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199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召开了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座谈会，40多位属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法学所、人口所、政治学所、民族所、世界宗教所、经济所、农村发展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人事部、最高检察院、民政部、统战部、建设部、国家计生委、全国总工会、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经济社会调查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厅、局等，部分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课题组还在1994年10～11月就中国1994～1995年的社会形势对全国170多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全国10个省区的2万多名城乡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对专家学者意见的归纳整理和对来自各个方面调查统计资料的综合分析，现将我们对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预测结果报告如下。

一 1994年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

经过16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这同时也是一个体制过渡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1994年，对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基本判断。

（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在经历了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以上之后，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又比上年增长11.5%左右，仍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4万亿元大关；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乡及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6%以上，农业的主要农产品除粮、糖减产外，其余均获得稳定增产，粮食总产量可达4.45亿吨；国家财政收入情况转好，1994年1～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8.5%，支持和促进了各项改革的平稳过渡，另外实行外汇体制改革后，前三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长140多亿美元，等于增加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

（二）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

1994年1～9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5.8%（其中国有工业增长4.5%），集体工业增长21.2%（其中乡办工业增长28.2%），以股份制和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增长28.9%。另外，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和注册资金分别比上年末增长38.0%、34.4%和53.0%，个体工商户的户数、从业人员和注册资金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1.9%、27.2%和5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外贸出口交货值两项指标中，1994年乡镇企业首次占据“半壁江山”，并出现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产值的增幅高于东部地区20多个百分点的新局面。而且，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继乡镇企业之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各种合作经济以及其他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进入1994年第四季度后，国有工业的增长情况也达到了近两年的最好水平。

（三）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1994年国内商品市场繁荣，生活消费品供应充足，在物价增幅较大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挤兑和抢购风潮，粮油价格较大幅度的调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相对平稳，消费支出继续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住房装饰、电话、空调和子女教育投资成为城市居民继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之后的新的消费热点，农民现金收入的增幅也大于前几年。1994年1～9月份，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8.2%，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左右，全年城乡居民新增储蓄存款达到5000亿元以上。到1994年底，90%以上的城镇企业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8600万城镇从业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用社会统筹，4500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国养老保险金累计结余已达近500亿元。

（四）人口继续呈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趋势，国民素质有所提高

199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保持在18‰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在11.4‰，全国已经有十几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内，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左右，已略低于人口替代水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全年净增人口仍达1400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已接近12亿，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与此同时，国民素质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左右，成人识字率提高到80%以上。

（五）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

1993年末《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此后，全国各地许多省份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措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的“农转非”速度。根据对来自各方抽样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目前全国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000万人左右；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主要停留在大城市的占27.8%，主要停留在中小城市的占45.1%，停留在外省市乡村的占20.8%，另有6.2%难以确定；从外出时间看，全年外出在10个月以上的占到53.2%。199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约30%。

（六）社会秩序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经济生活中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反暴利、反不正当竞争、反走私等活动的开展，遏制了市场秩序的恶化；社会生活中对杀人抢劫、车匪路霸、卖淫嫖娼、黑社会团伙的严厉打击，也使这些活动有所收敛；司法、工商、金融、铁路、供电、电话、医疗、报刊、电视、出版、文艺演出等领域对行业不正之风的治理收到较好成效；以打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公款、变相侵吞公有资产等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

（七）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基本保持着健康态势

根据本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于1994年10月对全国10个省市27个地区约20000名城乡居民的抽样调查，大多数人认为1994年社会形势“很稳定”和“基本稳定”（5.61% +58.33%），多数人认为“改革顺利推进”是1994年的最重要进展（占50.88%），公众对改革成效评价较高方面依次为“工资改革”（占38.32%）、“财税改革”和“住房改革”（均占24.26%）、“公务员制度推行”（23.25%）等；另外，1/3强的居民感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占38.41%），但也有1/5多的居民认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略有下降”（占21.23%）；公众认为1994年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依次是：“物价上涨过快”（占79.8%）、“社会治安不够好”（33.05%）、“反腐败进展不快”（28.14%）、“社会风气不良”（19.15%）以及“国有企业效益提高慢”“失业加重”“农业不稳定”等。

