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传统士人

乱世之际的气节崇尚

历史上，大凡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都十分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和身后声誉。古希腊雅典帝国最为鼎盛时期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就极力避免出现在餐桌上或其他非正式社交场合中。据普鲁塔克说，这是因为聚会友好的气氛使人难以保持庄严的神态和仪表。为了不让人感到平庸或厌烦，伯里克利只是在重大场合中露面，并从不对任何事发议论，更不出席所有的大小会议。崇尚礼仪、慎终追远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颇为推崇此类谨言慎行的政治人物。一九九五年《读书》杂志刊发的葛剑雄、张中行诸篇文章中谈论的冯道，怕就是深谙此理的大师。不然，他的人格、人品就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总被争论的话题。

的确，冯道不幸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五代时期。此时易君如易棋子，篡弑相寻，无法理可依。然而，冯道却能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而眷隆不替，身前身后一度享有盛名，真可谓历史一大奇迹。毕竟，当时对他推崇备至的不仅有宋初名臣范质，甚至连宋学开山之祖胡瑗也认为冯道拯斯民于水火，虽事雠而犹无伤。所以，成书于宋初的《旧五代史》的监修者薛居正将其置于《周书》列传，谈到历仕数姓也仅认为犹如一女之事数夫，乃人之不幸而已。只是欧阳修《冯道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冯道可鄙”遂为史家之定评。

晚明时期，李贽大倡“欲颠倒千万年之是非”，所辑《冯道传》将对其的认识几乎推展到今天的思想高度。尤其应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认为冯道在乱世中能够尽安养之力而免百姓于锋镝之苦，虽于君臣纲常有逆，但对社稷百姓则为有功；并强调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学说的精髓，“道知之矣”。当然，李贽对冯道的评价主要针对当时官学即儒家意识形态的虚伪和靡萎。他在寄居麻城之时，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且勾引士人妇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同宿，声名颇为狼藉。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终未能洗刷冯道的历史秽名。

时过境迁，今天的认识虽已不必再囿于宋人的樊篱，但李贽所言也并非符合事理。固然，冯道有其过人之处，至少其政治才能和器识不逊于历史上那些明君贤相。史载：明宗之时，朝中有人讥笑他只会读当时北方村塾中的儿童启蒙读物的《免园册》。冯道闻后召其人说道：很多读书人只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窃取公卿。《免园册》为名儒所集，我能讽之，何浅狭之甚耶！后来，向以文章自擅的李琪进《贺平中山王都表》，却不辨“真定”与“定州”两地名，为冯道所纠正，李琪为之折服。周太祖时，冯道任中书，举子李导被派至他手下做事。初次见面，冯道开玩笑说：“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道，于礼可乎？”即指中国传统礼教的避讳一礼。不料，李导认了真，抗声曰：“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冯道听后，非但不怒，还自我解嘲地说：“老夫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矣。”此外，更为人称颂的是他刻苦俭约和廉洁自律的道德风范——甚至连欧阳修、司马光也未置微词。

可这对一身负大任的政治家来说，恰如农民耕耘、商人贸易、士人诵读一样，原是职业的起码要求和基本规范，值得称颂的倒应是在此之上的那些行为和道德。即农民除了耕耘还能帮助邻里；商人除了贸易还能广施慈善；士人除了诵读还能关心社会；换言之，政治家除了刻苦俭约和廉洁自律之外，还应扶危定倾，正所有不正者。所以“廉”的意义不应被无限夸大。就如顾炎武谈及冯道的“廉耻”时，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阎若璩却对此多少有些异议。在顾炎武此条之下，他写了这样的评议：今天人们动辄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宏布被脱粟，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却是无耻。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可谓最大之无耻。阎若璩由此说：“廉乃立身之大节，而耻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纵观史乘，此说也还有更多的历史根据。晚明崇祯时首辅温体仁，廉谨自洁，虽苞苴从不入门，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却未尝建一策。清嘉庆朝重臣董浩数十年如一日从无疾言厉色，父子两代历事三朝，尽管家产未增一亩之田，一椽之屋，但为政专伺主意。在这个意义上，冯道的才能和器识反衬显出其操守的严重缺憾。

