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势研究25年记述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又称“社会蓝皮书”）自1993年出版第1本，到2016年出版第25本，走过了整整25年的时间，最早参与这项研究的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的调离，有的退休，有的已经去世。我成为25年来唯一始终实际负责和参与这项课题的人，感到有责任对这项长达25年的连续滚动课题进行总结，以有利于这项课题持续下去和更上一层楼。
一 什么是社会形势？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总理基金的支持下，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研究员主持、数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京文研究员实际负责，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并于1991年出版了《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该书获得极大成功，以课题组名义撰写的总报告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在这一背景下，次年，当时主管社会政法学科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教授，提出由社会学研究所牵头，由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教授实际主持，组成“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核心组成员有我、方明、黄平、陆建华，还有负责课题辅助工作的胡刚，我成为核心组的负责人。记得当时一开始我们是从“什么是社会形势”开始讨论的。那时科研经费还比较紧张，我们核心组几个人住在社科院建国门大楼北侧的四川驻京办事处招待所，彻夜讨论。因为招待所当时没有早餐，我们的早餐就在周边几条胡同的早餐摊上解决。
究竟什么是“社会形势”，我们当时查阅了很多文献，都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国外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人在使用“社会形势”的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国内的文献中，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国际形势”“军事形势”等说法，但也唯独没有“社会形势”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把“社会形势”拆分开，讨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形势”。对“社会”的理解比较好办，我们几个都是学社会学的，知道“社会”的含义有大小之分，可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那样的包罗万象的“大社会”，也可以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中社会”，也可以是排除经济、政治、文化后的“小社会”。所以，我们把分析的基本范围限定在“中社会”，但又主张要与经济相联系，因为我们认为社会形势的判断要以经济形势为基础。对于什么是“形势”，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形态”和“趋势”，由此可以把“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理解为社会变迁发展的现状分析和趋势预测。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一开始就给“社会形势”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认为“社会形势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性表现”。
好在当时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陆学艺教授和我于1990年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本社会发展报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该书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写作这本书有两个背景，一是早在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六五计划”时，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正式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理念，但什么是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描述和分析体系是什么，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得到认真研究；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人类发展报告”，用人类发展指数替代人均GDP对各国的发展水平进行排序，这促使人们思考更加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社会学的研究能够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仿照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组织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我是这本书的总报告撰稿人，当然撰写的思路是课题组很多人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养鱼场里侃了几天侃出来的。该报告用“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为总判断和理论框架，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从六大方面分析和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变，即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报告最后提出“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我们那时认为社会发展报告是一种中长期的分析和预测，而社会形势是一种年度的分析和预测，应当更容易一些。但后来才感到，这种看法是有偏差的。
二 社会形势的预测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蓝皮书比社会蓝皮书早出版一年，经济形势的预测采用了预测模型，每年公布下一年度的20个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数据。这个预测模型其实是假设经济的主要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在一定的参数之下，指标可以呈现外推的线性变化。但实际上，由于模型的预测结果往往与现实的可能性并不相符，所以也要根据经验对结果进行人为调整。
社会蓝皮书一开始也想仿照这样的做法建立预测模型，预测下一年度的一些主要社会指标，如居民收入、城镇化率、失业率、犯罪率、基尼系数等。但后来发现，这样做的风险太大。我们曾去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与做经济预测研究的人员座谈，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短期的系统性的指标预测，准确率不会超过20%，特别是对于社会形势来说，更是如此。
社会科学的预测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的预测模型几乎是封闭的，变量都是确定的，比如你可以根据推动力、空气阻力、摩擦力和抛物线轨迹测算出弹道导弹的运行轨迹，并进行拦截。社会科学的预测模型都是开放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全部的影响因素，而一旦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加入，原有模型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全改变了。社会形势比经济形势的影响因素要更加复杂，比如说你预测社会政策突然变化的影响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其实严格地说与算命和掷色子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是不是说社会形势预测没有规律可循呢？那也不是。翻阅这25年的预测结果，绝大多数还是比较靠谱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特殊的不可预测的影响因素，多数指标的变化是稳定的。比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几十年中都是以每年1个多的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增长和变化情况相当稳定；再比如我们测算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受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解释整个收入差距的约60%，那么一旦城乡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情况，就可以据此推论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出现逆转。当然，在社会形势方面，一些与政府政绩挂钩密切的社会指标，比如说犯罪率变化，往往很难找到稳定的变化规律。