此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文化体育以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 1994年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1994年的社会形势以改革加快、持续发展和基本稳定为主要特点，总体上处于经济开始“软着陆”但社会结构仍加速转型的阶段，转型期中社会稳定的价值更加受到关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政治上为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进一步提供保证

继199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之后，1994年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和第2卷的新版修订本；同时1994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意味着继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之后，要为在进入世纪之交的过渡期中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持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提供保证。

（二）强调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中央在年初就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高层领导中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了重要位置，特别是在上半年，正确处理和调整了一些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保证社会稳定，下半年则重点强调平抑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和加强“菜篮子工程”。

（三）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改革初步实现平稳过渡，新经济体制形成初步框架

1994年是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比较集中的一年：财税制度由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了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两套体系，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的原则，推行以增值税为主要内容的流转税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复式预算制度；金融体制实行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新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现有的专业银行要逐步转化为商业银行，此外还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了分业管理；外汇体制实行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的并轨，国家有秩序地放开进出口商品经营权，一律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统一结汇制（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过渡办法），出口配额实行招标、拍卖和规则化分配；国有企业改革已做好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准备工作，由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等16个部委参加的部际协调会已通过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与此相关的12个配套规章正在分头拟定，改革将从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开始，逐步实行公司制改组，根据不同情况改为国家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多个法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工资改革方面，国家机关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国家事业单位也实行了套改，使这些部门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价格改革方面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对粮棉油的合同收购价格以及原油、成品油、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迈出较大步伐。这些改革措施相对集中地出台必然会使政府从不同的方面对原有的利益格局做出调整，但是由于加大了改革配套的力度，体制改革的过渡相对来说比原来预想的要更加顺利和平稳。

（四）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经济开始实现“软着陆”并避免了大起大落

1993年一度偏热的经济在政府干预下1994年开始逐步降温，投资膨胀有所遏制，1～9月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43.9%，其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1994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实际增长18%，其增幅也明显比上年回落，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新开工项目比上年减少一成多，大上度假村、高级别墅以及炒卖地皮的现象得到有效抑制。不过，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仍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推动而不是效益提高。

（五）社会稳定更加受到重视，整顿社会秩序的力度明显加大

缩小地区差距已提上议事日程，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备受政府重视，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破产中对职工生活的妥善安置排在首位，消除贫困的财政支出有较大幅度增加。在整顿社会秩序方面，1994年先后开展和继续进行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加快清理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打击假冒伪劣的制造和商业行为、“扫黄打非”、反腐败等一系列活动。截至1994年9月，据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113.6万起，摧毁和破获各类犯罪团伙10.9万个，查获团伙成员41.2万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41.4亿元，一大批罪大恶极、危害一方、群众深恶痛绝的流氓恶霸落入法网；同期还相继追捕了各类重大逃犯1.2万人，一批杀人、抢劫、车匪路霸、诈骗、盗窃、拐卖妇女等重大逃犯被抓捕归案；此外，还查处了一大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色情服务和制贩淫秽书刊、录像等违法犯罪分子，净化了社会空气。

（六）社会发展压力加大，社会发展意识增强

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城乡管理、医疗、住房等社会体制配套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没有新的突破，微观经济基础的再造就很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但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更多地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以目前仍在谨慎地通过试点进行。另外，为配合将在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推进社会发展的活动，国家在着手制定“九五计划”和1996～2010年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在酝酿和制定第一部“中国社会发展纲要”。1994年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同时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展览会”，中国政府还向是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干部和民众的发展意识也开始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整体的社会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在发展中的价值得到更加普遍的认同。

三 1994年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1994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物价上涨超过警戒线，一部分群众生活水平下降

