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学者的本分

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所收获。一句耳熟能详自我解嘲和安慰的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在学术史意义上“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入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一块又一块的青砖黄瓦。

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他/她生不逢时、身处逆境，大多数人也不会知难而退。这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喀索斯，对自己在水里的倒影爱慕不已、难以自拔；否则，如何能长年累月、不离不弃地坚持下来？就此吾人可以举出太多经典事例。如司马迁抱怨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却仍坚信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乾隆年间《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一生处在“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但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再有稍后一些的德意志，叔本华于一八一八年前后撰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多少年来几无人问津，可他仍然信心满满地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忘我投入、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事例，那就举不胜举。一个颇为生动形象的说法即一九四九年发明避孕药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学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1923－2015）的回忆录所言：“扮演学术成员妻子的角色简直糟糕透了，同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的‘情人’带回家去的科学家一起生活，绝对是难以忍受的。”

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这是韦伯在其人生最后一年即一九一九年为慕尼黑大学学生所做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之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制度，规定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要从除听课费之外别无薪水的编外讲师做起。韦伯的家境相当优渥，不在意讲课费。他最初在柏林大学开设商法和罗马法课程，选修的学生数量太少，其中有一位还是走错了教室。由于第一次上课，至少得有两三位学生选修，韦伯请这位学生将名字留在选修名单上，并承诺退还十个芬尼的听课费。逮至一九一九年，当韦伯发表这个著名讲演时，他在德国学术界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没有多少学术影响力。所以，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就中国当下的语境来看，韦伯的这一质问恐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毕竟，吾人大学目前的薪酬制度是“竞赛制”，教授分“基底工资”加不同档次的“岗位津贴”。虽没有统计数字论证这个基底工资为全球最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学者几乎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当政者设计了在基底工资之上几倍于此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绩效考核”。再有所谓“长江学者”“特聘”“资深”“学术带头人”等五花八门的评选，都与获得者的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各种评比的结果无非“水落石出”，同一专业教授之间的收入形成不少于几倍的差距。作为参照，欧美、日本、新加坡乃至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学者薪水是“达标制”，除了少数讲座教授，只要拿到“永久教职”，同人薪酬水平是相差不多的“水涨船高”。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校也不会额外给他/她任何经济补贴。所以，当下中国的不成功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是上天赐予学者一小点睿智，在于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说出、写出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将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加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象。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她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带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否则，他们就像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于一百多年前所说的那样：“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自己思想的婴儿，就像犯溺婴罪那样。”

除此之外，不成功的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共事，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长时间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〇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上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在于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当局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政府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韦伯称其为“惩罚教授”，并认为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发挥社会作用的前提和条件，当局不尊重大学的自治传统，也就是不尊重学者通过同行评议和审核而选择同事的应有权利。韦伯担心会在年轻学者中培养出一种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市侩精神，诱使他们走向为权力效劳而谋求“出人头地”的提升捷径，致使大学充斥着一批丧失独立人格，为谋取现实利益而蝇营狗苟的所谓“生意人”或“工匠”。

笔者不揣浅陋地将自己近三十年来陆续刊发于《二十一世纪》《读书》《文史杂志》等文化思想评论期刊，以及这两年来因不太合时宜而未能刊发的一些文字，汇编成书。全书虽分三个主题——“传统士人”、“近代变革”与“学术制度”，核心问题却是试图讨论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学术外部、内部环境。这些思考的目的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就像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虽曾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威廉·冯·洪堡等人却认为，通过创办一流大学，普鲁士能为自己赢得德意志各邦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后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如此，德意志通过颁布一系列保证大学自主探索真理权益的法规，用学术自由弥补了政治自由的缺失，致使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逮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尽管德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大学却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学纷纷效仿的典范和楷模，教授则普遍被人认为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我”。此时，尽管韦伯仍然说“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学术生涯甚至被视为“一场疯狂的冒险”，但学者置身的研究环境已是洪堡当年期盼的“大学需要与世隔绝（Einsamkeit）和自由（Freiheit）”。

如果吾人真能像韦伯所说倾听天启般的志业呼唤，尽管太阳底下总有阴影，大学校园里还会有不少爬到前面的“平庸之辈”，但学者能够不受太多限制地进行研究和表达，就一定可以像快乐的小鸟在密林深处自由地歌唱和飞翔。至少面对如此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也可以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自然就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那又何妨！

何黎锦、李洋同学帮助输入了此书的部分文稿，并做了一些前期的编辑；南京大学历史系提供了出版经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邵璐璐女士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胡成

2016年岁杪