我们经常讨论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的关系。一开始我们认为，经济形势是社会形势的基础，经济形势不好，社会形势也不会好。后来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社会形势也未必好。再后来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社会形势也不必然会恶化。也就是说，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密切的相关关系。一般人判断经济形势，主要是根据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并不会对社会形势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形势要通过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等一些中介指标的变化对社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大规模征地拆迁，反而会引发一系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从而对社会形势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对于影响社会形势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一般也会归纳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并根据转轨与转型的力度和速度，来判断某一类社会问题阶段性的集中程度。
总之，尽管经过了25年的探索，但我们对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影响因素，还不能说达到把握规律的程度，很多情况下还是凭借多年的经验进行判断，要想使社会形势的预测成为一门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社会形势的分析框架
这次我们收集了社会蓝皮书25年的目录，目录的变化，实际反映的是我们关于社会形势分析框架的变化。
经济形势的分析框架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有国民经济的计划，政府的经济综合部门也有对经济体系的细致划分。但政府从来没有负责社会领域的综合部门，社会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也不明确，不仅在中国不明确，在国际上也不明确。
社会蓝皮书一开始的时候，涵盖的领域很广，甚至包括了政治、法治、宗教、民族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也为了使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更加聚焦于一些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的核心领域，各研究分报告也不断收缩范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形势分析框架，包括人民生活、城镇化进程、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社会安全等。这就是社会蓝皮书分报告的主体部分，即“发展篇”。
每年都有一些公众关注的难点、热点、焦点问题，为了回应公众的关切，社会蓝皮书每年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推出一些关于社会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的专题报告，形成一个“专题篇”。
为了显示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蓝皮书都专门设置了一个“阶层篇”，反映各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情况，如工人、农民、干部、私有企业主、青年、妇女等。但这个部分的一些报告，有时让人感到与社会形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被合并掉了。
社会蓝皮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调查篇”，每年都要发表一些全国的大规模的社会综合调查结果和专题调查结果。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比较完善，社会统计是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数据相对缺乏。为了使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能够有扎实的数据支持，社会蓝皮书一开始就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部分，并坚持下来。
四 25年社会发展趋势的几个阶段性判断
为了撰写这个记述，我重新认真研读了25年来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感到这些总报告在一些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阶段性判断，还是很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来仍然回味良久。
（一）关于1992年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判断
《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第1本社会蓝皮书，那时刚刚发表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当时为了准备这篇总报告，我和方明专门去广东省的深圳、东莞、顺德等地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对当时发生的快速而重大的变化印象极为深刻，但同时也对一些过热的现象感到担忧，这些调研都对总报告的判断产生影响。当年的总报告提出，“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和“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转折性变化的特点，即社会主导价值发生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社会变革的程序和社会参与方式发生变化；社会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发生变化。该报告也清醒地提出警告：基建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债券热和办公司热成为1992年中国经济的五大热点，从主流上看，这些“热”是积极合理的，但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大、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过猛、货币超发问题严重、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交通运输全面吃紧、工业品继续积压等情况看，这些“热”中显然存在某种盲目性和不合理因素。据统计，1992年全国各地乡以上单位计划建立开发区8700多个，如果全部投入开发的话，约需资金30000亿元。
这篇总报告关于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以及对过热经济现象的严厉口气，引起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到2014年，1～9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20.9%，居民消费价格同期上涨23.3%，零售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1988年的18.7%和1989年的17.8%以及15%的严重通胀警戒线。
（二）关于中国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的判断