1994年1～9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20.9%，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平均上涨23.3%，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平均上涨24.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平均上涨20.0%。1994年零售物价上涨率超过了1988年的18.7%和1989年的17.8%，是改革16年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年，大大超过15%的严重通胀警戒线，更远远超过3月份人代会提出的要把物价控制在10%的要求。1994年，在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的同时，约有1/5的城市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农村中的这一比重则更大，部分县市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居民占到五成以上，银行的居民储蓄也出现了事实上的负利率或零利率。此次物价高涨是在国家已经紧缩银根、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成本推动，包括部分企业税负增加后的上抬物价，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套改以及套改中的部分失控和由此带动的企业工资水平攀升（1994年全国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26%，职工工资比上年增长24%），对粮棉油收购价格和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的上调，汇率并轨以及压缩外贸财政补贴后带动的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近两年投资品涨幅过高形成的成本压力，等等。不过，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商品供应充足，国库券发行成功，对长期储蓄实行了保值，居民对物价上涨已有预期，所以此次物价高涨并没有引发抢购风。短缺经济的结束和总体上供大于求局面的形成对人心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二）农业的粮棉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城乡和地区差距继续拉大

1994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近1000万吨，同时人口比上年净增1400万人左右，虽然由于食品结构的变化，居民的直接消费用粮在持续降低，但粮食转化产品的生产用粮和饲料用粮在大幅度增加，国内粮价也已逐步接近国际市场水平，国家不得不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进口粮食。棉花收购虽然实行了严格的国家专营，但收购工作在实际执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而且，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的价格上涨幅度过大，粮棉价格上涨的收益不能全部落实到农民手中以及粮棉的市场价与收购价的价差又有所拉大，粮棉种植者收入增长过缓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会进一步影响农民粮棉生产的积极性。1994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而且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越来越集中在产业结构的差别上，“农业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居民收入落后县”的状况更为突出，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农业为基础的意识发生动摇。1993年通过各种措施全国共减轻农民负担103亿元，使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7.88%下降到4.68%，但是1994年有些地方又出现农民负担的明显“反弹”，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三）部分职工、部分离退休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生活比较困难

1994年，亏损企业破产的数量规模明显扩大，全年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大体上相当于1989～1993年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总和，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多数得到妥善安排，但也有部分职工陷入困难境地。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状况依然严重，库存积压、产品和设备老化、资金紧张、债务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过多等造成经营艰难，部分国有亏损企业发不出工资或只能发40%～60%的工资。据劳动部门统计，1994年城镇失业率达到3%，城镇失业人员达到500万人，比上年增加80万人；城镇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2.8万户，涉及职工580万人，其中减发工资的314万人，占城镇职工总人数的2%，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3%。另外根据对一些省区的调查，有些省区至今尚有60%～70%的县市由于财政紧张没有进行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套改，西部地区一些地方连机关干部都发不出工资，拖欠工资的情况较为严重。特别是部分离退休人员，由于物价上涨幅度过高，感到生活负担难以承受。截至1994年9月底，全国因故不能及时领到离退休金的有49万人，占离退休总人数的1.8%。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总体的消费资金膨胀，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也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费医疗目前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劳保医疗费的提取占企业工资总额的10%，而且漏洞很大。

（四）社会治安仍存在诸多问题，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依然艰巨

1994年的刑事案件发案率又有所上升，特别是查处的一些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大案要案令人触目惊心，且增幅较大，有些恶性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治安情况较差，群众缺乏安全感。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赌博、贩制淫秽书刊和音像品等行径虽经严厉打击整治，但禁而不止，在有些地方仍十分猖獗。反腐败斗争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与中央的要求和民众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目前查处的结果看，存在的问题不少，仅199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新立案60014件，结案41341件，查处44105人，其中涉及省部级干部7人，地厅级干部99人，县处级干部1141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9.74亿元。

（五）教育、科研领域的改革仍存在许多困惑，总体发展滞后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扭转

