则我是一定坚持的。

邓晓芒

2017年3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