2005年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提出一个大的判断，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该报告还认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篇总报告还特别强调，由于人口众多、受新的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第一，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还如此众多，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降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第二，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第三，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根本缓解。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第五，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该报告还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的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关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关键发展阶段的判断，被广泛引用，但也有一些争议和质疑。但现在看来，它很类似于一种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和判断。
（三）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的判断
2010年的社会蓝皮书总报告，以“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为题，指出我国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而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开始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这篇总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成长阶段的特征，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
该总报告强调，这个新成长阶段呈现的一些新特征，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并且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新成长阶段的主要任务。
应当说，我们比较早地感觉到，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改革开放前30年所面对的主要发展问题和挑战与之后的后30年相比，有了重大的差别。后来，我在2015年社会蓝皮书中，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成长阶段”为题写了一篇代序，重新强调了这个判断，认为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趋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该文以一些关键性的数据表明，我国发展出现六个方面的阶段转折，即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这些关于新成长阶段的研究和判断，可以说从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诠释了经济新常态作为一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背景以及我们面对的新的战略选择。
五 社会形势判断中几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在25年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过程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时我作为这项课题的实际负责人，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所以说，这项课题研究能够坚持25年，也的确不容易。这里，我记述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一）关于“社会转型”的提法
在写作第一本社会蓝皮书总报告时，就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还是选用了我们当时出版不久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的分析框架，即“社会转型”。但这个概念，当时媒体和官方文件都还很少使用，在含义的理解上似乎也有些敏感，因为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刚刚发生政治巨变，人们对“转型”的概念抱有警觉。当时在讨论中，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之一江流教授就提出一种担心，“人们会不会有疑问，社会转型是往哪里转呢”？另一位主编陆学艺教授和我，则认为“社会转型”的概念有力度，很难找到其他的概念来分析和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经过多次讨论，江流教授拍板，同意使用“社会转型”作为核心概念。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专门写了一段话来定义“社会转型”：“从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推上了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轨道。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积累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正处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社会转型”后来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分析概念，但伴随它的争议和讨论一直存在。对于这篇总报告中关于社会转型的定义，我后来概括为两个巨变的同步进行，即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使用
2008～2009年的总报告，用了一个很响亮、也很有力度的名字——《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当时中国社会各界都在进行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新起点。很多人期待，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就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首尔）奥运会一样，成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发生了汶川地震灾害，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快速反应，国际上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增速明显放缓，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运行困难，我们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感到就业形势急剧恶化，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比较突出。那时，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08年1～9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多一点，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统计城镇户籍非农从业人员的失业情况，并不覆盖一些未登记的失业或农民工失业，因而失去了准确反映我国就业形势的灵敏度，十几年中每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4%略多一点，而这个时期的就业形势有很大波动。
课题组在讨论中，为使用什么指标反映2008年就业形势的恶化而苦恼。恰好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最后就决定用这个调查的数据来测算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各国监测就业情况时普遍使用的指标，国家统计局也已经探索多年，但因为统计还不完善，一直也没有公布。