目前全国高等院校已发展到2200多所，在校生达到440万人，其中在校研究生达到约11万人，但从每万人口占有的大学生比例、教育结构的调整、教材改革的情况、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来看，还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虽已提高到2.8%左右（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约占61%），但绝大多数仍是用于教师员工的“人头费”。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1994年全国37所高校试行部分学生收费制度，但试行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高校竞相以降低入学分数为代价招收“高价生”的现象，引起群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议论，中小学生经济负担加重的情况近两年也比较突出。基础科研队伍人心不稳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就是一些亟须发展的应用科研领域，在“放开一片”的过程中也出现高度的不适应，在市场选择面前深感困惑。教育科研领域的稳定人心、新老继替、防止人才外流、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培养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等，都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中的问题总体上都明显地带有转型期的过渡特征：有的领域是旧的体制打破以后，初建的新体制还未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段时期的磨合；有的领域旧体制打破以后，新体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体制规范的“真空”或“漏洞”；也有的领域是新旧两种体制规范并存，出现体制摩擦和冲突，相互抵消有效性，并造成行为规范上的混乱和价值观念上的困惑；还有的领域是较为敏感地涉及历史形成的刚性利益格局，仍在谨慎地积极探索改革，还没有进入新的运行机制轨道，因而对新的发展形势产生“不适应症”。

四 1995年社会形势预测

1995年社会仍会保持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经济将持续、稳定增长，初步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框架将面临新的考验，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明显加大力度，与之相伴随的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将被推到前台，社会领域的发展价值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更加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根据我们对来自各方调查统计资料和数据的综合分析，现就1995年的社会形势做出如下预测。

（一）经济继续“软着陆”，但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1995年若继续维持中央现行的紧缩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政策，经济增长将缓慢回落，但并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由于乡镇企业等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大力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地“非农化”和旺盛消费需求的牵动以及1994年仍然较高的投资比重，1995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速度，预计会达到10%～11%。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如果不出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1995年的粮食生产会转好，但对棉花的供销政策若不进行某些市场化的调整，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物价涨幅将逐渐回落

随着经济增速的缓慢回落和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压缩、控制，如果1995年没有牵动全局的新的物价上调措施出台，物价涨幅将会有明显下降，但考虑到物价翘尾因素、成本滞后期推动因素以及1994年尚未进行工资套改的机关事业单位将继续兑现和追补从而带来需求拉动等因素，预计1995年商品零售物价的上涨仍不会低于1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预计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将增长6%～8%。中西部地区在乡镇企业加速增长的推动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会有明显提高，但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会继续加大。另外，由于国家加大了消除贫困的努力和扶贫的力度，中央的扶贫投入已从80年代初的十几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近百亿元，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法也把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资金列入单项预算，保证国家二次分配向贫困地区倾斜，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和10亿元专项贴息贷款，重点扶持592个贫困县，所以预计缩小贫困面的速度将有所加快。不过根据国际经验，当贫困人口比例达到10%的时候，贫困问题的解决将进入瓶颈阶段，为实现到20世纪末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今后年均要减贫1142.8万人，较之1986～1992年每年减贫642.8万人，任务增加近一倍，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三）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将明显加快，企业效益可能有显著好转，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安置问题会变得突出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组织创新是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步伐将明显加快，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可望有所缓解，而一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将会通过破产保护逐步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如果这一改革进展顺利，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亏损面、亏损补贴、综合经济效益等多项指标将会有十分显著的好转。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亏损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将会变得非常突出。

（四）人口继续维持低增长率、高增长量，形势依然严峻

1995年中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预计会维持在12‰左右，全年人口出生率在19‰左右，但人口总体上仍处于增长的高峰期内，1994年15～49岁的育龄妇女仍达3.26亿人，比上年增加300万人，20～29岁的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接近1.2亿人，处于23岁生育峰值年龄的妇女仍有1200多万人，所以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不会低于1400万人，1995年中国大陆人口总量预计将达到12.13亿人。如果没有大的波动，估计到2000年可把中国大陆人口控制在12.8亿人以内。