《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元年（954）冯道力争周世宗不可亲征北汉，胡三省注道：冯道历事八姓，身为宰辅，不闻献替，唯谏世宗亲征一事。从具体史实来看，冯道似不是在政治上自甘寂寞之人。长兴元年（930）四月，他率百官上表明宗，请接受“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的徽号。早在两年之前，即天成三年（928）六月，冯道率百僚两次上表明宗，请上尊号，都被明宗拒绝。长兴元年十一月的一天，明宗出宫至洛阳城郊龙门，第二天冯道上奏反对，说陛下涉历山险，万一有所闪失，会使大臣们痛心疾首而寝食难安。长兴元年时雪未降，明宗颇为着急，一旁的冯道劝慰道：陛下恭行俭德，忧及百姓，上合天意，苍天一定会降春泽。这倒使人极易联想起南明弘光年间钱谦益投阮大铖，以妾柳氏出为奉酒。阮当即赠价值千金珠冠一顶，钱令柳姬谢之，并移席近阮，丑状令人欲呕。再由于钱氏其时觊觎相位，日逢马士英意游宴，“闻者鄙之”。当然，冯道更为老练的是，劝世宗不必亲临锋镝是其唯一力谏。尽管世宗不悦，最终命他奉梓宫赴山陵。所谓“为人主的安全而谏，谏之越力，宠之越甚”。

关键在于，“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长兴四年十二月，明宗去世，第三子宋王从厚立，是为闵帝。不久后（清泰元年，934）明宗养子，时为凤翔节度使的潞王李从珂叛，闵帝派去的讨伐将领又纷纷临阵反戈，举兵而东，闵帝不得已逃奔卫州，李从珂即将进入洛阳，冯道等忙议上笺劝进之事。尽管当时的政治风气总体上已是“绝无有以更事数姓为非者”, 然士大夫之气节作为基本的政治伦理仍然有效。否则，一旁的中书舍人卢导就不会提醒他说：百官可以班迎潞王入朝，废除闵帝，在法理上还须太后的教令。冯道却以事当务实而不予以理睬，以致卢导愤愤地说：怎么能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颇耐人寻味的是，居丧期间这位被其抛弃的闵帝，冯道曾率领群臣参拜。冯道进献忠辞曰：陛下长时间地处于苦痛之中，臣下都希望一睹圣颜。居丧期过后，闵帝释缞服，复常膳，群臣拜谒被其抛弃的闵帝，冯道升阶进酒，闵帝回绝道：我不喜此物，除宾友之会，滴酒不沾，“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饮啖！”

闵帝败亡的原因，薛居正总结说，非少主有不君之咎，盖辅臣无安国之谋。问题是这一时期国君的更替是否仅仅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与天下黎庶无关？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天福七年（942）五月，晋高祖病情日益恶化。一天早上，冯道独对。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来参拜，接着又令宦者将其置于冯道怀中，希望冯道能在自己身后辅助其幼子。可在高祖去世之后，尸骨未寒，冯道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擅自奉高祖之侄石重贵为嗣。当时晋国的形势是燕云已丧，河北无险可守，敌兵一出，即抵邺都，可石重贵嗣位之后，不自量力与契丹相争，终酿得开运元年正月强寇分道攻晋，三年后占领开封，生灵惨遭涂炭。

冯道的缄默自有所在。他早年事为人极其残暴的刘守光。此人囚父杀兄，踞弹丸小地妄自称雄，他不谏；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之后日益骄奢，他也不谏；唐末帝李从珂与晋高祖石敬瑭争雄，他还不谏；汉隐帝狎群小，杀大臣，他又不谏。毋庸赘述，每一次政局的跌宕都伴随着乱军旬日剽掠，生民糜烂于兵。王夫之因而说：冯道之谏都是舍大以规小，留余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缄默之咎者也”。当然，王夫之可能责人过严，生逢乱世，冯道自有难处。他在唐潞王时已拜三公，晋高祖入洛时又为宰相；凡遇决策总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有人曾对晋少帝说：冯道只能作为一承平时期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参禅僧人去飞鹰搏兔。意指他虽机辩无穷，而不能应物。正如天福三年七月，他奉命出使上尊号于契丹，当契丹王劝其留下时，颇为机智的应对和脱身之策显其“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再看晋高祖石敬瑭最初派遣兵部尚书王权，王权以自己累世将相，耻之，以年老和有病推辞，并对人说：“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晋高祖怒，将权撤职，方派冯道，说此行非卿不可。“冯道面无难色”。即可见此人挟小智慧而无大精神，不知耻也。

欧阳修曾说冯道“易面变辞，曾无愧怍”，似乎也有例外。乾祐三年（950），郭威兵至洛阳，汉隐帝这时已被乱兵所杀。郭威准备称帝，但为了稳定局势，仍假称要辅立宗子。时，太师冯道率百官谒见，郭威见之犹拜，冯道受拜像往常一样，许久才说：“你此行可真不容易！”胡三省说，这正是冯道为了表示自己的器宇凝重。后来，郭威请冯道诣徐州请汉高祖侄，时任武宁节度使的刘赟继位，道说：这可是你心里想的吗？郭威发誓，冯道仍不相信地说：莫让老夫去说谎。临行时还对人说：“平生不谬语，今为谬语人。”果然，刘赟一行至宋州时，郭威权力已固，决定自己做皇帝，召冯道先归。这时，赟知死期已到，对前来辞行的冯道说，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故无疑耳。刘赟悲痛地问道：今事已危急，“公何以为计？”对于冯道此时的默然，胡三省注道：无以答赟，故默。冯道自谓痴顽老子，良不佞也。