我们那一年的总报告，在分析就业形势时指出：“从2008年全年来看，就业面临五方面压力：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需要就业的青年达到历史新高；二是自然灾害（雪灾、震灾、水灾）造成一批企业停产、停业和个体工商户歇业；三是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倒闭；四是为节能减排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五是2008年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总报告还强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破产倒闭，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根据对广东部分企业的调查，企业减员一般达到了20%。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5～7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9.6%”。就是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9.6%”的表述，因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差异很大，引起高度关注。而一些并不知道“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差别的媒体，则对此广泛报道，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
在当年一次讨论就业的高层会议上，也有重要领导询问，到底政府部门公布的失业率准确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准确。领导的询问给有关政府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好几个部门都来找我询问和沟通，并且详细检查我们全国大调查的抽样方案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测算方法，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有人授意我通过媒体采访，说明两个失业率的差别，以便消除某些误解。最后，我没有同意主动接受记者采访的建议，担心媒体会进行非学术性的新一轮炒作。我只同意就这个问题写一个内部的报告，并进行详细的说明。
在我们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之后几个月，2009年2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目前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并预测2009年就业形势会十分严峻。据我了解，“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的数据，是根据农业部300多个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推算出来的，这与我们的数据反映的情况大体吻合，关于我们擅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一事，也因此不了了之。这次小风波和我写的关于建议使用调查失业率的内部报告，后来还是发挥了作用，近几年我国已经开始公布和使用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
（三）关于“幸福感”和“政府满意度”
社会形势分析有一个很独特的方面，就是它不仅仅根据客观指标的分析来反映现实层面的变化，也注重根据主观指标来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社会心态”这个词在我国目前已经用得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研究室还把“社会心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并给“社会心态”下了一个定义：“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这个反映社会心理变化态势的概念，在英文中其实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相近的有social psychology、social mentality、social attitudes等，但都很难准确传达中文的“社会心态”的含义。
社会心态实际上是判断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很多情况下，人心向背都会成为社会形势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随着中国的社会巨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相对剥夺感、获得感等，都成为了解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但主观指标的变化，有其特殊的规律，往往与人们的常识判断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蓝皮书对社会主观指标调查数据的公布，也经常引起热议和受到非议。
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些知名专家甚至也认为不合常理。他们认为，中国的农民那么穷、那么苦，你们还说人家幸福感强，这是御用文人在粉饰太平。其实，社会心理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有大量的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幸福感的变化有一个基本的公式，幸福感=幸福的期望值/获得幸福的能力。每个人对幸福的期望是不同的，如果你的信息比较封闭，你的对照比较的圈子很小，你就是与你周边的人进行比较，那么你的幸福期望值可能较低；当你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国内走向国际，你的对照比较的圈子大了，幸福的期望值也会大大提高。而如果你获得幸福的能力不变或者提高的程度不如幸福期望值提高的程度大，那么，你的幸福感就会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富人并不都是幸福的，例如不丹那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却很高。所以，幸福感与发展水平或生活水平完全是两回事，幸福感这个指标也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幸福感可能表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比较和谐平衡，社会中没有充满焦虑和戾气；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示小富即安、封闭自足、不思进取。科学研究要秉持科学精神，不能因为社会舆论把专家讥讽为“砖家”，就向社会舆论低头。后来，很多学者对农民的幸福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得出与幸福感的公式相悖的结果。
2011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2010年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比上年下降，这个结果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政府高层人士的关注和质疑，我也被责令对此做出说明。全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由零点调查集团公司实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总的来看，这条满意度变化的曲线，每年都是沿着一条轴线上下进行微小波动，2010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总体生活满意度这个指标，实际上是由近20项分项调查指标合成。造成2010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职业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娱乐生活满意度和物价承受能力等指标的下降。来自政府高层的质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们认为2010年就业形势稳定、居民收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加速扩大，这些领域的工作成绩都显而易见，那么，为什么这些方面的居民满意度还会下降呢？