（五）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继续加快，农民工流动的季节性压力将减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县以下市镇“农转非”速度的加快，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有所提高，199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可能达到或超过31%，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年转移量有可能达到90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活跃、城市新开工基建项目的压缩和择业渠道的多样化，农民工向大城市涌动的势头会趋缓，跨省的季节性流动压力会减弱，省内农民工的季节性输出根据各省的不同情况将占总输出量的30%～50%，但农民工的节假性流动的压力仍然会很大，特别是春节期间，仍会因农民工集中返乡而出现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异常紧张的状况。

（六）社会秩序会继续好转，但治安问题仍然是民众关心的焦点之一

1995年打击刑事犯罪、整顿经济秩序、“扫黄打非”、反腐败等斗争将继续以较高的力度进行。反暴利、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反偷税漏税、整顿农村治安秩序将会广泛开展。不过，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和社会丑恶现象，风头一过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在牟取暴利可能性的诱惑下，还会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在对国有严重亏损企业实行破产保护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出现炒卖国有企业产权的现象。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中，社会治安秩序将始终是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

（七）妇女和家庭问题将会更加受到关注

1995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将会推动政府、民众、新闻界和社会舆论对妇女和家庭问题的关注。妇女的权益保护、妇女的社会参与、家庭核心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离婚率的上升，与独生子女伴随的性别比例失调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有可能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

（八）根据上述提到的本课题组对全国20000名居民的抽样调查，公众在1995年最关注的三大焦点问题将是：“控制物价上涨”（71.67%）、“严惩腐败”（39.97%）和“社会稳定”（24.99%）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对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关键因素可能主要来自下列方面。

1．1994年全国的零售物价上涨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虽然预计1995年会有明显回落，但回落是有过渡期的，不能指望一步到位，若能回落到1993年的13%的水平就很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仍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利益摩擦的加剧。加之国有企业的加快转型很可能使一部分亏损企业的职工面临艰难的选择，打破他们长期以来的心理平衡，社会新增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压力也会变得更加突出。近几年来稳定在2%～3%的城镇失业率有可能因为隐性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显化而有所上升。如果一旦出现异常的（按照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一般经济规则，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成反比）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现象，将会对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所依赖的稳定环境十分不利。

2．1994年粮食比上年减产了1000万吨，这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前两年各地大上经济开发区后造成耕地面积锐减，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后土地没有制度化的转包程序而造成抛荒撂荒，以及在比较利益驱动下粮田改种经济作物等。这些因素在1995年并不会消失，一旦粮食再度减产，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稳定物价造成威胁。而且，1994年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几乎比上年增长了1倍，已逐步接近国际市场价，部分东南沿海省份开始把眼光转向粮食进口，今后仅靠提高粮价来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余地已很小，但即便是如此，比较利益的差距仍在拉大，相当一部分粮农的收入增长过缓的问题没有解决。1994年农民平均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平均数后面掩盖的问题是，农民中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数所占的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在目前，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农民的真正问题不是来自所谓的“民工潮”。因为民工是在流动中获益并使社会获益的人，而是来自在农村发展中利益应当得到补偿而未获补偿的那一部分人，前者面临的是加强管理和疏导的问题，而没有前者，后者的问题就更难解决。

3．1995年仍是新经济体制宏观框架经受考验和利益格局处于新的调整之中的关键时期，而且改革向纵深的发展愈来愈触及利益格局中的刚性部分，保证政局稳定和中央的权威变得更为重要。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和省区之间的财政利益划分是清楚的，但在省区内的地方四级财政之间，并没有法定的比例关系，结果是往往出现自下而上层层截留和自上而下层层加大提成的并行现象，而对一个具体的地方来说，为此表示财政紧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发不出工资。但不发工资不但违反法律，更悖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的稳定，而在人心的稳定中尤其要重视基层干部队伍的人心稳定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人心稳定。