或可为冯道做点辩解的是，五代藩镇都为武人，恃权任气，凌蔑文人。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为政苛暴，书记张式谏。张彦泽怒，引弓射之，式急走未中，慌忙逃走。张彦泽派追骑二十，下令如张式不来，就把他的头颅取来。后终于将张式捉获，张彦泽亲自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赵翼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所以，冯道除在重大事件上保持缄默之外，行为处事十分谨慎。晋高祖天福四年八月，帝曾访以军谋，冯道却之，说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其只是一书生，只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晋高祖废枢密使一职，权力一委中书。天福七年七月，冯道厌其事烦，三次上表请晋少帝依旧置枢密使，庶分其权。同月，少帝遣使就中书赐冯道生辰器币，冯道则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辞不受。

固然，对于那些骄横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与不可言者言之，是为失言；但君子不忍缄默者，还是因为忠诚者之谏可能虽对时势无所补救，辩说却能影响天下，灾祸或许不致更为恶化。即便做不到这一点，退一步也不会因此而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薛居正记载，唐庄宗极好打猎，每次出猎没有不蹂践百姓苗稼的。一天他到了中牟县，该县令冒杀身之祸，犯颜谏道：“为民父母，岂其若是耶？”最后，庄宗勃然大怒，准备问罪，还是在一伶官的劝解下作罢。

那个时代并非每个统治者都嗜杀无度。后唐末帝李从珂性仁恕，所纳不倦。清泰二年（935）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指责末帝用人率多滥进，以致武将战则弃甲，穷则弃军；文臣鲜有艺能，多无士行。他请求朝廷对大臣重新进行考评，使有才者擢居大位，无才者移之下僚。疏上，立即引起满朝哗然，很多官员要求对史进行惩罚。末帝却说，史在德语气太凶，其实难容。不过，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如果朝士有言获罪，将来谁再直言。唐末帝遂颁诏不加史在德之罪。而其后的唐明宗出自边地，即位时已六十岁，为政颇为淳厚。每天晚上都在宫中焚香仰天祷祝，说自己原是蕃人，遇乱世为众人推戴，事不由己，愿上天早降圣人，与百姓为主。长兴三年三月，春雨淫靡，久未晴霁，明宗甚忧。冯道劝道：此为天之常道，行政有违于天时，是吾人臣下的责任。只要陛下广施恩惠，久雨无妨圣政。与之不同，大理寺卿康澄在稍后的同年十月里上疏，指出此时阴阳不调，天时不利不足惧，可畏的是当朝潜在的政治危机——贤人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循，廉耻道消，誉毁乱真，直言蔑闻。就此，薛居正说，明宗能够力行王道，时亦小康；但臣子非才，遽使其功绩最终泯灭，“良可深叹矣”。

颇能体现他聪明绝顶的是他预料到身后会有一系列的褒贬驳辩。晚年特别著《长乐老自叙》讲述自己的惶惑和不安。他担心的是：“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李贽则很不经地评论道，此老实是名妓转世，“又是撒娇故态矣”。当然，从今天的立场来说，最应避免的是以今人的道德观念苛求古人。实际上，就冯道未能死节和遁隐而言，也还有能够辩解之处。一方面，在宋以前儒家似乎没有刻意强调这一政治伦理。所谓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未遭先贤痛斥；桓公杀公子纠，管仲未死节，反而帮助桓公，子贡问道：“管仲非仁者与？”孔子则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死节和遁隐只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提醒士大夫们应该如此，而非一必须如此的政治原则。不然，何以每次王朝更替，死节之臣和灭迹山林者，几乎都是些布衣之士，以及被冷遇排斥的闲官末僚，而鲜有高官厚禄、深荷帝恩者。

既然在传统中国实践这一道德原则的也只是那些愿与其文化共命而同尽的圣人君子，那么由此反观冯道其人其事，吾人无法设身处地体会那一乱世的恐怖和困窘；再至今天的消费享乐社会里，生命的意义虽更在于追求事功而非坚持信仰，自然应有所宽容冯道同样有着一般人性意义上的怯懦和平庸。但作为一高层政治人物，阅尽眼前发生的种种灾难，不怒、不争、不谏、不走、不隐，专以全身远害，则实在让人难以恭维。尤其是当历史早已翻过了为一家一姓死节的意识形态，其背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原则，恐怕仍不应被今人轻易废弃和搁置。毕竟，最近一次的旧话重提，是在那个士多失其守、歌功颂德的年代，陈寅恪再次高度赞扬欧阳修撰《五代史记》而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力，崇尚气节。或许在于他始终坚信，这个民族并非就注定只有那么一个孱弱和麻木的心灵。

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