这种质疑也促使我们对满意度这种主观指标的变化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总体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因素很多，我们很难像用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三大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那样，找到固定的几大因素来推定满意度曲线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变化的规则：其一，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不是一条持续增长的直线，而是一条沿中轴线波动的曲线，不要期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政府工作的努力，满意度也会像GDP一样，不断地增长。曾有一个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也自己组织满意度调查，结果每一任领导都要求满意度高于前任，结果出现有的调查就给被调查者两个选项，“满意”和“基本满意”，令人啼笑皆非。其二，一些关键点的不满情绪会产生扩散性的影响，把对一个问题的不满扩散到对其他方面的不满上，从而产生总体性的不满。比如物价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2010年的物价水平在多年平稳的背景下一度上升了7%，尤其是其中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肉、蛋、菜等食品价格上升得更多，对庞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这些阶层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这种不满产生了扩散效应，也影响到对就业、社会保障、娱乐生活等方面的评价。再比如，一年中的社会治安各项指标（包括犯罪率等）可能都还不错，但一次突发性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经网络传播渲染，可能会搞得风声鹤唳，从而影响人们对整个社会安全环境的评价。其三，某些细微的社会问题，经长期积累和汇集，到一个关节点上，会借助一些偶发事情集中爆发，使社会心态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
总之，社会心态让人感到似乎是一个充满“神奇”和“意外”的研究领域，就像有时天气阴晴莫测，友谊的小船也说翻就翻。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巨变的背景下，应当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社会心态的变化规律，要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六 继续做好社会形势研究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我国分析形势的蓝皮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只有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两种，当时之所以叫作蓝皮书，是按照国际惯例，相对于各国政府部门发表的白皮书而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来竟然创造性地发展出一个“皮书”系列，到现在每年出版多达400种，除了蓝皮书，还有绿皮书、黄皮书等。社会蓝皮书在25年的编写过程中，也培养出各方面的研究专家，他们通过连续地撰写某一领域的研究分报告，在那个领域成为知名学者。这些学者的大名，大家可以在本书附录的25年社会蓝皮书总目录里看到。社会蓝皮书的很多分报告，后来都发展成独立的蓝皮书，如教育蓝皮书、环境蓝皮书、大学生就业蓝皮书、社会心态蓝皮书等。25年来，社会蓝皮书的年度发行量一直保持在1万多册，很多人到每年年底，都在等待社会蓝皮书的发布。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学者，很多都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的最新发展状况的。在世界各著名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你也能看到它的身影。一种学术著作，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是不多见的，这也被人称为“皮书”现象。
社会蓝皮书这项研究课题，尽管已经进行了25年，但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我希望也祝愿再经过25年的发展，这项研究能够推陈出新，不仅每年要争取有新的亮点，而且要有新的进步，在见证中国长期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也见证自身的成长。自2013年我担任新的职务以后，社会蓝皮书的具体组织工作，都由现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负责。但为了使社会蓝皮书更上一层楼，我记述下继续做好社会形势研究的几点心得。
（一）写好总报告
社会蓝皮书有很多研究分报告，不少研究分报告也非常精彩，但总报告一直是社会蓝皮书的灵魂，写好总报告是保证社会蓝皮书成功的关键一环。写好总报告有几个要点，一是不能简单地根据相关数据做平铺直叙的描述，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和把握全局的眼光，有一个总的逻辑线索和总的判断，从而能够引领各分报告并以各分报告的研究为支撑；二是写作语言上要注意大众化，不必做过多的学术解读和理论阐述，因为蓝皮书面对的不都是学界专家，还有各种社会人士，如政策研究和制定人员、公务人员、记者、企业家、社会组织人员等，要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清楚基于学理的分析，这与写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差别；三是能够把握社会形势年度变化的特点，在每年一样的分析中，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写出年度变化的亮点和趋势的走向。
（二）注意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
社会蓝皮书是年度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很容易囿于短期变化而忽略中长期的发展趋势。而经过这么多年对社会形势的分析，我们发现，那些囿于年度短期变化的报告，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完全忘掉，只有那些同时能反映中长期发展趋势的报告，才能真正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比如，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邀请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执笔，每四年发布一次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主题研究报告，已经先后发布了《东亚奇迹》《东亚的教训》《东亚奇迹反思》《东亚复兴》等研究报告，每个报告都是对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分析，都持续地产生影响并不断被引用，“东亚模式”“中等收入陷阱”等重要命题，都是在这些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对中长期发展趋势的把握，就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年度分析。
（三）注重社会形势的大数据分析
社会学是一门以调查和研究方法见长的学科，在社会形势的分析中，社会蓝皮书也专门设立了不同于其他蓝皮书的“调查篇”，而且在某些方面，大规模的社会抽样调查数据比报表统计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然而，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完全出人预料，并几乎与各种民调结果相悖，这对抽样调查反映实际的有效性提出严峻挑战。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革命时代，信息的获得方式、积累方式和使用方式都发生革命性变化，整体的、综合的、不规则的、不同于一般统计数据的“大数据”，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分析的宝库。面对更多地使用新媒体获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社会，传统的入户抽样调查、电话抽样调查的有效性要得到重新的审视。对于社会形势的分析，也要大力推进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使用，在这方面需要尽快做出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探索。
（四）不断提高社会形势分析的学科规范化
蓝皮书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开出版的智库产品，不同于学术文章，一般不需要进行文献综述、研究评述、提出假设和进行论证等，但也不同于内部的动态情况报告和政策研究报告，在署名、注释、引用、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是需要遵守学术规范，以使其他研究者更加方便地使用这些材料，况且很多蓝皮书目前还出版英文版。要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注重学术规范的、便于操作的分析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社会形势分析的学科规范化，使之不仅为社会所认可，也成为学术天地中的亮眼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