五 若干对策和建议

根据对1994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分析以及对1995年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综合课题组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现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坚决控制物价涨幅

继续坚持紧缩银根和通过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控制物价的上涨幅度，放缓出台新的生产资料价格调整措施，做好1994年五项重大改革后的配套工作，对居民储蓄继续实行保值，并防止工资总额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攀升，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牟取暴利和欺诈行为，对过分的投机活动加以限制。

（二）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有保障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解决企业的历史性负担，尤其要注意企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的配套措施，启动近几年已有一定储备规模的社会失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统筹资金，加快变“企业保障”为“社会保障”的体制改革。要妥善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和再就业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开办各种“职业培训班”进行过渡。各地应加紧根据实际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标准。同时，在改革中要建立清产核资等一系列的制度化规章和程序，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的加剧。

（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关键是增加对粮棉种植业的投入

中国的农业由于劳力多耕地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很难获得规模经营的收益，所以以农业为基础的关键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坚持实行国家对粮棉种植业的补贴政策，并通过大力鼓励和扶持粮棉种植者从事兼业活动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应有计划地组建大规模的农副产品期货贸易市场，使农民在粮价放开后能够得到粮价的准确信号并具有稳定的预期。1994年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棉花专管措施，虽然国家棉花收购计划完成情况并不理想，但使国有棉纺企业避免了大范围的停工待产，不过这毕竟是以棉区地方利益的让渡为代价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1995年地方上落实棉花种植面积的积极性，建议在1995年棉花播种季节之前，考虑部分调整棉花价格和流通政策，制定补偿棉区地方利益的措施。

（四）改革城乡管理体制，加快城镇化速度

应使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逐步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管制，加快县以下的“农转非”速度，这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流动人口对大城市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城市化的推进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新的推动力。大中城市也应当积极制定把流动就业人口纳入城市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纠正目前在收取农民进城定居费用方面的无序状态。

（五）继续坚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

近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一直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一个问题，但全面考虑，不宜提高二胎生育率，现在有些农村地区计划外的三胎、四胎甚至五胎仍然不是个别现象，有的省的出生漏报率仍高达20%～30%，计划生育稍一松懈，人口增长就会反弹。要利用物质利益的导向，继续鼓励计划生育、少生优生、晚婚优育，今后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管理。

（六）进一步加大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力度

加紧清理在反腐败斗争中查出的大案要案，通过公布大案要案的处理结果向民众进一步表示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并促使犯罪者早日投案自首，不对漏网抱有任何幻想。在对各种经济犯罪依法进行法律制裁时，要注意不使犯罪者在经济上得到任何好处，以起到警戒和威慑作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特别是要解决有法不依问题。改革开放16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50多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3000多个地方性法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中经济法规占到近40%，而且近两年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群众意见较大，而一般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也还比较薄弱。

（七）大力发展科技教育，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把科技教育立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国家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今后造成国家之间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知识的差距”，没有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科研教育是一种投入产出期长的“产业”，任凭市场选择是不行的，国家必须从长远考虑整体投入问题。1995年要做好减轻中小学生经济负担和课程负担的工作，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过程中防止出现竞相压低分数、招收高价生的现象，尽快制定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有效办法，进一步稳定科研教育队伍，停止科研教育部门在第二职业和创收问题上的误导，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间进行普遍的社会公德教育。

（八）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认识

在制定相应法规的基础上，把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列入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指标中，绝对不能宽容以谋求“群众福利”和“发展经济”为借口对环境、资源有危害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对危害行为做出赔偿和付出代价。要进一步明确和划分资源的产权和责任承担者，注意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开发资源方面的利益导向与激励。

（九）把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在90年代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要采取各种扶持措施和有效的倾斜政策，帮助落后地区改变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状况，给予少数民族和宗教信民集中的地区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大力推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积极培育西部地区经济的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